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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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雅利安母亲
　　相比德国军队制服的“耀眼”，法西斯主义对女性时尚的改造也许更为隐秘，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早在1800年，柏林就是一个以生产和出口服装而闻名的城市。希特勒上台伊始，向他的国民保证：“德国女人要成为欧洲最时尚、最有品味的女人”。
　　可当时德国一流的时装店大都由犹太人经营，在纳粹“排犹”浪潮中，这些人不得不放弃时装生意，导致柏林作为纺织品和服装加工城市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连纳粹骨干戈培尔的夫人马加达·戈培尔，都要向她的朋友写信抱怨柏林时装业的凋敝。
　　没有了服装产业的支持，*者究竟依靠什么方法让德国女性认为自己是最时髦的人呢？纳粹选择的是引诱或者强迫女性服从他们的审美观念。第三帝国一建立，纳粹便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时刻向着公众灌输符合“法西斯精神”的完美女性形象。
　　1938年，一本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女性了望》的杂志这样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外国优秀文化’渐渐进入德国。……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让人迷惑的时代。例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手、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一再陈述以往审美观念的荒谬，暗示着“新形象”，将帮助德国女性走出“迷惑时代”：纳粹鼓吹用科学测量的方法，从眉毛形状到身高体重，为女性提供一组“标准模样”。甚至还开发了今天看来如刑具一般的身体矫正器和电动整形面具，能实现女性“塑造完美躯体”的渴望。可是就算如此荒谬“扮美”德国女性的举措，也不过是昙花一现。1943年，戈培尔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劳动”。
　　相比改造身体审美风尚，纳粹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女性社会形象的规训上。在希特勒的理论中，女性的全部价值就是繁衍后代。臭名昭著的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露骨地宣称：德国女性的特殊价值存在于“延续雅利安人的血脉和种族的繁荣”。　。　想看书来

法西斯时代的制服诱惑：被规训与被利用的美（3）
法西斯统治之下，德国女性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成为拥有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雅利安母亲”，装扮高雅，举止端庄，并且“排斥一切与女性最高职责（生育）相抵触的对美的崇拜，大力提倡女性作为一群健康孩子母亲的形象”。一个多产的母亲，甚至能获得国家奖励——“德意志母亲十字荣誉勋章”就是用来表彰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母亲的。
　　上文提到的马加达·戈培尔，就被当作“新女性”的代表广为宣传。马加达生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嫁给戈培尔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一子。再婚后，又陆续生六个孩子，她也因此获得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勋章。而马加达所有孩子的名字都用“H”开头，以视向希特勒的致敬，希特勒则称她为“全德国最伟大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加达·戈培尔都在扮演着“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形象，是德国女性完美形象的标杆。
　　然而，这个集德国女性之美于一身的人，恰恰无法拥有幸福的生活。她必须一次又一次忍受丈夫的不忠和第三者的挑衅，而为了捍卫所谓“传统家庭道德”，第三帝国元首禁止他们离婚。马加达·戈培尔只能向她的朋友表露心声：“我们这一代弃世而去的时候，德国不会有文化，生活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有的只会是纪律、盲从、制约和命令。”
　　和被纳粹宣传机器塑造出来的众多“雅利安母亲”一样，马加达·戈培尔所谓的“时髦生活”完全建立在极权、谎言和规训之上。随着纳粹的垮台，时尚生活变成噩梦。柏林城破之时，她和六个孩子一起，做了恶魔们的殉葬品。
　　■　虚幻的自豪感
　　相比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在改造社会风尚方面的手段也不遑多让。法西斯*者都对召集盛大的*乐此不疲，可是在我们翻看墨索里尼时代的*照片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参加活动的意大利女性，着装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军装制服、运动服和各地区的传统服饰，尤其是穿着传统服饰的女性，会佩戴各种不同的首饰装饰，比如项链、耳环甚至蕾丝披肩、宗教装饰，盛装出行，与我们印象中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的要求大相径庭。
　　怎么解释意大利女性在*中展示的不同着装风格呢？有的风尚专家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反叛个性，是一种对大众选择（毫无疑问，制服风格是当时最“保险”的流行）的反动。不过，更多学者则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策划的风尚改造工程。服装史学家Patrizia　Ribuoli在其著作《法西斯政权下的国家制服》中这样评价：“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时的政权允许女性穿着地方服饰，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产物：捍卫传统，国家才有荣誉感。”
　　1932年，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旨在监督国内时装生产和创新（尤其是每年两次在都灵举办的时装发布）的政府机构：EAMPNM（Ente　Autonomo　Per　La　Mostra　Perman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两年后，机构更名为ENM（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负责组织和推进全意大利的时尚工业生产，并督导女性穿衣风格。
　　事实上，ENM的一个重要工作原则，就是去说服女性顾客和制造商从意大利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于是，各个地方的传统服饰，被当作“真正的意大利文化”而大力推广。政府开始创办机构，推动各地区与时装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如珊瑚加工、刺绣、蕾丝、草编等等。地方传统服饰再也不仅仅是一种服装饰品，而成为了爱国主义、国家自豪感的代名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法西斯时代的制服诱惑：被规训与被利用的美（4）
从当时媒体长篇累牍宣传的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墨索里尼政权希望通过强调民族传统，培养国家自豪感进而与“危险的”国际社会相抗衡。例如当时有文章写道：“乡村服饰是意大利最主要的风格，而它曾经被都会风格驱逐。……只有穿上这些衣服，才能找回对国家的神圣记忆和精致而诗意的生活。”
　　研究这段时间意大利风尚的Eugenia　Paulicelli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依靠着杂志上那些充满魅力的模特（其中甚至有王室成员），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警告那些去巴黎（当时欧洲的时尚中心）购物的富裕女性：你们是有罪的。”
　　与纳粹德国相似，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也捧出了一位“女性形象”代言人——玛丽·乔西（Marie　José），当时意大利王子翁贝托（Umberto）的妻子。她身穿典雅的意大利式传统长裙的照片，经常在时尚杂志的内页中，引得意大利女士们趋之若鹜。在塑造国家形象和后来的二战中，她的表现都能用“长袖善舞”形容。不过，华丽优雅的时装没能给她带来一份满意的婚姻。玛丽·乔西与翁贝托王子相处得并不融洽，随着战后意大利王室的衰落，两人也早早地劳燕分飞。
　　依靠推广传统服装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自豪感，的确让墨索里尼政权尝到了一些甜头。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不少意大利女性毅然捐出自己的首饰，以资军费。但这并没有把意大利推上强国之路。
　　1945年，愤怒的意大利人将墨索里尼的尸体悬挂在米兰罗雷托广场上。墨索里尼妄图通过古典意大利服装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变成了他的坟墓。
　　战争开启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大大超出二战的界限，一直弥漫至今。二战之前，制服风格、军装元素绝少出现在女装潮流之中，而自1945年以降，军服风潮被设计师大书特书，尤其是冷战阴霾愈来愈浓的六七十年代，或者“”事件之后这样敏感的时间窗里，女装中的制服元素更是频频出镜。墨索里尼欣赏的典雅、高贵的传统气息，为战后“意式风格”的勃兴打下了基础，手工业保护政策也确保意大利时装产业能迅速复兴，并捧出瓦伦蒂诺、费雷、阿玛尼等一系列时尚大师，重新占据欧洲时尚中心地位。
　　虽然无论军装元素还是传统民族风格，都成为二战之后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但我们绝无理由把功劳记在极权主义账上。只有植根于自由意志，时尚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依靠权力、暴行、诱骗、洗脑，肆意强加于全体国民身上的“美”，那是远比丑陋更丑陋百倍的东西。■
　　＞＞　纳粹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公众灌输符合“法西斯精神”的完美女性形象。图/华盖
　　＞＞　意大利的女孩在进行形体训练。纳粹鼓吹用科学测量的方法，从眉毛形状到身高体重，为女性提供一组“标准模样”。图/华盖
　　＞＞　01。　二战德国空军军装。
　　＞＞　02。　陆军下士，肩章镶白边表示步兵，领子上一圈灰白镶线表示军士身份，戴1942…1943年发放的40型便帽，右臂佩带步兵击毁坦克纪念章，银色表示击毁１辆，金色则代表击毁5辆。
　　＞＞　03。　陆军坦克兵／驱逐坦克兵／装甲列车兵，身穿40型装甲车黑色战斗服，35型领章，兵种色粉红。
　　＞＞　04。　德国海军反潜部队熟练水兵，在标准1848型制服左臂中间佩有军衔臂章，上面的黄星表示正在代理军官职务，下面刺穿水面的红色箭头表示反潜部队，戴40型钢盔、外穿充气救生衣。
　　＞＞　05。　陆军炮兵代理下士，穿35型礼服，士兵用大檐帽（黑色皮风带），绶带为礼服用。
　　＞＞　06。德国海军山地部队，穿防水皮夹克及防水联合皮裤、水面救生衣。携海军大型望远镜及皮盒。
　　＞＞　意大利信仰法西斯的少女们在进行*，制服风格是当时最“保险”的流行。图/华盖
　　＞＞　最近的时装发布会上，Marc　Jacobs以军装上衣搭配极具女性化的裙装。（左上图）
　　＞＞　Rag　&　Bone的军装风格休闲装，用轻薄质地的服装材质打破了一贯军装硬挺的固有形象。（右上图）
　　＞＞　2010年《VOGUE》杂志上的一组军装元素的女装。（左、右下图）
　　

关于记忆的记忆（1）
文┃栗月静
　　记忆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有了它，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才能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起源于希腊的记忆术，历经文艺复兴的辉煌之后，逐渐暗淡下来，随着印刷术的流行，随着电脑搜索的日益便捷，人们再也不热衷于这种记忆的“慢跑”训练了。
　　意大利学者埃科在其《密涅瓦火柴盒》里提到：我们经常玩一种集体游戏，考验某个人能否在一瞬间迅速回忆起七个小矮人的名字。从我的经验来看，人们通常都能顺利地说出前六个人的名字，偏偏却会在第七个名字上卡壳——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名字，则会因人而异。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妨尝试一种记忆小窍门。你可以将需要记忆的东西与一幅想象的场景联系起来，这样枯燥的名字、数字和知识就都一一归位。这样的记忆小窍门就是在西方源远流长的“记忆术（the　art　of　memory）”。从根本上来说，记忆术是认识浩瀚宇宙的一套工具，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起源于希腊的记忆术，是一种记忆的“慢跑”训练，对记忆力的精神层面的游戏和锻炼。
　　■　记忆的“慢跑”运动
　　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上，记忆术长期处于隐而未显的位置，对它的研究零星而稀少。英国女学者弗兰西斯·耶茨1966年出版的《记忆的艺术》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古代记忆术的专著，也是我们了解记忆术最权威的参考书。
　　在希腊罗马时代附属于人文学科的修辞学。记忆术的鼻祖是希腊抒情诗人、雄辩家西蒙尼戴斯。耶茨说，虽然只有少量作品传世，但是西蒙尼戴斯是希腊最受尊敬的抒情诗人之一。
　　西蒙尼戴斯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代，当时的希腊日益社会化，像《荷马史诗》这样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承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更多需要依赖文字记忆。根据希腊字母的特征，西蒙尼戴斯发明了一套辅助记忆工具，称之为“视觉形象记忆法”，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最古老的记忆术。
　　西蒙尼戴斯的方法是把要记忆的信息编码成生动的视觉形象，而后把它们置于熟悉的地方，比如家里的某个房间或者市政的某个大厅内。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说，西蒙尼戴斯的记忆术因为一次宴会厅天花板倒塌事件而声名远播。
　　有一天，西蒙尼德参加一场宴会，席间他被叫了出去，就在他离开时，宴会厅的屋顶倒塌，宾主全被压得血肉模糊。事后由于无法辨别谁是谁，难以安葬罹难者，而西蒙尼德通过他的视觉形象记忆法记得每个人坐的位置。
　　在没有图书馆和电脑的情况下，教师、教士、学者、讼师需要将大量信息储存在自己的大脑里，西蒙尼德的记忆术对他们来说非常必要，藉此方法，演说家可以记住长篇演说词，条理、次序、语句都不会紊乱。
　　西蒙尼戴斯之后，采用记忆术的演说家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把记忆信息形象化，置于眼睛可见的宫殿和大厦内，通过这样的方法记住他要演讲的内容。作为最有影响的演说家，西塞罗把希腊的记忆术带进了拉丁世界。在当时，记忆术属于修辞学，而修辞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学科。所以记忆术也就随着修辞学一起沿袭下来，流传千余年。
　　西塞罗在他的著作《图斯库兰谈话集》中，对记忆进行了深奥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人类的创造能力也许来自记忆。“在我看来，能够激发一系列创造的能力是神圣的，对事物和词语的记忆是什么，什么是创造？再也没有比记忆和创造更能理解神的伟大的了。”

关于记忆的记忆（2）
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是历史上少数思考过记忆问题的思想家。在19岁的时候，奥古斯丁接触到西塞罗的著作《荷滕西斯：哲学的劝勉》，这部作品让他开始思考哲学问题。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说来自感知的形象，被储藏在无限巨大的记忆之宫中，“我来到记忆的领地，它那宽广的宫殿，在此难以计数的形象宝藏，通过感觉分门别类地摆放。通过放大、缩小或者变形之后的安置，遗忘就不能把它们吞噬和埋葬。”
　　■　中世纪的黄金时代
　　在中世纪，记忆术被结合进基督教教义里，成为经院哲学体系里的一个分支。从11世纪起，在教会学者的手里得到充分发展，记忆术这种古典世界中的修辞学开始承担起基督教中伦理教化的功能，教会借助记忆术把教义深入到普通大众的内心。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卡米洛（Giulio　Camillo）发明的记忆剧场是记忆术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卡米洛所选择的摆置记忆形象的地点是剧场，而他所放入的是结构化的一般知识，而不是演讲词、文章里涉及的局部知识。
　　卡米洛在1550年出版的《剧场要旨》一书中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记忆之宫，为了让观众明了，他还建造了一座木结构的剧场，最先在威尼斯展览，随后在巴黎展出，一时之间轰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