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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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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象征新的一代，我从未当过印度人，我出生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分治时经历血与火的创伤，隔阂和偏见很深，而这些我都没有。也许人们希望我们新的一代能抛开曾三次引发战争的敌视，忘掉父辈们痛苦的过去，然后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当我走在充满温馨和热情的西姆拉街头时，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难道我们就一定要被仇恨隔绝，就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虽几经战火但最终和睦相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与在这里进行的谈判密切关联。谈判艰苦冗长，多天下来仍没有结果。父亲延长了停留时间，希望能有所突破，但他并不抱太大希望。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举行全民公决，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加入哪个国家。但印度人拒绝接受。父亲不断同甘地夫人发生争执，虽然他非常敬佩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但他感到甘地夫人不具有尼赫鲁那种为印度带来国际尊重的远见和卓识。
我自己对甘地夫人倒没有什么概念。6月30日，她为我们代表团举行小型工作晚宴，席间她不停地盯着我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对她的政治生涯一直很关注，敬佩她不屈不挠的精神。1966年她被选定为总理后，印度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认为选出了一个温顺的傀儡，并在背地里称她是“无声的玩具娃娃。”但是，这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却远远超越了他们。在宴会上我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试图同她交谈，但她却寡言少语，显得有些冷淡，只有当她微笑时，气氛才稍有缓和。
同样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身上穿的母亲借给我的真丝莎丽。尽管母亲教过我怎么把这几码长的布料安全地裹在身上，可我还是害怕莎丽会突然散开。我老是想起蒙塔兹婶婶的莎丽在德国的一家超市发生的故事：莎丽的折边忽然被滚梯夹住了，随即散了开来，直到有人关闭了滚梯。这个回忆无济于事，甘地夫人还是盯着我看。
我心里想，她也许在回想以前陪同她自己的父亲参加外交活动的经历吧。她是不是从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影子，同样是一位政治家的女儿？她是不是在回忆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她看起来那么矮小、瘦弱，可她那闻名于世的冷酷性格是从何而来的呢？她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同一位拜火教徒政治家结婚。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后来两个人一直分居。现在她的父亲和丈夫都不在了，她会孤独吗？
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出现在西姆拉激起了她的更多的历史回忆。就是在这里，她父亲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里亚卡特？阿里？汗举行会谈，从印度次大陆中划分出了新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如今，她自己也当了总理，可以让那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继续生存下去，也可以尽力把它摧毁掉。她将作何选择呢？四天后答案揭晓。
“收拾行李，”7月2日，父亲突然对我说，“我们明天就回国。”
“没有达成协议就走？”我问。
“对，”父亲说，“宁愿空手回去，也不能带着丧权辱国的协议回去。印度人以为，我不敢空着手回去，因而会向他们让步屈服，他们只是虚张声势。我宁可让巴基斯坦人民对我失望，也不能签订一个卖国协议。”
疲惫不堪的代表团成员们在客房里黯然神伤。只有收拾文件时纸张的咔嚓声划破沉闷的寂静。剩下的事情就是下午4 点半礼节性辞别甘地夫人，以及当天晚上为印度人举行的答谢晚宴。然后，我们就将离开，返回###堡。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10）
我正坐在卧室的地板上，父亲突然来到门口，“我有了一个好主意，先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说，眼睛里闪出新的光芒，“我将利用这次对甘地夫人的礼节性拜访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如果没有结果，你也不要失望。”他说完就走了。
我不停地去窗口张望，看父亲是否回来了。窗外，雾霭笼罩了山上的松林，模糊了弯弯曲曲的山路和木头房子。西姆拉多么像莫丽山啊，然而边界两边的人民却不能互相往来。这时父亲回来了。
“又有希望了，”他说，脸上挂满笑容，“真主保佑，我们将达成协议。”
“你是怎么做到的，爸爸？”我问他，这时房屋内忧郁的沉默被代表们相互传递这一好消息的兴奋所代替。
“我发现，我们拜访她时，她非常紧张。”父亲对我说，“不管怎么说，会谈失败不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挫，对她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各自的政敌都会抓住这个把柄来攻击我们。她不停地拨弄着她的手提包，给人的印象是，她品茶时心不在焉，仿佛品而不知其味。这时，我长吸了一口气，连续不停地对她讲了半个小时。”
父亲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是人民选出的民主领导人，我们可以为本地区带来分治以来一直没能实现的和平。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个，则会使业已存在的伤痕更加痛楚。靠军事手段征服已经成为历史，影响长远的是政治家的风范。政治家的风范要求着眼未来，为长久的利益而作出暂时的让步；这次战争的胜利者是印度，不是巴基斯坦，但为了和平，胜者必须作出让步。
“她同意了吗？”我激动地问父亲。
“她没有回绝。”父亲边说边点燃一支雪茄，“她说她要和她的顾问们商量商量，等今晚的宴会上给我们答复。”
宴会上的祝酒、致辞、谈笑，我全然没有在意。这一次，是我不停地盯着甘地夫人，但从她的脸上什么也读不出来。宴会结束后，父亲和甘地夫人走进旁边的一个小休息室。双方的谈判人员走进那里最大的一个房间台球室，把台球桌当会谈桌开始谈判。每谈妥一个问题，或是有分歧，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便拿上文件去休息室找两位领导人，征求他们的“是”或“否”。
文件经过起草、再起草、修改、润色，花了很长时间。房间里的人越聚越多，记者、摄像师和双方的代表挤得满满登登。我的房间在楼上，记者们都在楼下，我就楼上楼下地跑来跑去，不时地在楼梯口问一句，“怎么样了？”由于谈判结果正式签署之前不能公布任何消息，我们代表团为了互相转告谈判情况，设计了一个暗语。“如果达成一项协议，就说生了一个男孩。如果没有，就说生了一个女孩。”“这真是重男轻女。”我抗议道，但是谁也没空理会。
“如果达成协议并准备签署，你到时候务必要在楼下。”父亲进休息室前对我说，“那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2点40分，楼内突然响起欢呼声：“生了个男孩！生了个男孩！”当时我正在楼上卧室里，听到叫喊赶紧往楼下跑，但由于记者、摄影师们都挤成一团，我没能及时赶到楼下房间亲眼见证父亲和甘地夫人签署著名的《西姆拉协议》。但这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次大陆终于迎来了长久的和平。
《西姆拉协议》规定印度归还所侵占的5000平方英里的巴基斯坦领土。协议还为恢复两国的交往和贸易奠定了基础，它尊重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不同立场。协议也为遣返我们的战俘回国铺平了道路，避免他们蒙受战争审判的屈辱，穆吉布曾威胁要在孟加拉对战俘进行审判。只是协议没有规定立即遣返战俘。
“甘地夫人同意要么遣返战俘，要么归还领土，只能选一样。”父亲后来来到楼上对我说，“你说我为什么要她先归还领土？”
“我真的不知道，爸爸。”我感到纳闷，“如果战俘被释放回家，巴基斯坦人民应该会更高兴。”
“他们迟早会被释放的。”他向我保证，“战俘是一个关乎人道的问题，当人数有93000之众的时候，问题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印度如果无限期地囚禁战俘将是违反人道的，同时要一直供他们的吃住也是个沉重负担。而另一方面，领土却不是人的问题，领土可以被兼并，但战俘却不能。阿拉伯人到现在还没能收复1967年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被占领土不会像战俘那样大声喊叫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11）
没有谈妥释放战俘就打道回国，父亲对此做出了艰难的抉择。可以想象，巴基斯坦###和战俘的家属很可能将举行激烈抗议。也许印度方面也想利用巴基斯坦国内不可避免的压力迫使父亲让步，但父亲没有让步。到后来，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93000名战俘全部被释放了。
7月3日，我们乘机返回拉瓦尔品第（当时的巴基斯坦首都），大家情绪高涨，与来的时候截然不同。当我们走下飞机踏上红地毯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机场欢迎父亲。“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父亲向群众发表讲话，“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这不是我的胜利，也不是甘地夫人的胜利，这是巴基斯坦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胜利。在经历了三场战争后，两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
1972年7月4日，《西姆拉协议》获得国民议会一致通过，连反对党都予以赞赏。《西姆拉协议》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与此相比不幸的是，同年由人民代表制定的巴基斯坦第一部民主宪法，却没有获得国民议会的一致通过。一年后，国民议会才一致通过了这部###宪法，即1973年宪法。1973年8月14日，我们全家列席了议会会议，坐在总理包厢里，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宪法得到了全国一致支持，各地区领导人、各宗教领袖以及反对党都不例外。作为国民议会多数派的领袖，父亲成为巴基斯坦总理。
直到四年后齐亚推翻我父亲并中止宪法，巴基斯坦人民享受到了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带来的基本人权和权利保障。1973年宪法严禁种族、性别和宗教歧视，保证司法独立并与执法机构分离。巴基斯坦第一个代议制政府终于有了法律章程，并以此为根据对国家进行管理。这就是沃马克教授在讲课中让我永志不忘的“特许权力”。
1973年春，我准备离开哈佛时，美国宪法因水门事件生动鲜明地展示了其力量。尽管户外气候温和，校园里在举行飞盘比赛，我们许多人还是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水门事件听证会。天哪，美国人民正在运用民主和宪法的手段把他们的总统赶下台。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打开了通向中国之路，但即便是这样强势的总统，也逃不脱国家法律的惩罚。我曾读过洛克、卢梭、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本质以及保护民权的著作。但理论是一回事，看着它被付诸实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水门事件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普罗大众都接受的法律，而不能是某个人制定的朝三暮四、独断专行的法律。一年后，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最高权力的交替平稳顺利。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时常变更，但宪法长久不变。而在巴基斯坦，我们却没有这么幸运。
离从哈佛毕业越来越近了，想到就要离开坎布里奇，就要离开美国，我越来越伤感。我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都已经被牛津大学录取，但是我并不想去。我已经熟悉了坎布里奇和波士顿周围的道路，我对地铁路线也最终彻底搞明白了，我认识、理解了这里的人民。我曾请求父亲让我去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继续深造，但他不同意，坚持要我去牛津。他写信给我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足够了，如果你还在美国呆下去，你就会在那里扎根，再也不想离开了。你该换个地方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逼迫我。但我能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是他承担了我的所有学费和各项开支。我别无选择，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母亲赶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她和刚在哈佛念完一年级的弟弟米尔帮我收拾行装。我和室友约兰达？科杰茨基送掉了家具，取下了我们贴在墙上的画报。房间里空空荡荡，学校运动场和校园书店的书架上也空空荡荡——大概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飞机从洛根机场起飞，我从空中尽力看了最后一眼波士顿的轮廓。我在法林地下室购物，在德金公园的公共餐桌上吃东西，为了忘掉那场输给波士顿大学的曲棍球赛，去看电影《卡萨布兰卡》。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参观了月球上的尘埃。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不禁想起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歌词——“我即乘机离去，不知何时复归。”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1）
1980年1月，被囚禁在阿尔—穆尔塔扎的第三个月，我的耳病又犯了，耳朵里开始嗡嗡地响。1978年我被囚禁期间就犯过。当时卡拉奇军管当局派来的医生诊断说是耳听道发炎了，再加上我每两周都要乘飞机去看望一次监狱里的父亲，加重了病情。那位医生在我鼻腔里灼烙了—下，疏通了耳咽管。现在，我又开始听到以前的那种嗡嗡声了，感觉耳压越来越大。当地的医生来看过，但耳朵里还是响个不停。我请求狱方找来那位曾在卡拉奇为我治过耳朵的医生，他们却带来一个我没见过的医生。这位医生倒是彬彬有礼，说话声音柔和。“放松，你是过于紧张了。”他一边检查我的耳朵一边安慰我。
“哎唷！”我叫道，“你弄得很疼。”
“不要神经过敏，”他说，“我只朝你的耳朵里看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枕头上有几滴血迹。
“你把耳鼓膜捅穿了，肯定是用发夹弄的吧。”这位医生再来看我的时候说。发夹？我为什么要把发夹捅到耳朵里？他开了两种药，让我一天吃三次。但是所有这些药片的作用就是催眠，而且每次我醒来时总是头晕脑胀。到了第三天，我还是不能早起去花园，厌食犯困，甚至连刷牙的力气也没有了。母亲见了很害怕，把剩下的药全都扔掉了。
以后许多天，耳痛时重时轻，但耳朵里的响声不断增大。“嗡嗡、嗡嗡……”弄得我无法入睡，得不到一丝安宁。是当局派来的医生故意戳破了我的耳鼓膜，还是医疗事故？“嗡嗡、嗡嗡……”，耳朵里感觉鼓鼓囊囊，听不清声音。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白天就在花园里拼命干活。汗水流进耳朵穿过耳膜上的孔，淋浴时水又渗进了我的耳朵。我当时并不知道，医生也没跟我说，应该保持耳部干燥，否则水进入穿孔的耳朵会造成化脓。“嗡嗡、嗡嗡……”
晚上我无法入睡，便在阿尔—穆尔塔扎的院子里踱步。阿尔—穆尔塔扎跟克里夫顿70号一样，也被反复搜查过。这里的东西不是被挪走了就是不见了。曾祖父传下来的古董枪被当局查收后都封存在花园的储藏室里。军管当局的人每星期都到阿尔—穆尔塔扎来查看贮藏室的封条是否完好，好像我和母亲会用那些古董枪打开一条逃生之路似的。
我经过空荡荡的藏枪室，这里曾经是我们家的餐厅。我来到墙壁上镶着木条的台球室，当年我弟弟曾在这里和从牛津来看我的朋友比试球技。台球室内的桌上放着一件陶瓷工艺品，它原来是摆在客厅里的，造型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国人，四周围着很多小孩。我把它拿起来，放回到原来的地方。父亲很喜欢这个陶瓷人像，他经常开玩笑说，他曾经打算养一群孩子，组成一个板球队，但是考虑到教育11个孩子的费用太高，所以他才决定只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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