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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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8）
事实证明梭罗是完全正确的。他深知电报会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定义，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要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19世纪30年代稍早于电报出现的小报，已经开始了把无聊素材奉为新闻的过程。这类报纸，如本杰明·戴1的《纽约太阳报》和詹姆斯·贝内特2的《纽约先驱报》，背离了发表理性政治观点和紧急商业信息的传统，尽管他们的报纸充满了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大多是有关犯罪和性的内容。这些“具有人情味的新闻”虽然不能影响读者的决定和行动，但至少是事关当地的，是关于他们熟悉的人和地方的，这些故事往往不需要一定是最新的报道。小报上的这类故事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的吸引力不在于其时效性，而在于其对于时间的超越。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这样的内容，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仅要事关当地，而且还要具有实用功能——要同读者面临的问题和决定密切相关，并且能帮助他们处理个人和公共事务。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且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的。莫尔斯进行第一次公开演示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电报创造了超越时空的奇迹，当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便失去了在报纸上的中心位置。报纸利用电报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莫尔斯公开演示电报功效的一天之后。《巴尔的摩爱国者》利用莫尔斯建立的华盛顿—巴尔的摩线路，为读者提供了众议院对俄勒冈事件所采取行动的报道。报纸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条消息：“……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截止到两点钟的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空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消除。”3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因为电报线路的紧张）使新闻保留了作为功能性信息的定义。但是美国出版商中那些具有远见的人很快看清了未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美洲大陆设立电报线路。威廉姆·斯温，《费城大众报》的拥有者，不仅大力投资磁性电报公司——第一个商业电报公司，而且还在1850年成了它的总裁。
　　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声称，在1848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的报纸中包括了万个字的电报内容1——至于这些内容和读者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说。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4年后，美联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雷德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9）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2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20）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它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于是，对于莫尔斯提出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当然，上帝和这一切无关。但是，尽管电报有如此的力量，但是，如果它只是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象征，那么印刷术文化很可能能够经得住它的冲击，至少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在莫尔斯重新定义信息的意义时，路易斯·达盖尔1重新定义了自然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重新定义了现实的意义。1838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2
　　当然，不论是再现自然的必要性还是自然本身获得再生的力量，都意味着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通过改造它可以变得容易理解和控制。早期洞穴壁画很可能是对尚未发生的捕猎的视觉表现，是期待征服自然的一种愿望。“改造自然”这种说法已经历史悠久了。但是达盖尔脑中并没有“改造”这个概念，他的本意是说摄影术能够使每个人都拥有随时尽情复制自然的能力。他想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克隆”技术，他还想说，摄影术和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印刷机和书面文字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光靠达盖尔银版法还不能达到达盖尔讲的这种对等关系。威廉·亨利·福克斯·陶尔伯特，一个英国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明了从底片翻出正片，直到这时，照片的大批量冲洗和发行才成为可能。3“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起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也许赫歇尔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大家都明白，摄影和书写（任何形式的语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的。　。。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21）
但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正如“整个大自然”和“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表现”和“谈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加弗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1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来可能怎样”。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2但她又进一步论述，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主题。”1她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22）
大家都知道，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不同。绘画至少比文字古老三倍，图像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布尔斯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醒众人注意到各种机械制作的图像对语言进行的猛烈攻击——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这些图像无可遏止地迅速蔓延于整个美国文化。我这里特意用了“攻击”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布尔斯廷的“图像革命”中表达的深刻含义。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