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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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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9）
据史料记载，三十年代以前，西安是特别地冷，往往农历十月搭初就下雪，撕棉裂絮一般，街上积雪一尺多厚。整个冬季，地面冻得裂缝，砖瓦有的冻酥，“ 糟糕”二字，被当时报刊上频频使用，都是形容冻酥的砖瓦的。房檐上悬吊一尺多长的冰凌坠子，那是普遍的景色，坑坑洼洼的街路上，木轮的、胶皮轮大车时不时就碾扁了那些冻死的麻雀和老鼠，竟然都是无血。人人都讲究穿羊毛、狗毛袍子，戴耳套，蹬深腰棉窝窝，下层人的双手是要劳动的，手套当然要有，但手套只套住手腕和手背，五指是裸露的。富裕人家在家喝酒，酒得装在铜酒壶里于火盆上温热，现在土话里有一句“ 一壶酒冷喝了”，形容一件事办得不体面不畅心，就是从那时产生的。
九月份，居民们就要准备着过冬做饭和取暖的山柴、烟煤和蓝炭了。南院门东头的德福巷是最大的木炭市场。终南山下来的炭民，两鬓苍苍十指黑，在那里要呆很久时间，却舍不得烤炭，常烧茄子秆和辣椒水泡手脚上的冻疮和血裂。差不多的四合院里，台阶上都是一摞两捆的堆着山柴，人与人见面，第一句问过“ 吃罢了没？”第二句就要说：“ 炉子盘了？”街上有专门盘炉的手艺人，马场门和牛市巷则有专售炉灶。用马口铁石油方桶内外涂泥制作的炉可以烧煤饼或蓝炭，铜盆可以架明火，还有大脚炉、袖炉，用的是白铜，亮泽如银，遍体刻花。炕是任何贫家和富户都少不了的，只是富户的炕上铺毡垫褥，重要客人来了，招呼上炕去吸几口大烟土，贫家的则讲究炕沿上镶一块光洁出油的柏木板，亲朋好友来了就脱鞋上炕，去人忙喊：快去买子啊，把炕煨热噢！子是晒干的马粪或柴火碎末，街上有出售的。如果炕烧得并不热，就在被窝里塞个“ 汤婆子”，那种铜制的能灌了开水的女人形东西。炕角当然有一尊石刻的狮子或老虎，若客人携了小儿来，一根红丝绳一头拴了石狮石虎一头拴在小儿腰间，大人再说话，小儿也不会掉下炕去。
太阳出来了，街上避风的墙根就必然有一堆堆人晒暖暖。有钱的主儿从街上走过，长袍马褂的，衣领处、袖口、马褂边暴露了绚白的羊羔九曲细绒。时髦的人有一条宽而长的围巾一头垂在前胸，一头搭于后背。店铺里的相公、伙计们依然立柜台内，一边跺脚哈气地一边拨响着算盘珠子，一边朝门外看缩着脖子仍叫卖不已的甑糕摊、羊血摊和卖针头线脑帽子围脖的货郎担。剃头匠的挑子真正是扁担两头翘，极夸张地往上翘，几乎成一张弓，可能是源于满人入关要求汉人剃发而不剃发者就割头的遗风，挑子一头是冷凳子一头是洗头烧水的热炉子，炉子前还是高竖一个木杆的，但木杆上已不再挂人头，是系一束红布条。大轱辘胶轮马车定时从北载客进城了，车夫的胡子上是一层热气哈出来又冻成的冰花碴碴，他在馄饨店里吃了两碗馄饨，又叮咛店伙计在擦黑将一碗不放胡椒的馄饨送到保吉巷的某某号去。伙计不免笑道：又给王姑娘啊？！王姑娘其实是保吉巷里最老最丑的妓女，老车夫脸并不红，一边走一边说老了老了还能干个啥，图着夜里暖暖脚嘛，头也不回地走了。冬天里，妓女的营生也是惨淡的，只有商界的军政界的有头脸的大人们才是包着开元寺妓院的几个苏州扬州的姐儿，而其他的妓女大多都闲置着，保吉巷的鸭子坑的下等娼妓就只有车夫挑夫和小贩去光顾了，便宜到一碗热馄饨即可。
我在芦荡巷的一个大杂院里采访过一个老得已走不动的人。他在解放前是个货郎，主要在教场门、洒金桥一带串巷，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无意间说出了两句当年说过的词儿：“ 卜浪鼓，响连天，媳妇女子一大串；过了桥，心里想，家里还有咱婆娘。”我觉得这词儿艺术性非常高，记录了他卖货时见到那么多女人，自然心里有许多想法，可走过了洒金桥那个地方要回家去了，心里就也只有自己的那个黄脸婆娘了。
漫长的冬季里，或许是孩子们最快活的。他们可以在街巷打雪仗，拿弹弓瞄准谁家屋檐上的冰凌坠子，用砖块和烂草堵谁家的炕烟囱，手脚已冻得裂口出血，头上却出了汗，卸掉了帽子，露出了马鬃头、笼系头、连毛头。城里孩子的发型和乡下孩子的发型没有差别，额头上都留长方形一块头发垂至额前，脑后也留一撮如雀尾头发，头顶又有从前至后的一绺头发，前连了刘海儿后连了雀尾。而系在脖子上的铁项圈和铁项圈下挂着的八卦钱和二十四象铜钱，就晃荡不已，叮当不已。在餐具上，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洋人使用铁叉，有人认为历史上外国人侵略中国，光从他们以金属做餐具就看出他们的强大，而外省人的小儿脖子上一般佩戴红缰绳的，陕西的小儿却佩戴铁项圈，你可以认为是强悍，也可以说憨蠢，因为如囚徒。孩子们玩得疯狂了，要跑很远的路去西城门的骆驼巷去看热闹。甘肃、宁夏、青海的商人穿着没有上面子的老羊皮袍子，牵着几十头骆驼来贩青盐了，他们搭起了帐篷歇脚，骆驼就跪卧在帐篷外，孩子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帐篷里男人们用大碗喝酒时女人站在那里唱“ 花儿”，也不是骆驼跑开来从后看去拙笨滑稽，而是这些高脚牲口卧下来竟嘴上套个布袋在嚼草料。
老西安（10）
陕西是内陆省份，一般人是没有见过海的，陕北沙漠地带的人将小小湖泊就称做了海。当然，西安人也要将海字理解为大，说到谁的官大就是“ 他把官做海咧”。大的碗也叫做海碗。所有的羊肉泡馍馆和面馆，使用的都是海碗。西安南大街就有一家耀州海碗店，门面上刻着一副对联：人生惟有读书好；世间莫如吃饭难。
李斯在西安的秦朝时，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也规定了以秦的话语为国内通行话语，但当一九四九年新中国颁布实施了普通话，西安话却被沦丧为最难听的口音。原本同是北方语系的西安人按理较为容易讲普通话的，但西安人讲普通话显得艰难非常，这原因一方面是西安话去声多，咬字硬、重、浊，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自大性和保守性作祟。普通话是普通人的话，西安人常常这么解释不说普通话的理由。可是，抛开它的保守性的弊病，这种保守却使西安话将中国上古语言在民间较多地保留了下来。我曾收集过相当多的属于上古语言的当今西安土话，总结出了其动词最多，又常常将一些现今流行的成语、词汇还原到原本含义的特点，使我的写作受益匪浅。我的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曾使许多外地人认为古文的功底深厚，其实是过奖和不了解，我仅是掌握了西安语言的特点而从民间话语中汲取一些东西罢了。现在，外省人对西安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西安人把“ 我”念作“ 恶”，狠劲劲的，殊不知在西安的一些传统面食店里，门口支了床一样的大案用大钢铡刀切面，店屋正墙上写一个斗大的“ 咥”字，“ 咥”为古语，是吃的意思，但吃得凶猛。还有一种面馆，挂的招牌上是“ ”字，如武则天造“ 曌”字，神秘而蛮横霸道。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为之得意的是我在这样一座古意浓厚的城里从事着我的写作，虽然孱弱单薄，但每每一月半载了就去登临城头，沿着南城门外走走，便气势上身，自我的感觉里也俨然成了大人。但我必然地也滋生了西安人不合时宜的毛病，比如讷言，有言则生硬，更甚者是张狂时最张狂，自卑时又最自卑。留给当今可供翻阅的史书和壁画里，唐长安城万邦来朝，生活在城里的平民百姓人高马大，宽衣松带，对待那些蓝目赤发的外国人并没有围观与惊羡，并且疑惑洋人走路腿直是不是没有长膝盖，更嘲笑他们的粗糙皮肤和恶心的狐臭味。即使文人士子如李白者，仰天大笑，醉卧酒市，连天子呼来也不上船。在汉长安，年轻的霍去病向西征战，所向披靡，将皇帝赐赏的酒倒在泉井则让将士痛饮，那种场面是何等地令人热血翻腾，心扉鼓荡！面对着普遍能收集到的那些汉时石匠、泥瓦匠用锤子凿子刻成的门墩、石狮，用泥土烧制盛水装米的罐子，我们有资格也有理由去戏谑明清以降的景泰蓝、鼻烟壶和蛐蛐罐。每每在京津的公园里看见一群一群老妇人插花抹粉，手摇彩扇跳舞健身时，我就想到霍去病墓前的人与兽的那块石雕，在汉代，长安城里的人健身常有人用与熊格斗的方式，而如今西安普通人家的床头不仅有拴小儿的石狮石虎，更多的是做布老虎为小儿的枕头，从小使孩子与虎同在。在常熟市的破山寺旁，我见到过许多旧石狮，皆雕得一派媚态，就觉得西安城里的石狮太威武了，连那些常见的拴马桩，顶端上的鹰犬雕饰也凶猛可惧。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沿流光溢彩的秦淮河走过，也曾参观了京沪动物园中的所谓国宝大熊猫，却总是涌上心头的是西安城北日夜奔涌的古铜汁一般的渭水和汗血马。试想想，当姜太公在渭河岸头直钩钓鱼，高呼“ 愿者上钩”，当周文王求婚于金水畔，民众传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得知金陵之地有王气而派去囚徒掘断那里山脉，当汉武帝在西域修建行宫，了解到负责修建的官员贪污巨款偷工减料而将其剥皮蒙鼓悬挂于城门洞上示警；是武则天可以令牡丹在寒冬里一夜开放，并能将她的坟墓造成仰面躺着的女人形状，是雷荀公敢于三次力荐苏洵父子三人使旷世的天才震动朝野……这些，凡是西安人没有不引以自豪的。明清以后西安的衰败以至于到现在西安仍属于边城的地位，西安人之所以竭力要振兴，辉煌的历史在支撑着他们的心劲。但是，正如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而又不得不事事附庸了美国人一样，西安人将历史说得太多就露出了阿Q的秉性。当年全国学大寨，西安人包括整个陕西派代表是去了大寨参观，骨子里并不以大寨为然，以至于连陈永贵也批评说：老陕爱参观，参观回去不动弹。改革开放后，当陕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内别的省份，陕西人是蔫了，他们在国内的各方面会议上都只能坐在会场的后排和角落，听任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人夸夸其谈。口讷是有遗传基因的，而衰败使陕西人有口也说不起话。多少年来，陕西人在思考着落后的原因，西安也不知开过了多少研讨会，将重振汉唐雄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西安仍未能坐拥西北，雄视天下。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出过我的观点，认为西安和陕西在今日之滞后的原因有六：水源缺乏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西域的历史上的三十六国消亡就是断水而被沙漠淹没的。古长安城曾是八水环绕，如今除泾水渭水还可以外，其余六水不是干涸便是流量骤减，竟然城市食用水也发生枯竭，不得不从太白山下的黑河里修渠引水，这是其一。交通是经济发展血脉所在，陕西原本属内陆省份，公路铁路交通不畅，虽近些年以西安为中心东西南北开始有了通道，但仍未辐射成网络，直接影响着外商投资环境，这是其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去东移潜意识影响着西安和陕西人的心态，这是其三。以上三个原因使明清以后外国势力未能侵入，在当时当然是一种幸事，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缺乏了先进的商业意识，这是其四。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因革命圣地延安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长期教育而难以平和心理放下架子，制约了想像力和创造性，这是其五。关中平原的富饶使民性中滋生了懒惰和历代游牧民族与难民的进入，而游牧民族仅满足于小生意，难民又多乏于温饱之后的进取且性格中多散漫、破坏成分，没有形成大生产的传统，这是其六。中国是有“三长”的：长江、长城、长安，长安虽然能长久地安康，可这种长久之安逐渐地销蚀了它的生气。我们常说，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最后都是被中国同化了，西安正是最典型的体现，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来的政治运动中，陕西以至西安始终未有什么典型可提供给全国的，或许错误的东西它执行得慢未受到大的祸害，而正确的东西它依然疲沓对待则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西安城可以说年年在扩大，奇怪的现象是那些已成了城区的那些没了土地仍是农民户口的众多人群接受新鲜事物特别迟钝，许多时兴东西从京津沪粤传到西安城城圈内，先是传到陕南陕北县城，然后再传回西安城郊，至今这些地方封建意识浓厚，如新媳妇仍要在婚后多少年每日必到公公婆婆屋中去倒尿盆，令人大惑难解。过去西安有八大景，说到雁塔钟声呀，灞柳风雪呀，曲江流觞呀，但很少传播开，倒是陕西八大怪却在西安问谁谁也能说，比如面条像裤带呀，锅盔像锅盖呀，辣子当做菜呀，房子一边盖呀，凳子不坐蹴起来呀。西安流行着一首谣词，可能是外省人给陕西人编的，陕西人没有恼，反而得意，我头回听这谣词是在一家面馆，一位黑胖子大声向老板要油泼辣子，然后念道：“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来一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舌头舔了一下宽厚的嘴唇，样子颇得意。
老西安（11）
离西安不远的白水县有个仓颉庙，是中国汉文字产生的地方，仓颉造字的故事竟在西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仓颉庙的石碑拓片甚或寺庙里的任何物事的照片都相当数量地被西安人购买收藏。三年前，南门口西侧的湘子庙街的土墙上出现过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 敬惜字纸，善莫大焉。”我觉得奇怪，询问这是谁贴的，什么意思，于是认识了一个老者。我同老者在羊肉泡馍馆里一边掰馍一边交谈，他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西安的寺庙庵观道院都设有铁炉的，每日又派出当值的和尚道人，持钉竿，挑竹筐，走街串巷收捡字纸，然后携回投炉焚化。那时的墙壁上多写着：“ 文字乃圣人创造，人人皆当敬惜。文人渎污字纸，文曲星降罪，则进学无门，考试不第；常人渎污字纸，则瞽目变愚，捡拾者，功德无量，增福添寿。”西安如此地爱斯文，对于祖先秦始皇嬴政的焚书坑儒又如何对待呢？西安东郊的洪庆堡据说就是坑儒的地方，洪庆就是由洪坑而改音来的，民间就一直有一种说法，即洪庆堡南侧的簸箕沟里活埋过文人，每逢天阴雨湿，冤鬼悲号，世世代代的孩子即使拾柴割草也不到那里。这里失去了文脉，自古以来没有出过名人，从秦至清末仅仅有一个秀才。此话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已无法考证，现在应届高考生在高考前特别忌讳去洪庆堡却是事实。
明清之际，西安是出了几个闻名海内的大儒，创办了一座关中书院。现书院已作为街名，书院的一些建筑仍保留在街口。关中书院的大儒叫冯从吾，办学的宗旨以“ 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评论时局，抨击魏忠贤之流。他每次阐道时，环而聆听者千人之众。天启二年，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朝内外一些依附魏党的官员献媚取宠，给魏忠贤树碑立传，修建生祠。魏在陕的党羽准备在西安修祠，冯从吾竭力反对，终使他们未能得逞，形成“ 天下皆建生祠，惟陕西独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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