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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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1996年以87岁高龄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43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
　　1953年3月17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做“张萧鹰”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13年。*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抚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她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既不愿为难萧军、不忍拆散其家庭，又不能不顾现实中刚刚出生的孩子今后的境遇，还要尽可能把安宁还给自己的双亲。
　　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决定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留，自愿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
　　我就这样留在了蒋家胡同，留在了包妈妈家里。
　　■　父母之间
　　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1957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
　　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这样两件事：
　　大概是1956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父女如影（6）
张大学的心再一次被深深伤害。她痛苦极了，不愿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会出这样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条以外，她还是照做了。对此，母亲的解释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生活物质极为缺乏，身为一家之主的萧军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营养极差、身体不好。母亲回京生她的第二个孩子，住在外公家里，对这种情况她看在眼里。
　　有一天，趁外公出门之际，母亲立刻招呼萧军过来，把通过特供买来、给自己补身体的大虾端给他吃，还不断地催促，“你快点吃，别让老爷子回来碰见！”
　　这就是我的母亲，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了！
　　由于没能够给母亲一个婚姻，父亲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她，但是当年他确实没有骗母亲。
　　在萧军去世后，我去看望萧军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经亲口对我谈起此事。
　　大娘说：“当年你妈妈怀了你以后，你大爷（指萧军）就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说是因为他爱上了你妈妈，却说是怕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接着，她又说：“小鹰，你想想，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爱着别人，心里该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离婚。后来是你妈妈不愿意拆散我们的家庭，自己离开了北京。”
　　她还告诉我，“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也常和你大爷一起去包妈妈那里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话，因为，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们也对我这样说过。
　　■　父爱无涯
　　萧军一贯留给世人“文坛斗士”、“关东硬汉”的印象，其实，萧军也有着温柔、深情、细致甚至忍让的一面。对于他那深藏在心底的舐犊之情，我是别有体会的。
　　也许是童年的我与亲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太少，所以对于在一起度过的某些时光，倒反而记得更清晰。
　　我与父亲长得有些像，特别是眉眼之间，加上小的时候圆圆胖胖的，像个男孩儿。父亲给我拍过许多稚气十足的照片，还在其中一幅照片背后题了一首打油诗来“丑化”我：“眼呈三角形，嘴像抛物线，哪像女孩儿？分明小浑蛋……”怜爱之情充溢其间。他还曾经不无得意的对张大学说：“要是把小鹰放到鸦儿胡同，那就是一个队伍的！”——意思说我与他其他儿女长得很像。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自己的大头像，照片上的我，大概五岁左右，圆圆的小脸，弯弯的笑眼，嘴巴咧着，笑得甜甜的，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仔细看，会发现我的头发上居然别着一枚曲别针，这也是父亲萧军的“杰作”。
　　那天，他到包妈妈家接我出去玩，想在中国照相馆给我照张照片留念。他自己很喜欢照相，也喜欢给孩子照相。那时，他每年都会给我照几张相。后来我长大些了，从五年级开始，他曾经要我每年都要照一张照片送给他。
　　等到要拍照了，摄影师发现我前额有一缕碎发总垂下来，挡住我的眼睛，就让萧军找个发卡帮我卡住头发。
　　上哪儿去找发卡啊？萧军转了一圈，见摄影师还等着，他一眼瞥见纸篓里的纸上有个曲别针，急中生智，立刻就拣出来把它别在了我头发上、留在了照片上。
　　从我出生住到包妈妈家里，直到*开始之前，萧军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时，每周要去两三次。

父女如影（7）
1966年，*前夕，我上六年级了。一天晚上，萧军又来看我，临走时让我送送他。路上，他告诉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亲”。
　　由于我从幼儿时期就已经从包妈妈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所以并不吃惊，只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
　　那个晚上，在路灯昏暗的小路上，萧军简单讲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并承诺等到我18岁时，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会把他与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给我。
　　然而，这一切没能完全实现。
　　*中萧军家里几次被抄，许多东西不知去向。我只从他手中接过几张照片，其中有他为儿时的我拍的照片，还有他与我生母在北海和颐和园的合影。在这些照片后面，萧军或题了诗或写了字。题着“丑化”我的打油诗的那张“杰作”，也在其中。
　　1966年开始的*，我的父母就都没了音信。外公外婆在*刚开始抄家之时，就被公安部门带走保护起来，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后海边的小楼人去楼空。
　　我的生活，就全由包妈妈一家承担起来了，我也彻底成为了包妈妈家的一员。
　　1969年9月，我去了黑龙江兵团。
　　1970年冬天，我从黑龙江兵团先后给北京和山东有关部门写信，请他们帮忙寻找萧军和张大学的下落。
　　1971年初，我收到了父亲萧军寄来的亲笔信，信上简单述说了他几年来的情况，还寄来一张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精神还好。
　　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一段话：“英儿，这是我第一次还家照下的一张照片，送给你罢！萧军　时年六十三岁”，我现在仍旧珍藏着。小时候我总嫌“鹰”字太难写，就偷懒写成“英”，于是后来就鹰、英通用了。
　　母亲张大学的信来得稍晚些，她在*期间被抄家，被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随着丈夫一起下放到了边远农村。
　　接到父母来信，知道他们都还健在，我悄悄地哭了。因为，当时我的头上顶着数顶黑帽子：反动文人子女、封建领主后代、修正主义海外关系……连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也不能表达。
　　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也一直牵挂着我，时时关注着我的消息。
　　1973年初，萧军得到一个关于知青返城的消息，当晚就赶去告诉包妈妈，恰好正赶上我回京探亲。这是我从*开始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看着他满头白发和消瘦的脸庞，我有些心酸。
　　在1973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见到母亲则更晚些，已经是1974年的秋天，我们已近十年没见了。
　　十年，一个孩子成长中不可复得的非常岁月，他们却都无奈地错过了。
　　到了197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萧军*的消息后，就赶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复出了，要重新以作家身份开始工作了。
　　接下来，他开始不断出席各种会议，应邀到各地演讲，带团出国访问，十分繁忙。我在为他高兴之余，心里始终有种深深地忧虑。我担心突然的生活改变和工作压力会伤及他的健康。
　　由于萧军年事已高，复出工作之后越来越忙，已经没有时间来看我了，我又不愿意去他家。我们见面机会变得很少了。我只有在心里默默祈求上天保佑他平安顺利。
　　他为此特地叮嘱我：“这里是你的家，想来就来，没人能拦你。你大娘对你是很好的！”还特别告诉我说：“在这些孩子们里，小耘是最像我的，她知道你的事情，不会对你有偏见，以后你可以多和她来往……”　。。

父女如影（8）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忽视对我的关注，我的每件大事，都会听到他真诚的意见。
　　1981年我准备结婚，他知道后叮嘱我说：“结婚之前你是两条腿走路，一旦结婚，你们两个人只有三条腿了，其中一条是被婚姻的带子绑在一起的，所以要注意协调行动、互相关注，不然是会摔跤的……”随后又让大娘取出200元钱给我，我不肯收，他说：“这是咱们家的规矩，女儿出嫁给200元钱，生了小孩子，每人100元，所以这个钱，你是一定要收的！”
　　果然，到了1984年元旦，我和丈夫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去看他，他高兴极了，还没忘记送给女儿那“规定的”100元钱。
　　当知道我为女儿取名“韵乔”后，做了外公的萧军说：“好文化的名字啊！”当我哄着女儿，让她亲亲外公时，小丫头却一脸不情愿，把头扭向一边。萧军见状哈哈笑着，解嘲般地说道：“不亲就不亲吧，反正一个老头子也没什么好亲的！”
　　大娘王德芬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一家三口与萧军拍了两张合影。照片上的小丫头坐在她外公的写字台上，神气活现，萧军则坐在她旁边笑得像个弥勒佛。那时的萧军已经“发福”，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个面面呼呼的胖老头了”。
　　后来，母亲来我家里看到了那两张照片。她注视着照片的目光充满温情，久久不肯离开，我知道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萧军，就把其中的一张送给了她。
　　■　父女连心
　　人们都说“儿子像母亲，女儿随父亲”，不知此话是否百分之百准确，不过我的性格和萧军确是相似之处颇多。
　　我想，最能让他体会我俩相像之处的，还是那次我冲他发火一事。
　　好像是1984年的秋天，接到萧军的电话，让我去他家。我到了才知道，原来是大娘说缝纫机不好用了，让我来给修一修，大娘去看电影没在家。
　　事情本来没什么，可是当我干完活，看着眼前的一切，想着自己居然是以外人身份来到自己父亲的家里，心里多少年的委屈就都涌了上来，无名火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我张嘴就冲着萧军问道：“你今天要是没这件事，是不是就想不起我了？我是谁呀？凭什么让人呼来唤去？”
　　对我的突然发火，父亲稍稍有点意外，但是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一点没有生气，站起身来把我拉回到椅子上坐好，并把自己的水杯递给我：“别着急，喝口水、消消气，慢慢说！”
　　然后，他坐在旁边的小凳上，手里握着烟斗，边点着烟斗，边笑呵呵地说：“还这么大脾气呀？我的女儿怎么都厉害得像小辣椒似的啊？”
　　作为父亲的萧军此刻肯定感觉到了女儿心里积郁的委屈。他开始询问我的情况，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听完我的诉说后，他语气凝重地对我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这里也是你的家，你随时都可以来！还有，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事实！别管旁人怎么说……”
　　哪知道，他这番话语却勾起了我沉积在心里多年的辛酸。百感交集之下，我不假思索地反驳道：“你以为谁稀罕做你的女儿吗？我还不如做个农民或者泥瓦匠的女儿呢！他们肯定护着自己的孩子的！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别的孩子都笑话我、欺负我！……”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别人的孩子，总怕人家不要我！”
　　“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父女如影（9）
我一股脑地倾倒着满腔的积怨，根本顾不上父亲的感受。
　　萧军听到这些，没有说话，只是神情凝重而忧伤地看看我，然后，微微低下了头，许久没有抬起来。
　　停顿了一会，我又气愤地说：“要不是包妈妈收留我，我一个出生七天的孩子，像个小猫似的，早就死了！”
　　这时萧军抬起头，看着我，慢慢地说：“是啊！他们（指他其他的孩子）都在我身边，就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是我对不起你啊！”
　　听到这话，早已忍不住的泪水终于流淌下来。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自己的父亲诉说自己的委屈，在父亲面前哭泣。面对着伤心的我，萧军像是哄小孩子般的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看看，你看看，趁我还活着，你有火就发吧，我要是死了你跟谁发去呀？”
　　我越发难过，索性哭出了声音，萧军赶快更正：“好了好了，不哭不哭，我不死，好好活着听你说，行了吧？”
　　待我渐渐平静下来后，他又一次叮嘱我说，“以后有话就来和我说，不要再憋在心里，我是你的父亲啊！”
　　多年之后，每当想起此事，我鼻子都会发酸，眼睛都会模糊，仿佛萧军还坐在那里，以一位父亲的情怀，带着自责和歉疚、怀着对女儿的痛惜，包容地听我诉说……
　　■　最后一面
　　1988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萧耘的电话，说是萧军想见我，让我到海军医院去一趟。萧军为治疗胃部肿瘤，住进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由于他的繁忙，我有大约两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1988年4月17日，是个星期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当我与丈夫、女儿踏进病房的一刹那，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瘦弱、苍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经声如洪钟、行路带风的父亲萧军。
　　疾病已经把一个魁梧健壮的萧军折磨得变了样：整个人似乎缩小了一半，靠着手中拽住一条布带，才能够在病床上坐起来，头发几乎全白了，却仍旧直直地矗立着。
　　为了让自己能够坐起来，他双手用力抓着拴在床头的带子，而那抓住布带的手，瘦得能够清楚地看到蓝色的血管。虽然他已经非常用力了，但是说话的声音听起来那么轻、那么弱。
　　我们走到他身边，他仔细地把我们看了又看，轻声说：“看到你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