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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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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良苦而适应当下的。
至于考生的答卷文本，则反映出考试在考官意图与考生实际之间的统一状态。统一程度越高，证明考卷越足以促进考生考出真实水准。统一程度越低，证明考卷设计存在阻碍参考者表现自己真实水平的严重问题。所以，在公选考试中阅读参考者的答卷文本，对于说明公选考试的效用有更为直接的意义。简短的案例分析也许是有意义的。今年广东公选考试中的申论答卷，有两篇可能被视为“范文”的答卷刊登在报纸与网络上，这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方便。今年广东申论考卷，明确以中央领导和广东省委领导提出的“追兵、标兵、排头兵”问题为副题，要求参考者申述自己的见解。一篇范文从“应有意识”来申论三者关系，申论思路简洁明了，可以说把握了申论的要领。另一篇申论从“历史演变”入手讨论三者联系，申论表现了厚重的历史感，且具有强化领导论述的深度的意味。如果不是从整体出发看问题，而是通过两篇范文管中窥豹的话，可以说参考者的答卷与主考者的设计意图之间具有的统一度还是蛮高的。
公选与权力开放（3）
制度与绩效
我们有理由断定，像公选这样的考试今后会成为国家考试，而不仅仅是一些省份、少数国家机关试行的领导干部选才用人的方式，这是趋势。同时，这样的考试将不会停留在一年一试的状态，而会制度性地举办，这是规范要求。并且，公选考试不会只是一年一度临时召集专家进行的一场考试，而会逐渐走向专家不为单一次项考试服务的持续性国家考试服务的局面，这是必然性表现。这样的一些走向表明，公选考试必须以制度建设作为它的有力支撑。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在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任何具有积极社会效应的政策举措，必须借助制度化的安排，才能够显现它的规模效应和制度力量。否则，一试一应的权宜性、策略性举措，对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规范化走向，意义都是极为有限的。就此而言，制度化安排，是领导举措具有制度绩效的前提，即是主观领导意图换算为客观效用的保障条件。
进行了为数有年的公选考试，事实上也在向制度的方向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诸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干部任用条例》的颁布，将会有力促进公选考试的进行。国家领导人对于公选意义的论述，在制度绩效尚未显现出来的时候，也将有力推动公选考试的持续开展。这些都是公选考试向制度化方向运行的有利条件。同时，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规划、对于人才选拔制度的筹划、对于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强调，也将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从国家领导人关于公选的制度筹划来讲，主观意图与制度安排的轨迹是可以明确加以把握的。他们强调，以公选方式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在比例上应该达到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比例。说它不大，是因为占干部总数的比例还较低；说它不小，是因为相对于现有干部队伍通过公选诞生的干部比例而言还很有空间。因此，以党管干部原则指引的公选考试，以国家人事部主管基层干部选任的制度安排来讨论，*中央组织部对于强化干部公选的指示、中央人事部对于国家机构内部中层干部职位公选的规定，将极大地推进公选的制度建设。两个对于公选考试直接组织与制约的机构，对于公选考试的考试意图、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规划，并强调了这种考试的分类、考试的内容范围、考试的可靠性保障条件对于考试成功举办的关键影响。
公选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的。像广东最近几年的公选考试，每年在制度安排上都有改进。比如对于笔试题的构成有了更为务实的导向，对于面试的有效性有了进一步的强调，对于考试成本的降低有了更为明确的意识，对于考试的收益也有更加明确的举措。说到底，公选就是要为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干部更为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利益。它要求我们必须高绩效地选才用人。公选也必须有成本效益原则。此前的公选考试，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公选考试的成本还很高，这是必须降低的。否则，公选变质为成本极为高昂的选用领导干部的方式，将丧失降低行政成本而提高行政绩效的改革正当性。而当公选一直徘徊在某些高级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引导的状态中，它就失去了体现公选持续的、长效的、制度的功用。在这个意义上，公选必须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它才足以凸显自己改善中国公共机构、公职人员工作绩效的价值内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公选与权力开放（4）
从整体上讲，因为公选开展的时间还较为短暂，就决定了公选在制度建设上的匮乏、在考试设计上的不符人意、在技术手段上的短缺、在绩效评估上的有欠精确、在社会积极效应发挥上的欠缺广泛。作为现代选用国家公务人员的考试，公选还有必要大胆借鉴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的优点，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考试的长处。对于前者具有的考试客观性、有效性，对于后者具有的考查政治忠诚性、伦理诚实性加以有效综合，克制制度的短缺，强化考试的效用，从而真正选拔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干部人才。
开放权力与人才问题
古人云：“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道，首在择人。”公选恰恰切中的是治国之道和为政之道的根本道理。但是，举贤与择人在古典社会里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社会是一个对于权力合法来源不加追问的社会，它没有“政道*”，而只有“治道*”，即只有社会政治事务实际治理层面的*倾向，这就限制了举贤与择人具有的合理性程度。从本质上说，政道不*的状态下，选拔出来的人才服务于专断地拥有国家权力的君王，人才内在的臣仆属性决定了人才发挥其才能的空间逼仄的特点。于是，中国古典社会的科举制度，本来可以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但是却走向了“科举害人”的可悲境地。就此而言，政道*，即解决权力正当来源问题的政道安排，才足以为治道意义上的选拔人才提供基本制度前提和合理性保证。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建基于政道*的基础上。它以人*权原则代替了皇权专制主义。因此，权力的公共性为权力的公共使用提供了根本条件。我们今天审视的“公选”也才具有了它表现其基本性质的社会政治前提。所谓“公选”，首先是公共的，然后是选拔的。公共的，就意味着这种选拔机制不是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服务的，它是为社会公众需求展开的人才选拔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现行的公选还必须推进到“人民选举”的地步，才能真正保证公选的公共性。尤其是政务官的选举，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按现行公选将选拔官员限定在事务官范围，程序上讲，需要选拔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必须公示，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公告，考试的过程也必须公开，参与应考的条件必须明确，考试的结果必须公布，考试必须秉持的原则是公平，选拔的人才必须具有公信力。如果公选未能达到这些公共性要求，它就不能被称之为“公”选了，而会异化为内部的分肥操练。但同时，公选又是经由选拔展现其特质的社会行动。选拔是有竞争性的、有淘汰性的，选拔必然就此产生技术性的需求。因此，公选必须在考试的制度安排上、在考试的严格性上、在考试的准确性上、在考试的有效性上下工夫。没有考试的技术保证，就没有考试的可靠性可言，也就没有考试的实质意义。“公选”有机地合成了公共与选拔的两重含义。在这个角度我们特别强调，真正的公选只能是现代政治的产物。
中国的公选，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背景写照，还有执政党转型的推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出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经验天地，步入现代化的理性统治与治理的格局。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领导干部选拔的公共化、公开化、制度化，已经成为检验执政党形态转变的重要指标。这其实就是一个原来较为封闭化的权力体系向较为开放的权力体系的转变，也就是一个执政党与社会各界分享权力的转变。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独大诉求与一个权力的共同执掌的差异问题。公选的进行，说明了执政党对于权力分享理念的接受和实践。这是一个向成熟的现代政治组织积极的转变，它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之光。况且，现代化是一个急需人才、尤其是急需高级领导干部人才的社会变迁过程。开放权力，其实也就是解决人才匮乏之道。因为，一个需要人才的社会，就会促使人才的诞生、促使人才的成长、促使人才为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在这样的氛围中，公选的选拔人才，尤其是对领导干部人才的选拔，就不会有参与者缺乏之感，人才辈出就会成为一个令人欣慰的现实。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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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陈 玉 刚
软实力（soft power）已越来越成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用此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话来讲，软实力是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许多国家都已充分认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战略和具体措施。对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一任务尤其重要。许多学者都对此指出，软实力和硬实力（hard power）建设不协调的问题不只是存在于美国，中国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经济实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软实力的跟进还远远落在后面。
当然，事实并没有如此悲观。据美国的权威调查机构皮尤调查中心2006年6月13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此前一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在海外的形象继续恶化，而中国的国际形象继续好于美国。这项调查在当年3月31日到5月14日之间进行，调查范围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土耳其、尼日利亚、日本、印度和中国等15个国家，共随机抽取了近17万个样本。15国民众分别对中、美、德、法、日五国的形象进行了评估。与2005年相比，大多数被调查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都出现下跌，对美国抱有好感的西班牙人从41％猛跌到23％，俄罗斯人从52％跌到43％，约旦从21％跌到15％，土耳其从23％跌到12％，印度从71％下跌到56％。在接受调查的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喜欢中国。
这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在不断上升。但一方面，国际形象仅仅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软实力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在这个调研中，国际形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而根据奈的分析，外交政策仅仅是软实力三种主要来源的一种。另一方面，国际形象的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找到了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战略和措施。在进一步的国际发展与合作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自身全面综合的软实力建设。本文拟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审视软实力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厘清软实力概念的真实意义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如何长远地建设软实力提出一些思考。
全球化与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国际关系发展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有关。约瑟夫？奈本人的学术发展历路就能说明这一点，作为首先明确使用软实力概念的他，也是20世纪70年代《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相互依赖的概念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状态，即某些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是如此的深，以至于很难利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权力来简单地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在这样一种关系状态中，传统意义的权力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有效地起作用，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权力作新的理解，或者开发营建新的权力资源。譬如法美关系，尽管法国一再和美国闹别扭，但美国却难以像对有些国家那样动用军事力量等传统权力手段来对付法国。相互依赖关系中所蕴含的新的权力方式或权力资源，很大程度上就是奈后来提炼的软实力概念。相互依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权力资源。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2）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出版，使得相互依赖一词风靡一时，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词汇。但相互依赖所揭示的那种关系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性的、不均匀的，更多地存在于当时的美欧、美日关系中。当8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进而东西方的界线模糊甚至消失后，全球化就成了一个更合理的概念，因为它更具有全体性。不管事实上均匀不均匀，它更具有包容性。相互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等于是确认了相互依赖关系的全球性普遍存在。相互依赖还属于国际关系层面的一个词，而全球化则站在比国际关系更高的一个层面，指出了一种所有国家全体都面临的一种状态。全球化概念取代了相互依赖，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词汇（当然不只是国际关系，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都在谈论全球化）。
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国际关系整体性和社会性的日益加强，使得软实力的问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重要，因为传统权力或曰硬权力在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的使用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面临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约瑟夫？奈回顾自己的学术发展历路时明确了软实力和相互依赖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过对全球化的论述略有遗憾，因为它没提早期相互依赖的文献资料。尽管如此，全球化的概念现在还是要比相互依赖的概念普遍多了。全球化几乎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全球主义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统一的意识形态。那么，全球化究竟怎样凸现了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呢？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构成了软实力概念得以成立并大行其道的背景。全球化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概念，“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当今时代信息正以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阻隔的方式快速而广泛地传达、影响着每一个受众，因此许多作用形式就不再体现为直接的物质力的结果，而是一种观念和认知的影响。当世界变成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且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和受到高度压缩后（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各种观念、认知、文化、思想意识、价值原则及其体系就在其中激烈竞争并互相冲撞，其中有些被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模式，而有些则被妖魔化、被贬为不再适宜于存在的时空的错误。当某种文化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化主体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无需动用物质性力量，只需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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