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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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沙学汉（：《台湾求偶方式研究》，东方文化书局，

年。泽曼《婚前性关系变化：匈牙利北部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比较家庭研究杂志》，
年总

期，第


页。辛格（《对婚前性关系看法的变化趋势》，《婚姻与家庭杂志》，
年总


期，第页。斯宾聂：《性知识、色情文学和婚前性行为》，《社会学季刊》，
年总


期，第页。汤玛斯（：《保守主义与婚前性经验》，《英国社会与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总




期，第页。

第六篇　　婚姻支付
引言当某种社会现象在政令法律三令五申加以禁止的情况下依然故我，那么在这种现象背后就可能有着一种令其不能不如此的原因，换言之，这一现象很可能有其合理的社会功能。结婚过程中的金钱财物的支付与收受就具有这种性质。不论政令如何禁止，宣传媒介如何抨击，人们还是照做不误。有些社会学家将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支付统称为婚姻支付，就像在真正的市场上一样，人们或付钱取物、或以物易物，虽然有人出于无奈，但许多人确实心甘情愿，视为天经地义。随着“行市”的涨落，婚姻支付或高或低，但人们的动作是那么相似，在背后导演着这一切的力量之强大，实在令人惊讶。婚姻支付的种类有哪些？有人简单地按最为常见的现象分
为彩礼与嫁妆两类。这方面的权威是斯皮洛（

的四分法，关于他的分类方法文献综述一节还有详述。他的分类思想的主旨在于将婚姻支付的收受者是新婚夫妇，还是他们的家庭加以区分。这一区分相当重要，因为对中国婚姻支付状况的研究表明，正是在收受者是新婚夫妇，还是他们的家庭这

点上，现代人所处的环境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差异，尤其在大城市当中。
这项研究试图探讨我国大城市中婚姻支付的状况，其中包括谁是支付者，谁是收受者，支付的数量和形式等。这一研究还将探讨影响人们婚姻支付行为的因素，如结婚年代、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婚姻支付行为的影响，并尝试从我国大城市婚姻支付的状况及其变化找寻其文化含义。
文献综述
社会学者对婚姻支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婚姻支付的分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上文提到的斯皮洛的四分法。他将婚姻支付按支付者与收受者的差别分为如下四类（注：有些婚姻支付形式因在中文中无现成的对应词汇，只得按其义制造几个术语，后注英文。好在一看定义，词义就清楚了）：

）男方彩礼（或，指新郎或新郎家支付给新娘或新娘家的财物，


女方彩礼（


年）中国传统的婚姻支付形式当是男方彩礼与嫁妆，这一传统在大城市中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现状如何，正是这项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研究文献中的第二类是关于婚姻支付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



或　，　指新娘或新娘家支付给新郎或新郎　
家的财物，　嫁妆　，　指新娘家支付给新娘和新郎　
的财物，　）　喜钱（　，　指新郎家支付给新郎和新娘的财　


彩礼。根据费拉罗）在东非斯瓦尔西里语地区的调查，在
物（。斯皮洛，



至

的婚姻
年代，

世纪

是付过彩礼的，但彩礼的形式不是货币而是牲畜，且“行市”即交付牲畜的头数在近百年间没有大的改变。（费拉罗，年）此外，还有许多关于非洲婚俗的研究，如库波（





）的《以畜易妻：彩礼与婚姻在南非》，都是研究彩礼现象
的。希科斯（）在印尼东部的一些地区发现一种
婚俗：那些支付彩礼的婚姻实行父系继承制，新婚夫妇在新郎
父母家居住，夫妻关系十分紧密，那些没有支付彩礼的婚姻则
实行母系继承制，新郎住新娘父母家，夫妻间没有法定关系。（希科斯，

年）费尔（）在新几内亚的调查也发现，彩礼是确定夫妻关系的第一步。（费尔，

年）不
少研究揭示出一个规律，即彩礼往往存在于比较贫困的国家和
地区，其原因还有待继续探索，这一假设本身也有待检定。
嫁妆。关于嫁妆的研究也有许多，对当代嫁妆状况的

调查多集中于印度，因为在那里这一现象盛行。根据希德
）的研究，在印度的传统婚俗中，嫁妆原本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近代男方家庭需要女方家庭分担供养儿子的费用，特别是儿子在国外学习的费用，对嫁妆的要求才日益成为缔结婚姻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嫁妆的女子变得难以出嫁，过去没有嫁妆已经出嫁或嫁妆太少的女人则面临被杀、受虐待或被迫自杀的危险。分居或离婚的女人不为社会所容，法制也难以控制事态。（希德，

年）文献中的第三类是关于婚姻支付社会功能的研究。斯皮洛是将婚姻支付形式用支出

收益法则加以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婚姻支付这一现象产生于支出收益比重不平衡的婚姻关系之中。婚姻支付采取哪种形式取决于在这一结合中谁得益谁吃亏是新郎？还是新娘？是新郎家？还是新娘家？在经过对支出收益的计算之后，由收受一方向支付一方提出要求，以便（

向获得利益的一方索取费用，

预防潜在
的损失（如离婚时女方的生活费），

补偿实际的损失。（斯
皮洛，

年）帕坡斯（）根据他在巴勒斯坦一个村庄的调查，对婚姻支付进行了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做出了婚姻市场上的供求曲线。他指出，虽然婚姻支付现象在西方并不盛行，但也时有新人接受巨额结婚礼物的现象。他发现，彩礼和嫁妆常常是作为一种交换而共存的。影响婚姻支付现象的因素有：①新娘作为劳动力的价值，②新娘婚后的居处（一般住婆家），③新娘在新家庭中的花费（。帕坡斯，

年）

）关于彩礼的功能。阿肯森（）等人
认为，彩礼现象是两个家庭间的财产转移，可从经济学角度和社会结构角度加以解释。他们对莫达克的世界民族志上列举的

个文化做了分析，发现其中

个有彩礼这一婚俗，这些文化还往往实行一夫多妻制，女人婚后在婆家居住。此外，女性在家庭收入和维持生计上所做贡献的比例与这一婚俗也有弱相关关系。他们还发现，只是在农业社会中才有这种婚俗，决定性因素是女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婚龄妇女在数量上的短缺程度以及女人出嫁后给娘家劳力及其他方面带来的损失程度。作者还特别指出，不可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基本单位的社会。（阿肯森，

年）
哈菲斯（


）是从另一角度来论述彩礼的社
会功能的。通过对中世纪欧洲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彩礼是
丈夫对妻子婚前保持处女贞节的奖励，并与财产继承有关。（哈菲斯，

年）

）关于嫁妆的功能。海瑞尔（）等人指出，
关于嫁妆现象的现存理论没有对造成嫁妆婚俗的原因做出令人
满意的解释，仅仅将嫁妆视为对女子婚后花销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根据对莫达克世界民族志中

种文化的研究得出关于嫁妆功能的下列结论：第一，嫁妆是向公众显示家庭财富的媒介物，因此在贫富不均的社会里这一现象最为盛行。在地位悬殊的人家中结成的婚姻、在社会地位主要由财富来决定的社会中，以及人们为地位而竞争的社会中，嫁妆的婚俗就会盛行。第二，在某些社会中，嫁妆是作为父母给女儿的遗产而存在的。（海瑞尔，

年）　
奥梅达（）对印度种性制度中嫁妆婚俗的研究认为，嫁妆的社会功能之一是作为在种性制内部进行流动升迁的手段。（奥梅达，

年）克莱索（在对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论，他认为嫁妆的主要功能，一个是作为地位身份的象征物，另一个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实现流动的工具。（克莱索，

年）
卡瓦拉洛（）通过对意大利婚俗的研究，将嫁妆的功能概括为保持社会整合的因素。他特别指出了嫁妆的象征性意义：第一，它使婚姻合法化，第二，它反映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第三，它强调了女性对娘家的经济依赖，第四，它标志着女人婚后的新角色。例如，嫁妆中床上用品是最基本的内容，它预示了女人未来的性角色，其次是厨房用具，强调了女人婚后在厨房中的责任。总之，他认为嫁妆制是为确立女性在婚后的特殊作用服务的，它在现代的式微与妇女的社会解放和性角色解放相吻合。（卡瓦拉洛，

年）
麦可瑞利（）研究了中国婚俗之后，对以嫁妆为女人继承娘家财产的一种形式的理论提出质疑。他指出，在中国，根据清朝的法律，女人是无财产权的，娘家是否为女儿办嫁妆多出于财产继承之外的考虑，如家庭的富裕程度，对女儿在婆家地位的考虑等等，他认为，女人有无财产继承权与嫁妆完全是两回事，不应混淆。（麦可瑞利，

年）

关于喜钱的功能。萨罗汉尼（）研究了伊朗社会中存在的结婚送喜钱的婚俗，认为喜钱象征着新娘的购买价值，它在现代伊朗社会中的功能是保障妇女离婚后的生活费用。直到

年，伊朗法律规定只有男方可以提出离婚，这一法律随着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而产生了变化，女方也可提出离婚了，但是，作为传统婚俗的喜钱仍旧存在。（萨罗汉尼，

年）徐（）的一本专著中也谈到中国结婚送喜钱的风俗。（徐，

年）
文献中的第四类是关于影响婚姻支付现象的因素的研究。莱奥（）夫妇对印度婚俗的研究涉及了这一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初始假设为教育程度对此有重大影响，但研究结果并非如此。在研究中意外地发现，在非印度教学生中、来自城市的学生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以及医学院学生中对嫁妆的期望特别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多数学生认为嫁妆对于婚姻并不重要，现行作法应当废止，但多数学生的兄弟结婚时收受了嫁妆，姐妹出嫁时家里也送了嫁妆（。莱奥，

年）他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除性别外，宗教、种性、专业、父亲教育程度、本人职业和收入等因素对嫁妆婚俗均有显著影响。总的看来，青年一代对传统婚俗的否定态度是明朗、强烈的。作者认为，这种态度是对传统嫁妆制度的挑战，青年是婚制改革的潜在力量。（莱奥，

年）
研究设计

人。调查对象自填问卷，共有与婚姻支付有
关的变量
这项研究采用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样本容量为

个，还有调查对象自身状况变量

个，如结婚年、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婚姻支付变量在数据分析中为依变量，调查对象自身状况变量为自变量。
自变量的基本分布与“婚前性行为规范”一篇相同，其中特别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样本中调查对象的出生年代分布
在本世纪初年至

年之间，出生年代的时间跨度对造成婚姻支付行为的差异有很大影响。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难以理解调查结果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婚俗状况之间的差异。
数据分析手段共三种。第一种是比例分布及均值、中位值、标准差等；第二种是对定类变量所做的卡方检定；第三种是对定距与定序变量所做的方差分析。分析遵循的原则是，尽量保留和利用各种类型的数据，使分析过程中丧失的信息量减到最低程度。
研究结果

金钱支付
研究发现，在北京市民的婚姻支付中，纯粹的金钱支付已极为少见。在全部调查对象中，有的人结婚时没有纯粹金钱支付的做法，


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经过对纯粹金钱支付这一变量与
的人有金钱支付，其余

个自变量之间的卡方检定，获得如下结果：
表一　　　　对纯粹金钱支付的卡方检定
自变量

显著程度



值


民族籍贯出生地党派教育程度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结婚年出生年收入
婚后居处现在居处

从卡方检定的结果看，纯粹金钱支付这一依变量同

个


个相关（，它们分别是党派、教育程度、职业、结婚年、出生年和现在居处；婚姻中的纯粹金钱支付同


自变量中的

个自变量中的其余


个不相关，即北京人在结婚时是否有纯粹金钱支付行为不受民族、籍贯、出生地、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本人收入及婚后居


处这

个变量的影响。
在



个对金钱支付行为有影响的自变量中（


党派划分为共产党员、群众和其他党派。从原始数据看，党员结婚有纯粹金钱支付行为的低于期望值，群众中有这种做法的高于期望


值。

教育程度划分为文盲、小学、中学（含中专、中技）
和大学（含大专、研究生）。原始数据表明，中学教育程度的人有纯粹金钱支付的高于期望值，大学以上者有这种做法的低于期望值。

）职业划分为无工作者、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工人中结婚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超过期望值，干部、知
识分子则低于期望值。

）结婚年划分为年，
年，年，年四段。数据表
明，

年以后结婚的人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超过期望值，


）出生年划分为
年以前结婚的低于期望值。

年，年，年，年四段。结婚时有纯粹金钱支付的人数在

年以后出生的人群


现
年以前出生的低于期望值。
中大大高于期望值，
在居住划分为住男方父母家、住女方父母家和与父母分开另住三种。结婚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在分开另住的夫妇中大大低于期望值，而在与父母同住的人们当中则高于期望。总而言之，党员、教育程度高者、职业地位高者、年岁较长者以及现在夫妇与父母分开另住者比起其他人群在结婚时有纯粹金钱支付的可能性较小；反之，非党员、教育程度低者、职业地位低者、年龄较轻者以及现在同父母一起居住的人们当中，在结婚时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可能性较大。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结婚时较少有纯粹金钱支付的做法，而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当中才更容易见到这一传统婚俗。
在纯粹金钱支付行为中有四种不同的支付形式，即（男方给女方家长（男方彩礼），


男方给新婚夫妇（喜钱），


）女方给男方家长（女方彩礼），


女方给新婚夫妇（嫁妆）。调查数据表明，这四种婚姻支付方式的状况如表二：


表二　　　　婚姻中纯粹金钱支付状况
金钱支付方式有此种行为人数比例　　　　　　　　钱数中位值
男方给女方家长

元
男方给新婚夫妇

元
女方给男方家长

元
女方给新婚夫妇
元
由此可见，在北京市民中，男方彩礼性质的纯粹金钱支付
是微不足道的（只有

，女方彩礼更为罕见（

男女方家庭在结婚时的纯粹支付主要是给新婚夫妇的，其中男方比女方作这种支付的更常见些，但值得注意的是，保持这种做法的人在整体中所占比例甚小（

。这说明，纯粹的
金钱支付在北京市民的婚姻中已不是带普遍意义的做法了。

置办结婚物品
置办结婚物品是结婚花费的大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婚姻的支付收受行为已经从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转向基本上在双方长辈与新婚夫妇之间进行了。这种支付或许已不符合“婚姻支付”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