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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丛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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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教职员及学生之思想调查事项，五、关于法规之编纂及整理事项，六、关于统计报告事项”，可见是伪教育局内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其股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派的大久保清担任。《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
建立奴化教育组织和团体
日本再次侵占青岛之后，扶植汉奸成立了“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在即墨、胶州、李村各乡区设立新民会乡区总会，统管“体育协会、大训练处、青年团、少年团、各种分会、各种外廓团体”。《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联合协议会会序》，青岛市档案馆H13A822。新民会积极进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麻醉民众思想、消灭民族意识和思想统治。新民会自称：“政府掌管行政，新民会职司教化。”新民会“教化”的内容及其作用，就是所谓“与友邦日本密切协力于东亚解放之中”，“中日提携”、“促进对日之信仰心”。
1938年11月，日伪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的比例为6∶4。学务委员会还设若干名顾问，也由日本军政要员担任。《青岛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规则》规定：“为应青岛治安维持会咨询关于各校之经营事项起见，设立学务委员会”，其应答的咨询事项囊括了“学校经营之一切事项”，并规定“学务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及协议、决定等事项报告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得向治安维持会陈述意见”，“治安维持会委员得出席学务委员会陈述其意见”。《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3期14…15页，1938年。这样，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旨意既可以贯彻得更顺畅，又可以遮人耳目。实际上，伪学务委员会的报告和意见必须经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8年，伪治安维持会成立不久，还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成立起青岛中国妇人会、日华妇人会、东亚同文会青岛分会、兴亚俱乐部等组织，胁迫笼络中国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以便通过他们对青岛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化宣传。就连宗教团体，也成为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1939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慰问侵华日军，为市民讲演大乘精神，“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寺院和佛教同愿会还举行“日华思想亲善讲演会”，“大东亚阵亡英灵慰灵追荐会”。
日本侵略者还成立伪青年团、少年团和少女团，施以奴化教育。1938年3月，陆军“宣抚班”为“使一般青年养成纯洁高尚之操行，……而实行中日敦睦起见”，在市区小学内相继成立起伪少年队，取代原童子军组织，“均经宣抚班派宣抚官负责教练”。紧接着又伙同伪政权于5月15日成立了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总团长。其9名顾问中，有6人是日本军政学界要人。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的名誉指导员为日军宣抚官和日本青岛学院的日本教师。1942年，伪新民会在报告中称：“现时华北所处之情势，在外为协力友邦日本争取东亚解放之后方基地，在内为剿共防共实行建国之基本据点。以是生于斯长于斯之华北青年，其使命与任务之重大，当为吾人有目共睹之事。本会以前即行重视而作为（新民）会工作推进之主要对象，现时对于青少年团之组织益形急进……今后当尽力实行调整，加强训练……”，并决定将对伪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分期择优实行团员训练”。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联合协议会会议录，青岛市档案馆H13A1048。《青岛中国少年团团则》规定的方针是：“使中国少年阶级者脱离国民党教育之弊害，……而为中日敦睦之先驱”，其纲要、标语中尽为“先驱以亲日”、“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的内容。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门胁在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想诸位在事变以前，曾受到极大危险，经极大困难。推原其故，皆因以前不正确之教育，不正当之指教所致。诸位宝贵的前程几乎耽误，可谓痛心。现在中日敦睦，实行提携，而中国第二代国民责任特别重大……为谋东亚和平，自非中日两国的第二代国民密切携手不可。”《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4期“教育史料”，1938年6…7月，青岛市档案馆。
对侵占地东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成立了“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以长春（改名为“新京”）为“首都”。1934年又改称“满洲帝国”，改称溥仪为“皇帝”。伪满洲国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北、内蒙古的东部地区。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读“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东北地区才回到中国的怀抱。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制造了“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骗局。
控制教育管理权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初期，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学校，并对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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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2）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无论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插，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到伪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在伪满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中，同其他各部一样，先后实行“总务司中心制”和“次长中心制”，而总务司长均是日本人。实际上，伪文教部的权力几乎完全控制在总务司司长日本人手中。1937年7月后，伪满洲国务部总务司撤销，改设“大臣官房”，实行“次长中心制”，各部次长一律由日本人担任。在伪满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力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在部分学校被迫录用日系教师。
日本侵略者不仅牢牢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伪当局以“民政部训令”发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规定：“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进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训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7月，伪文教部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布置有关学校恢复事宜，特别强调教育法规的统一。随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规定，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制定奴化教育方针
日本侵略者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政权时就提出，要使之“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满洲国”教育方针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防止汉民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第560页。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实行王道主义”。“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1933年出版。所谓“王道教育”，是在“仁义”、“礼让”、“亲仁善邻”、“民族协和”、“人类相爱”等骗人词句掩盖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其实质是通过铲除民族观念、泯灭反抗意识，使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1935年5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日归来，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极力吹捧日本天皇统治体制和扶植伪满洲国的“功绩”，声称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人民效忠日本天皇，“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5页。此后，伪满洲国便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建国精神的根本”和教育的主要目的。1936年伪满文教部提出，小学教育“基于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基调东洋道德，涵养其道德……表现与友邦日本不可分之关系”。
从所谓的“王道教育”到“日满一德一心”的灌输，表现出伪满教育方针的殖民性越来越突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教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殖民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
强化奴化教育措施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日本侵略者首先对东北教育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摧残，然后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而日本侵略者优先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限制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奴化教育的措施：
1编写奴化教育教材。“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便发布“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2年4月，伪国务院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连续两次“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并强调：“是项禁令亟应严切实行”，“勿稍疏忽”。《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伪康德四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日伪当局强行输入大量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并且迫不及待地组织编写奴化教育教材。1932年，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任命“编审官”，建立编写机构。1933年3月起着手编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所用全套“国定教科书”。1935年12月，“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全部编完出版，并出版了由“帝国教育会”编纂、伪文教部的“审定教科书”共23种29册，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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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3）
2设置奴化教育的课程。1935年12月，伪文教部发布《关于小学校教科规程之件》，规定“日本语得由初等小学校第一学年教授之”。由于日语师资不足，因而初级小学一般在第三学年开始上日语课，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均从第一学年起开设日语课。1936年，日伪当局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允许一些学校的学生参加，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时优先录用。伪文教部还强令；日语教师在教授时，“不仅练习语学，并须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并“使教职员及学生理解日语普及的重要……厉行学习日本语”。《教育杂志》第27卷第7号，1937年5月30日。从1936年1月起，小学课程增设修身、经学、日语及女生的家事、裁缝等。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学科要旨规定，修身科“根据建国精神，涵养学生之德性，培育优良国民之信念及指导道德之实践为要旨”；历史科“教授国史及东亚史之大要，阐明建国精神，使体得国体之意义，养成国民之志操为要旨”。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充斥着奴化教育的思想内容。
3加强师资培训和督学视学制度。日本侵略者认为，实施奴化教育关键在于“直接担当指导教化学生之教师素质如何”。这里所说的教师“素质”，主要是指教师对“建国精神”、“王道政治”和“日满一德一心”等理解和运用程度如何。日伪当局以提高教师“素质”为借口，于1932年8月在长春（伪首都新京）开办“教员讲习会”，并以此为基础于1933年4月成立“教员讲习所”（后改为中央师道训练所），对各地选来的中小学教员施以再教育。主要讲授“建国精神”、“王道主义”、“国际情况以及满洲国教育之奉旨”、“经学真谛”等。目的是清除教师的“不纯思想”，使其更好地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同时，各地也举办地方教员讲习会，印发《普及建国精神教育资料》专书。还向日本国选派教员留学生，使之“受日本学校教育之实地训练，并以补益日满亲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培养推行奴化教育的骨干教师。
为了实施殖民奴化教育，伪满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伪文教部设立督学官室，设督学官。各地也大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日伪当局提出：“为视学者，咸宜尊重教育之神圣与使命之重大，务善导国民之思想，以养成忠良之国民。”《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下卷第915页。1934年，日伪当局在《视学须知》中指出：“指导监督”者“居于指导监督教员之地位”，应理解“满洲建国之真意，以谋教育之普及”；“应研究王道真义，以努力王道教育之建设”。齐红深、徐治中《中国教育督导纲鉴》，第16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1936年，又在《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中把“建国精神”实施状况、“日本语普及之状况”及“教科书之使用状况”等列为视察的主要内容。可见，所谓“指导监督”机构，实际是教育方面的警察机关，各级视导人员实际是教育警察，他们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监督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并向日伪当局收集情报，以便制定奴化教育的政策和措施。所以，各级视学机构大都由日本人控制，在实施奴化教育的过程中，起了监察督办的作用。
制定奴化教育学制
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日伪统治者基本上沿用中国原有学制，只是对教育内容加以改动。伪民生部认为：“自建国以后……实行的教育制度，是沿袭旧政权时代的制度，不过仅仅把教育内容加了一番改善罢了。然而照我国的特殊性质来看，仅依赖内容的改善，还不能实现新国家的大理想。换言之，要希望国民教育的彻底，对旧的教育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我国的教育制度》，伪满洲国民生部《旬报》，伪康德7年。在日伪统治者看来，原学制修业年限过长，不能适应日本侵略者的急需，原学制注重基础教育，未把职业教育放到主要地位，这就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扩大经济掠夺，急需大批具有初、中级技术水平的熟练工人的要求。总之，原学制不能适应“建国精神”、“日满一体”、“唯神之道”的殖民主义伪满洲国学制图
教育宗旨，必须重建“新学制”。
为此，日伪当局从1932年6月始，做了历时5年之久的准备工作。1936年，日伪当局在完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建立起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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