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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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到他身边，他仔细地把我们看了又看，轻声说：“看到你们很高兴。”他轻声询问我们一家人的情况，接着又费力地从枕头下面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北京日报，指着上面一段文字让我看。
　　报纸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是北京市服装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我的名字列在榜首——一等奖中的第一名；消息已经被用红笔圈出，旁边还有一行红铅笔写的小字“小英得奖”，字迹带着颤抖的痕迹，我看出那是父亲的笔迹。
　　看到他病得如此沉重，连饭都吃不下、说话都费劲，却还在关注我，甚至连报纸上这样一条获奖消息都没有漏掉，我想，他一定反复看了多遍，然后圈点、写字。这小小的几个红字，那该是他费了多大劲才写上去的，那是做父亲的心血，他是在为他的女儿取得的成绩骄傲啊！
　　我的心在痛、在颤抖，我默默地看着、听着，眼眶里热辣辣的，我拼命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
　　那天，在我们面前，他坚持不肯躺下。这，对于水米不进的他太困难了，但是他却依然硬撑着。
　　我明白，他在用他最后的力量把他斗士的形象留给女儿。为了不再消耗他那仅存的体力，我们只好忍痛告辞。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女如影（10）
临别之际，父亲握住了我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道：“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我祝你们前途无量。”
　　我至今仍懊悔，情急之下，竟没能和父亲留张合影。
　　那天，依他的嘱咐，我默默地带走了报纸，就像带上了父亲的关爱。我记住了他简短的叮咛，就像记住了他所有期望。
　　我俯在他的耳边，轻声地安慰他要好好养病，说我不久还会再来看他……谁知道，这竟然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1988年6月22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南京出差。21日深夜，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气温骤降，我被剧烈的头痛折磨，连续吃药也止不住，我心中似有所感，一整天惶惶不安。直到22日晚上接通北京长途，知道父亲在当天凌晨，永远地离去了。
　　我没有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没和自己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我的身世当时对公众还是个秘密，我不想由于我的出现而让事情在那个悲伤的时候变得复杂，不想让我的母亲和大娘在那个悲伤时刻再受到任何舆论的骚扰和伤害。背负着父辈隐秘的我，却只能默默独品失去父亲的哀痛——因为我想维护他，想维护他与母亲之间那苦难的恋情。因为，逝者虽已远去，生者仍需前行……
　　我相信父亲是懂得我的良苦用心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因为我们血肉相连。
　　■　无愧的心祭
　　2007年7月14日，在萧军诞辰100周年之际，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萧军全集》终于出版了，纪念大会和新闻发布会一起举行。看到人们能够如此隆重纪念自己的父亲，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也为了自己能够为全集的出版做过一些事情、尽了一份力量而自豪。
　　通过接触作品与父亲对话，我发现，我们的心真的是相通的：对他字里行间、言谈话语之中彰显的思想、主张，常常会引起我的共鸣和认同；而我一些基本的观念，居然也可以在他那里寻到踪影！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忽然意识到，我就像一幅作品，由他创作而成。其实，他灵魂中许多基因早就已经烙印在我的生命之中。我还发现，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能理解他。
　　我开始试着让自己跳出我们血缘的关系，不再以女儿角度，不再加以个人恩怨、得失，而是用读者对作者的眼光来重新看他，用对平常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尽量客观而公平地衡量他，让他重新在我心中定位。
　　我看到了一个“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辛酸而无奈的“拼命三郎”；一个穷其一生，在时代的震荡与漩涡中艰难而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的跋涉者。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真的很了不起，尽管他有着缺点和错误，尽管他也有无奈和软弱的时刻，尽管他的失误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可是他还是被爱着他的人们所原谅。
　　我开始爱他了……
　　我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表达我对他永远的怀念、和一份发自内心、深切而无愧的祭奠。
　　我与父亲萧军，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彼此的生命之中。■
　　（本文为鲍旭东女士授权发表。囿于篇幅，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删减。）
　　＞＞　1984年，鲍旭东一家看望萧军，与萧军合影。由王德芬拍摄。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　作家萧军雕像，辽宁凌海市凌河公园。萧军（1907－1988），凌海市下碾盘沟人，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品《八月乡村》等，家乡1990年为其立纪念碑。图/FOTOE
　　＞＞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演。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去延安后，曾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图/FOTOE
　　＞＞　1983年5月，萧军在后海海北楼阳台上。图/CFP
　　＞＞　1936年10月22日，鲁迅先生丧仪——章乃器先生在鲁迅墓地发表演说。左起：萧军、姚克、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前排右起：许广平、周海婴。图/FOTOE
　　＞＞　萧军故居，北京后海海北楼。图/CFP
　　＞＞　1937年春，作家萧红、萧军（后排左三）与许广平（后排左一）、周海婴（前排）在鲁迅先生墓前。图/FOTOE
　　＞＞　本文作者鲍旭东2010年拍于北京。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　1933年，上海，萧红与萧军合影。图/FOTOE
　　＞＞　抚养鲍旭东长大的包妈妈和六岁时的鲍旭东。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　1971年，萧军送给女儿的照片，旁边是萧军写在照片背后的字。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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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1984（1）
图┃郭建设　　　文┃杨东晓
　　1984年10月1日，*柬埔寨联合政府三方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参加了中国的国庆阅兵式。次日，“三巨头”接受《中国日报》独家采访时，还显得很激动，并且对柬埔寨的前途都表示乐观。
　　次日，《中国日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刊登了采访稿以及采访“三巨头”时的现场照片。这张报纸后来成了记者团进出柬埔寨各战区的特别通行证。
　　这年年底，联合国将讨论柬埔寨问题，三方武装力量正在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日报》是一份在联合国能够看到的英文报纸，民柬希望国际社会能从《中国日报》上看到他们在抵抗越南入侵时的团结、合作。从10月5日开始，《中国日报》派出的以张惠民为团长，摄影记者郭建设和文字记者于文涛为成员的记者团，对红色高棉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战地采访。
　　越南支持下的韩桑林部队，把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打到了柬泰边境的梅莱山。1984年，波尔布特的民柬国民军号称有10万大军。中国记者在这里看到了一支完全由吃苦耐劳的农民组成的部队，忠诚、勇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头脑像波尔布特要求的那样——纯洁。在经历过数次残酷的“大清洗”后，也只有头脑“纯洁”的人，才能跟着他们的领导人站在柬泰边界这块抗越的最前线上。
　　宋双对外号称有两万军队，这派武装力量有迷彩服、摩托车，还创办了军事院校——只有小学校那般大小。
　　柬埔寨还有一股力量，只有大约3000到5000人，总指挥是西哈努克亲王的第五子诺罗敦·柴可蓬（音，Norodom　Chakpong）。
　　这一年，红色高棉正处在低潮期，不仅在军事上被赶到了边境，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因其高压、大清洗而落至最低点。一部揭示红色高棉政权血腥屠杀的名为《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又译《杀戮之地》）的美国电影已经拍了一年多，几个月后就要公映。记者团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梅莱山区的。
　　■　红色高棉
　　进入梅莱山几乎没有路，吉普车在45度的陡坡上行驶。
　　于文涛说，柬方非常重视中国记者的安全问题，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一个班的兵力随身保卫。热带丛林里没有路，但处处是游击战场，双方埋下的地雷、竹签阵等致命武器无处不在。保卫他们安全的士兵把记者团围在中间，记者只能踩着他们的脚印走路，才不会触雷。
　　晚上三位记者睡在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下榻过的国宾馆里——小树林中的一个木棚，有只木床有顶蚊帐，这是战地接待的最高待遇了。负责安全的士兵们则在四周彻夜巡逻。
　　白天，红色高棉的阵地上，活跃着一支妇女担架队，把受伤的战士抬下来。周边的民众，对于炮声和零星的枪声早已习以为常。令中国记者触目惊心的，是因地雷爆炸而截肢的伤员。因为双方使用的都是步兵雷，一旦触雷，小腿极易被炸断。在前线，有很多小腿截肢的战士。摄影记者郭建设在后方拍到了柬埔寨一家义肢厂。这里使用的义肢非常简陋，截一断树木就算是“小腿”，一个像鞋匠钉掌用的铁片，就算是脚。截肢后的伤残军人，后半生就靠这样的“腿脚”走路。
　　这里有国际人道组织派来的志愿者，有一个简陋的医院，唯一的医生是民柬政权卫生部长秀臣。秀臣出身贫苦，通过努力成为一名医学博士。记者到的那天，他正在给女病人动阑尾炎手术，由于医疗条件太差麻药效果不好，病人的手脚都被捆在手术床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红色高棉1984（2）
■　前线
　　郭建设要求到前沿阵地看看。于是，一支由70名士兵组成的警卫部队“包围”着他，把他带到了前线。一路上，被抛弃在原始森林中的废弃油桶接满了雨水，蝌蚪在桶中游蹿，这就是战士们的饮用水。
　　这一天前线没有战火，用过的弹药箱里，盛着土种着花。这块山地的面前，是莫测高深的原始森林和随时可能响起的枪声。在这里，越军与红色高棉一相遇，四五个人就能打一仗，而且还能算上个大仗。他们普遍学会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这块山地的背后，是富庶的泰国，蓬勃的农田即将丰收的稻田正在飘香，更远处甚至能看到远处蔚蓝色的大海。
　　一位警卫员身上背着一个大包。到了前沿郭建设才知道，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背的一天的饮食，军方怕前沿粗糙的食物会引起他的不适。郭建设很受感动，把这一包饮食全部留在了阵地上。
　　前线无战事，回司令部时他们走了另一条新路。刚到司令部就听说，如果原路返回就会碰上一场遭遇战。
　　■　见到波尔布特
　　10月中旬的一天，记者团突然得到通知，要去见一位神秘人物。
　　原木横放下来，搭出一条路来，通向梅莱山区深处一个五、六十米高的小山丘。一间用木头和草搭建的四处通风的棚子，里面用空的弹药箱整齐地垒出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这间宽敞的棚子就是民柬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波尔布特的司令部。
　　波尔布特，美国中情局永远找不到的神秘人物。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开出现在媒体面前。
　　出现在于文涛等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1984年，他已经61岁。
　　波尔布特直到1998年去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政策的错误。接见中国记者团的另一位高级将领在回答红色高棉杀人这个尖锐问题时，不承认杀了外界所说的那么多人，只承认可能错误的政策导致了一些人的死亡。
　　波尔布特情绪非常饱满，兴致很高地和中国记者谈了8个小时。他讲到红色高棉在军事上的大好形势：他们有能力抵抗越南入侵，消灭了多少越南侵略者、破坏了多少公路、炸毁了多少桥梁，取得了多么大的成果。
　　在于文涛的眼中，波尔布特是个风趣的老人。他生动地给记者们讲他们成功地奇袭、成功地搬掉越南人的据点。
　　他给满头白发的张惠民送了一根竹杖，送给于文涛和郭建设当地人手织的水布。波尔卡特介绍说，水布用途很多，冷了可以披身上；往腰里一系就可以兜粮食。
　　这次采访，让人们在《中国日报》上看到一个团结一致抗越的，人心所向的柬埔寨*柬埔寨联合政府。不久以后，民柬三方武装力量在联合国占有了合法席位。■
　　＞＞　小男孩腰上系着子弹袋。（左）
　　＞＞　宋双部队建立在草棚里的军事学校。（右上）
　　＞＞　在河里游泳的孩子。岸边布置着铁丝网。（右下）
　　＞＞　红色高棉的军人，普遍睡这种吊床。
　　＞＞　被步兵雷炸断双腿的民柬国民军战士。
　　＞＞　摩托车冲锋枪，宋双部队。＞＞　运送弹药的红色高棉妇女支前队。（上）
　　＞＞　简陋的义肢工厂，工人正在用树桩做义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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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不平则鸣
文┃李兴强
　　2010年6月13日，中国漫画“三老”之一华君武辞世，享年95岁。华君武有70多年的从事漫画创作的经历，漫画是其毕生的事业，鸣社会不平之事，讽剌行为龌龊之人，是他漫画创作的主调。他的漫画作品是中国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见证。
　　“漫画”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新词汇，这种类别在古代称之为“滑稽”。丰子恺连续在《文学周报》发表作品，并引题头曰之为“漫画”，“漫画”一词自此而始。在西方艺术史中，最早在版画中就出现了很多类似漫画的创作。1831年，法国艺术家杜米埃创作政治漫画《高康大》讽刺七月王朝的统治并因此被捕入狱，从那时起，漫画这一类别的创作在西方已经非常成熟。中国漫画的兴起受惠于20世纪初期报纸杂志的繁荣。虽然中国在1872年的时候在上海就创刊了《申报》，但此时中国的报纸并不发达，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为宣传革命及新思想的需要，广州、上海等主要的大城市里迅速成长起很多新报纸。漫画因可让读者在愉快之中体会到问题的深刻，报纸都乐于刊登漫画，对漫画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君武的漫画艺术生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1930年，就读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华君武刚好15岁，他有感于同学打防疫针时的疼痛，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同学打针时表情，被校刊负责人发现并发表在当期的校刊上，这极大地鼓舞了年少的华君武，他由此走上漫画之路。
　　1933年，华君武赴上海求学。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中心，有众多登载漫画的刊物。在上海期间，他不但结识了一大批当时上海漫坛的重要人物，如丰子恺、鲁少飞、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还结识了丁聪、黄苗子等一批年龄相近的漫画作者。随着他思想认识的提高，他的作品慢慢有了明确的主题。为了与别人的创作区分开来，他以多人物场景表现漫画内容，将社会中的各色人物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以多取胜。大量以“多”为基调的作品给他带来了声誉，人称“画大场面的华君武”。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华君武的好友黄嘉音给他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路费，支持他去延安。
　　在延安，华君武继续创作漫画。很快他就发现了新问题，即他创造出来的作品，很多人都看不懂。有一次，他把画好的漫画挂在工农兵劳动要途经的河边，结果过往的人对它没有任何兴趣，很多人更是头也不抬就走过去了。这让华君武很受打击。为了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