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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印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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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并把中国的“易经”与西方的数*系起来研究，为当时德国大哲学家与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发展其“二进制”数学思想上带来了极大启发。
1697年，康熙“返聘”白晋为钦差回到法国传播中国文化与友谊，并招募传教士和科学家。回到法国后，白晋将自己著的《康熙帝传》和康熙皇帝的礼品转交给了路易十四，其中有49册汉文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欧洲人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批基础资料。《康熙帝传》问世后，很快就有了英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译本，莱布尼茨亲自将它译成拉丁语。而路易十四除了派遣白晋等法国传教士赴华外，还特别重视与华贸易，通过贸易交往使法国朝野对远东的中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664年，法建立东印度公司。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驶抵中国。两年后，“昂菲德里特”返法，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年，“昂菲德里特”号再次赴华，又从中国运回大批漆器。
在路易十四派遣白晋使华前，实际已有许多法籍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第一个来华的是金尼阁，后有罗得和巴吕，他们都是受教皇派遣的法籍教士。据统计，从金尼阁起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近百名法国教士先后来华。如此大批量的法国传教士使华，与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明态度不无关系。康熙自己专心学习西洋科学，先是请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师，南怀仁死后，又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他们每天早上4时到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两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4—5年。作为皇帝的康熙花费大量时间，如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把西方科学仪器和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西方科学技术非常有益。其中，法国传教士最大的贡献还是帮助清朝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康熙47年（1708年），张诚、白晋等奉诏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他们采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历时近十载。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一幅最科学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法中交往的历史（2）
随着“昂菲德里特”号商船首航中国，法国从中国直接输入瓷器。18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仿制瓷器，1673年在鲁昂，1695年在圣克卢，都生产过黄色而透明的软瓷，产品是以福建白瓷为标本。“昂菲德里特”号第二次来华使漆器开始大量输入法国。17—18世纪，丝绸大量进入法国。中国的丝绸及棉织品被广泛地用于服装、悬物、被面等。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用中国花鸟的绸裙。作为丝绸的附属物，中国丝绣也促进了法国刺绣的变化和多样化。皮尔蒙的花卉设计图案明显受中国样板的影响。此外，中国轿子也在17世纪初传入法国。1700年元月，凡尔赛宫举行以“中国之王”命名的盛大的舞会，路易十四登场时，竟然坐在一顶中国式的轿子里。路易十四驾崩后，轿子在法国逐渐减少，代之以轿式马车。还有中国的画屏和壁纸也深受法国老百姓的欢迎。当时中国壁纸单张高12英尺，宽4英尺，每套有一系列关联的图案构成，可以糊满整个房间。图案起先多花鸟，后期增加了山水、人物、种茶、制陶的场景。
应该说，是法国传教士通过记叙在华所见所闻和翻译中国典籍，把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到了法国乃至西方，从而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重视。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对中国的看法不仅是赞美，而是用中国的哲学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这位因推崇孔子学说而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经济学家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他还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一旦君主依自然法则改革了立法，他就不需干任何事，认为所有的财富均来自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业、采矿、伐木），应该像中国那样以农为本。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法国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18世纪启蒙思想家更是对中国给予极大关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奉中国文化为楷模，用中国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伏尔泰在其《各民族风俗论》、《哲学辞典》及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伏尔泰还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以此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此外，传教活动和通商，也使中国的艺术同时流入法国。17、18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饰艺术的中心。但与路易十四专制王权相适应，法国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驾崩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摆脱专制王权束缚，在艺术上倡导个性解放，于是，罗可可风格应运而生。然而，与其说罗可可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艺术。随着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流入，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以致供不应求。一些精明的法国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装饰的模仿，促进了明快、轻灵、生动、自然、幽雅、精致、纤巧的罗可可风格的形成。
回顾300多年中法交流历史，17、18世纪的确是双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随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与封建的中国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巨大的差距，加上当时中国统治者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法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今天想起来甚感惋惜。如果当年大清帝国不采取自我封闭的政策，而是改革开放，中法关系可能还要好。因此，真正意义上中法的大规模交往，也只能等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从马尔罗到佩雷菲特
稍年长一点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安德烈·马尔罗，他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作家和反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抵抗战士，曾担任戴高乐总统的文化部长，在法国家喻户晓。在20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人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与马尔罗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笔触，向法国人民讲述一个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分不开。
1933年，年轻的马尔罗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连载其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介绍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变。此书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通过描写几个出身不同、国籍不同、观点不同的人物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人类的命运》刚问世，立刻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各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读者竞相购阅，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销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橱窗便摆出第25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获得该年度法国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并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 马尔罗也因此一跃而跨入“法国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该书的情节大致是：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筹集武器，父母早亡的青年知识分子陈大欧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搜出一份预定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合同。由陈大欧、*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儿乔·吉佐尔、曾参加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德国人海默里希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上截获了这批武器。总*和武装起义爆发了，这几位革命者分别率领工人民兵和纠察队投入英勇的战斗，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面临破产威胁的帝国主义财团与国内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勾结，由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出面，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派兵*起义，并答应给予财政资助。蒋介石到达上海，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该城。一面组织流氓打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表示愿意交出工人武装。在这危急关头，陈大欧和乔·吉佐尔毅然前往武汉，去找第三国际代表团。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为由，主张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协调一致，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乔和陈非但没得到这位代表的支持，反而受了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抵制他的错误指示。返回上海后，陈大欧单独行动，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卧车，适逢蒋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被警察当场打死。不久，在蒋介石掀起的惨绝人寰的*中，卡托夫和乔·吉佐尔亦先后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乔坚贞不屈，在狱中服毒自杀。卡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乔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东渡日本，然后经海参崴到莫斯科，以继承她丈夫未竟的事业。
法中交往的历史（3）
小说发表后在法国引起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作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表现了作者令人钦佩的智慧”，“标志着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反对者将此称作“卑鄙的共产主义小说”，批评书中的某些章节表现了“不健康的英雄主义趣味。”然而，无论是左翼的赞扬，还是右翼的批评，马尔罗的作品使法国公众对远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更加关注和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这在当时法国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人类的命运》，法国和西方社会就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人民的命运寄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我未能赶上马尔罗当年那荡气回肠的岁月，但我有幸与阿兰· 佩雷菲特同处一个时代。说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其对中法关系的作用，不亚于当年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佩雷菲特（1925—1999），是法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曾8次出任政府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要职，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还曾担任过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协主席和《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当然，对法国公众而言，佩雷菲特最大的贡献是唤起法国人在20世纪的下半叶对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浓郁兴趣。从1971年至临终前的1999年，佩雷菲特18次访问中国，两度以《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身份采访江泽*席。著有《当中国觉醒之时》、《停滞的帝国》、《中国已经觉醒》等20多部书。为纪念这位伟人对中法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受吴建民大使的委托，策划制作了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并安排了在佩雷菲特逝世３周年纪念日之际铜像在武汉大学的落成仪式。在整个过程中，我对这位伟人的一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作为同行的佩雷菲特被法国政府派到波兰当外交官，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其今后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一天在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他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当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和巴罗撰写的有关那次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的书。这一套游记的发现使他萌发了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书的想法。
1989年，也就是在佩雷菲特出使波兰的30多年之后，他发表了《停滞的帝国》，通过当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团介绍闭关锁国的清朝是如何从充满活力走向停滞。
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的是200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他们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当时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西方第一强国。为寻求原料与市场，英国一直觊觎中国这块远东的沃土，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然而，乾隆的大清帝国虽然接待马戛尔尼勋爵一行，但在礼仪上却使其蒙受各种羞辱，他们非但没有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反而像小偷一样被撵出北京。
佩雷菲特为写《停滞的帝国》，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公开的内部档案。此书的发表对西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意义重大。
当然，奠定佩氏在法国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权威地位的，并不是《停滞的帝国》，而是早在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后写的《当中国觉醒之时》。此书的题目很有意思，它借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说的是当年拿破仑兵临莫斯科，有谋士献计顺势攻下中国，拿破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寓意深刻，在极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千万不能将其惊醒。一旦这头雄狮醒来，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佩雷菲特将此作为书名，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相信，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此书在法一版再版，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许多法国朋友告诉我，正是由于看了佩雷菲特的书，他们才对中国产生兴趣。90年代初，在经历“*”风波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已经觉醒》一书，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法国舆论界对佩氏著作的评价很高，称之为“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佩雷菲特在法国成为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因为他对中国前途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并对中国人民的命运给予满腔热情的关注。其子伯诺阿·佩雷菲特告诉我，父亲对中国的一切情有独钟，常常要为中国发生的事情牵肠挂肚。当90年代中法关系面临售台武器出现倒退时，他看到家父亲自从寓所给希拉克打电话，告诫法国政府不能见利忘义，损害中法关系大局。由于佩氏在法国政坛，特别在戴高乐将军所创建的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中的显赫地位，他为维护和发展法中关系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小佩雷菲特还告诉我，父亲并非是天才，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靠的是挤时间。行万里路、看万卷书，他身上总有一小本子，随时随地做笔记，甚至在假期带着孩提时的小佩雷菲特上山滑雪时，也会突然放下滑雪工具，从怀里掏出小本本记上几句。正是这种难得的学习精神和善于学习的方法，使其成为法语世界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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