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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印象-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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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埃维昂就是一次难得的跨文化交流，它要求我们必须在国际多边视野里处理各种问题，在一些小事上多多体现我们的大国风范。正如吴大使常对我们所说的那样，外交工作处理好了，投入少，产出大。埃维昂会议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21个国家和4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与会国家占全球80％的人口、88％的GDP和75％的贸易。用历史的眼光看，埃维昂在“非典”期间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外交舞台，通过3500多名记者，我国在发展等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传遍世界。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不论胡主席以何种形式出席八国峰会，其到会本身就是一个外交突破。它既说明中国外交更加务实，更关注自身利益，也表明了中国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自信，实现了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转换。《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Bringing China In From the Cold）的评论文章，认为“八国”无论是处理朝鲜问题，还是防止全球变暖，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中国与美国，“八国”必须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承认中国的国际作用。我想，随着今后时间的推移，埃维昂会议的重要意义还将越发显现……超越思维定式——文化对话的历史机遇
徐波〖〗代〖〗跋
在我印象中，法国外交官出使中国后都喜欢留下一点笔墨，写上几本书，让法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在中国外交官开始写书的也不少，我稀里糊涂也就此赶了趟时髦，但直到今天住笔后如鲠在喉的心情才有所放松。
从2004年4月到上海世博局负责国际联络工作以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2004年我们总共接待了398批外宾），我一直殚精竭虑般地去完成这件“自找”的任务。说自找，因为它不是我的工作，且又要牺牲我许多宝贵的业余时间，但我如此矢志不渝，是因为我将文化对话看作是一种历史责任，抑或个人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的选择则又源于我对生活的回报。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十分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它让我每天在交朋友，每天在宣传自己的祖国。同样，在认识朋友，宣传祖国的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全面认识法国，从而使我有可能以本书的形式向各位朋友叙述我对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体验。2004年10月11日晚，我很高兴与前来主持法国文化年开幕式的希拉克总统及其顾问班子主要成员在上海别后重逢，大家均感到非常亲切。当时一种谱写历史的感觉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使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化对话使命更为坚定。
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大交流的世纪，中法互办文化年成功经验使我对此坚信无疑。尽管出现“”恐怖活动，伊拉克的暴力也远没有结束，但我确信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交流时代。空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无论是财富的创造速率，还是资源配置的广度均使人类交往更加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已成为现实需要，甚至是一种生产力。如今，全世界用得最多的词汇是“跨文化对话”。如果你从英文雅虎网站查Cross culture dialogue，有关条目则高达974条。如果你又将其随机输入中文搜索引擎酷狗（Google），你就会发现300多条有关跨文化对话论坛的消息。然而，我又非常矛盾地发现，全球化时代、数字化通讯并没有消除或减少文化差异，有时沟通还很难，不同的文化之间还缺乏了解，超越思维定式才是人类大交流的前提。
何谓思维定式？那就是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将自己的行为模式无限延伸到他国的人与事。许多人对何谓思维定式熟视无睹，因为它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一位从事文化对话研究的学者警告我说，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防范抱着自身文化不放，排斥外来文化的文化部落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以为所言极是。勇于接受多元文化和外来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有人问过我，你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这莫过于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站在外事岗位上的我，几乎天天都生活在文化碰撞的漩涡之中，需要用智慧和勇气去解决一个又一个文化冲突问题。在法国那么多年，也有朋友问我对法国社会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法国文化的包容性。我想，我们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前提就是开放和能够吸纳对方的观点，这也许就是我刚参加外交工作时领导们对我所说的那种求同存异的中国外交文化。
我有幸在我的人生中从事了一段中法双边关系工作，它使我尝到了文化对话的甜头。我真心希望我的所见所闻对读者了解法国和法国社会有所帮助，但书里写的都是过去的事，只能是我献身于不同文化对话的开端。我非常高兴能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平台，开始我新的生活，特别是开展一场更持久、更广泛的文化对话工作。无疑，举办世博会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外交”行动，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形象在184天的世博会向国际社会所做的集中展示。我们希望有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7000万人参加世博会。我们还希望将它办成世博史上最“成功、精彩、难忘”的一届世博会。但很显然，最“成功、精彩、难忘”的标准掌握在国际社会，而不是在我们的手中。要成功举办这样规模的人类盛会，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充分注意文化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上海有一句口号，叫“迎世博，做可爱的上海人”。我想，可爱的上海人，就应该是倾听国际社会关切、了解文化差异和按国际规则办事的人。然而，作为一名处在世博会国际联络第一线的外交官，近一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感到我的任务是艰巨的。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11）
我把书拼命写完了，但文化对话的快乐乃至苦恼仍是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随着国内持续不断的出国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赴法留学，中国与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距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记得我们年轻时，走向祖国四面八方是我们的革命胸怀，而现在的青年人视走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为己任，他们不仅是“哈法族”、“哈德族”，甚至勇敢地站在国家人事部门口排队报考联合国职员，希望有一天到联合国上班。显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没有理由固步自封，没有理由摆弄那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部落主义，在人类这个地球村落里，尽管肤色相异，我们都是这个星球的主人。
我真诚地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关心中法友好，多做中法交流和沟通工作。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文化对话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因为这不仅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事业，也是一项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工作。我愿以此书与热爱文化对话的读者朋友们共勉，并将此书献给要有志于成为世界公民的青年朋友们。
值此本书付莘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国际展览局主席、外交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院士吴建民拨冗为拙作写序。吴主席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敬佩的外交家，他一直致力于中法友好，其一言一行促使我永远将推动中法友好为己任。我也要感谢法国驻中国大使高毅先生热情洋溢的序言，特别是感谢大使阁下对我为中法交流做的锦薄工作所给予的充分肯定，以及对继续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所寄予的深切期望。此外，我由衷感谢文汇出版社张衍先生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新华社驻巴黎分社摄影记者陈立群和法国摄影师让·保罗·吕布里内埃（Jean Paul Lubliner）为本书提供精彩的照片。没有上述朋友的真诚帮助和鼓励，此书的问世是难以想像的。
最后，我要感谢养育我的父母。２４年前，我与他们挥泪而别，为的是想看看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２４年过去了，父母已经年迈，缕缕银发，全是因为将游子牵挂。在那数不清的牵挂中如今多了一个法兰西，那是儿子工作的岗位，也是二老到过的地方。美丽的法兰西总是我们全家聚会的话题！在感谢的最后，我还要将此书献给我的女儿佳佳。法国是她童年的记忆，她是在法国幼儿园学的法语，现在还能与小朋友说一些。衷心希望她继续说下去，希望她们这代人不仅使中法关系更加密切，更要超越思维定式，为人类的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5年4月24日谨识于上海三和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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