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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印象-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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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中法文化差异（5）
其实，法国就是由公民社会参与并治理的国家。法国全国雇主协会，现在的名字叫企业运动，聚集了全国所有的雇主，主席恩斯特－安托万·塞利埃（ErnestAntoine Seillière）在法国政界一言九鼎，原因是在其身后是法国所有的企业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均对其格外的重视。同样，马克·布隆戴尔（Marc Blondel）领导 “工人力量”是法国最主要的工会，任何政府有损于员工利益的改革，若事先没有与其商量，那么，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风潮肯定不可避免。当然，治理法国社会并不是仅仅靠资方或劳方两家，还有许许多多专业行会，如工商会（Chambre du merce et dIndustrie）、农会（Chambre Agricole）、手工业会（Chambre des Arts et des Metiers）、中小企业联合会（CGPMI）以及牙医协会、律师公会、公证人协会、建筑师协会等等。在法国，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协会，而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靠行会的自律，二靠行会的积极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讲，要做行会的主席，没有非凡的职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是很难当选的。巴黎工商会主席米歇尔·弗朗克（Michel Franc）掌管30万家加盟企业的命运，拥有5亿欧元的预算，每月要开一次商人代表大会，共同商讨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在这幢离凯旋门仅咫尺之遥，1803年就由拿破仑亲自创办的的古色古香的商会大楼里，弗朗克主席曾接待过江泽*席和其他难以计数的中国代表团。
根据法国1901年结社法，任何法国公民，只要人数在三人以上就可以成立社团。从法律上看，除以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行会性团体或协会外，法国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协会，我们统称为“非政府组织”。说它多如牛毛，是因为它太好成立了。许多在法国无法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就成立各种协会、社团，用以接待国内代表团，结果生意兴隆，比留在大学里教书的同学收入不知高多少倍。在法国，最有名的协会自然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无疆界医生”和法国企业运动（法全国雇主协会），它们在国际国内都规模大，国际知名度高，是其他组织难以相比的。由于社团极易组织，对外影响和能量也就相差很大，但对与它们打交道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因为协会小而忽视它们。在上海申博期间，有一个叫“促进与威望国际协会”（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romotion et de Prestige）想给上海市颁奖，以表彰上海最近几年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与其主席，法国人鲁特曼女士（Gisèle RUTMAN）接触了好几次，发现这个协会能量很大，德斯坦、希拉克等许多法国政要都曾出面为其颁过奖。密特朗作为总统，拉法兰作为总理，其他法国部长和欧洲王室出面颁奖的就更数不胜数。这个协会成立于1963年，总部设在瑞士，据说是为了享受税收优惠。由于“非典”和其他原因，拟议中的活动停了下来，后来小德斯坦见了我，还亲自问我进展情况，并表示他本人随时准备出面为上海颁奖。在我回国前，鲁特曼女士专门邀请我赴法南部的普瓦捷出席拉法兰总理为法一家生产打包机的中小企业颁发“推介与威望国际协会奖”的仪式，再次显现出该组织在法国社会的显赫地位。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劳奇（Bernard Logié），他一人成立了一个叫Eponyme的协会，翻译成中文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企业，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家族企业”。他一人办的这个协会，囊括从达索（Dassault）飞机、标致（Peugeot）、雪铁龙（Citron）、雷诺（Renaut）等汽车到鳄鱼（Lacoste）T恤、爱玛仕（Hermès）箱包和客丽容（Crillon）饭店等法国经济界的“名门望族”，几乎涉及到法各个领域。更让人吃惊的是，劳奇居然能够在参议院大厅里组织给这些家族企业的颁奖仪式，还能让参议长出面。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劳奇根本不是家族企业者，顶多是名个体户，但他所焕发出来的公民社会能量是我们难以想像的。其实，类似鲁特曼女士和劳奇这样的NGO在法国汗牛充栋，在法期间，我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接触，因为他们是促进中法关系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对这种NGO的浩瀚性及其在法国社会所焕发出的能量，是只能在法国才会有如此体会的。
由于社团成立和解散都不要做任何声明，因而法国究竟有多少NGO组织，谁也说不清楚。通常法国人对我说在100万左右，社团的累计预算超过454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社团的预算约54％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但大多数小社团仍需要依靠志愿者的工作来保持运转，其预算也往往依靠会员的会费和一些活动收入。法国人对我说，社团是法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占法国总就业人数的5％左右。10年前，约11万家以上的协会雇用了165万人（其中90万人为全日制工作的工薪人员）。我没有今天的数字，但我想只会比10年前大，而不会小。法国外交部负责国际合作的处长沃兹对我说，NGO事业在法国方兴未艾，一些人道主义、扶贫、反全球化等NGO吸引了许许多多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中不乏富家子弟，NGO的经历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为他们将来在法国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好基础。我想，NGO在西方素有政府、企业后的第三部门之称，它不仅是对政府和企业作用的有益补充，更代表了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愿望。因此，NGO越多，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程度就越大。公民参与国家生活越大，政府当然就要将他们奉作上宾，这也就是为什么爱丽舍宫常常要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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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1）
历史的烙印有点重
法国人有一句谚语：“世界上只有两座山不能见面”，意思只要是人，不管身处天涯海角，总有机会见面。30多年前，佩雷菲特在《当中国觉醒时》一书中预言中国睡狮将很快觉醒。30年后，中法交往异常活跃，超过了任何人的想像。在中法200多年交往史上，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法国无处不在。法礼宾副司长阿塞尔杜扎赫安（现为司长）对我说，在巴黎的沙龙晚会里，人们以谈论中国为时尚。不去中国看看，你就没有话题，你就会感到很孤立。他甚至用“压力”（pression）这个词来形容那些社交圈里混又没有去过中国的人的处境。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和中文就有点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拉丁文，没有法国人不喜欢的，甚至谁都愿意在公共场合提一下中国或孔老夫子的语录，附庸风雅，但对中国感兴趣仅仅局限在一种文化修养，包括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修养，真正了解中国的法国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了解中国。虽然法国，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媒体对法国公众认识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与中国丰富的历史和法国公众对了解中国的需要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一位来巴黎的中国学者对我说，从1900年到2000年，中国翻译西方的书估计不下10万册，从数理化到文史哲政经法无所不包，但西方翻译中国的书非常少，不及中国所介绍西学的一成。我对法国介绍中国书籍的总量没有调研，但中国公众对法国的了解肯定要超过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仅傅雷一人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全集。在中国，雨果、巴尔扎克、莫里哀几乎家喻户晓。但法国媒体对中国的介绍显得偏少，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如20世纪90年代还负面较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来华经商、学习，对中国的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中国在法文化年，使法公众有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的机会。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国，媒体同样受收视率、阅读率统计等传媒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对中国题材的选用心态较复杂，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猎奇，或者是利用中国元素来扩大报刊的发行量。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用较大的篇幅去介绍一个远离法国人日常生活的国家，更不用说客观平和地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我发现，在报道中国题材时，法国媒体要么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太乐观，如一些报纸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未来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中国文化年开幕式之际，这种观点比比皆是（记得一家著名的经济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电影《卧虎藏龙》女主角章子怡的大照片，她一袭轻衣，足踏火箭，飞向蓝天。副标题： 中国经济的速度！），要么，对中国的人和事还是透过有色眼镜，从历史的钩沉中来观察中国社会。
无疑，300多年中法交往历史为中法两国人民留下了丰富而又复杂的精神遗产。在中法第一次交往过程中，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精英曾反复渲染中国的文明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然而，反对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则对中国专制体制的*和黑暗及皇帝*、家庭专制和民众奴性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因此，主流派作家伏尔泰看到的是文明和美德，非主流派思想家，包括卢梭在内，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邪恶和丑行。双方见智见仁，给法国社会留下的是两笔不同的精神遗产。
1964年中法建交，开始第二次全面交往，中法犹如一对新人，进入第二次热恋阶段。然而，“*”给刚刚建交的中法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红卫兵、大字报和“毛主义”一度成为法青年和极“左”派追随的对象。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亲自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一道检阅红卫兵。发生在巴黎拉丁区的1968年“五月风暴”就是中国“*”的翻版。“*”等数不完的中国政治风云使法国人对中国人民开始充满同情，但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甚至迄至今天，一些老人仍认为中国人民还在受难，还在挨饿。这些历史的烙印和矛盾思想，影响了一部分人对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实的了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永远是个复杂难懂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切身体验，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仅没有同情心，相反持批评态度较多，特别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常常要戴着有色眼镜，理解少，批评多。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停留在过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而这种过去的知识又以每个人对中国的情感立场有关。由于法国的多元文化，无论是“*”，还是“*功”，都可以在法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一些善良的法国老百姓对*等的信口雌黄也信以为真。因为，颠倒的历史还没有被完全颠倒过来。此外，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在法国观众中获得巨大成功，这些中青年导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拍摄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农村、“*”题材的电影，法国公众从这些“大片”管窥中国，其心目中的中国自然与现实出现差距。这也是文艺题材本身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烙印对法国公众的影响。有一次，马尔梅松的老市长伯梅尔夫妇在晚宴上与我无意谈起戴思杰的同名电影《巴尔扎克和他的小裁缝》，我只是顺便提到一下自己在“*”的经历，80多岁的老夫妇居然对我的经历“瞠目结舌”，认为太不可思议，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伯梅尔老先生是法国资深政治家、戴高乐抵抗运动时的战友，连他这样的法国政坛老政治家对中国许多事情都不甚了解，说明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历史的烙印还真有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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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2）
“中国通”——一项需要与时俱进的职业
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字相比，中文确实很难学，且中法又相距甚远，中国的事情长期以来只好由一小部分所谓的“中国通”所把持。遗憾的是，我发现法国的这些学者，研究的兴趣不是明清中国的小生产水平如何发达，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不*，真正需要研究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反而很少人研究。当然，中国通或中国学本身的定义就很泛，我这里只是一般化的比较，如与英国和德国的中国学相比，法国很少在大学里有类似的研究中心，就是有的话，研究的领域也大多与现在的中国无关，且研究的成果也只是为了学术，很难直接为企业或政府服务。
其实，法国的中国学或叫汉学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巴黎在18、19世纪被誉为世界“汉学之都”，当时在西方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从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至今已整整190多年。也就从那时起汉学研究首次在西方的大学府中占据一席之地，其后才是俄国（1851年）、英国（1876年）在大学里开设汉学研究，至于美国就更晚了。在这近200年历史中，法国的中国学者群星灿烂，涌现了雷暮沙（AbelRémusat，1788—1832）、儒莲 （StanislasJulien，1799—1873）、安东尼·巴赞 （Antoine Bazin，1799—1862）、毕欧（Gdouard Biot，1803—1850）、沙畹（Edouard Ch*annes，1865—1918）、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汉学大师级人物，还有许多仍然活跃在传播中国文化舞台上的汉学家，如谢和耐（Jacque Gernet）、魏丕信 （PièreEitienne Will）、戴仁（jeanpiere Drege）、雷威安 （André Levy）、白乐桑（Jol Bellqssen）、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ien）。这些汉学家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从中国儒教哲学史、天文学史、 文学史、经济史到敦煌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民族学、宗教等无所不包。但不知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还是太经院式，惟一与当代中国有关系的是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倡议建立的克莱蒙菲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EDRI），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樊纲等都应邀在那发表过演讲。我曾与樊纲同时出席过2003年的研讨会，约40多位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发言，质量很高，我在最后的总结发言里谈了自己的感受，认为会议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实践来探索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言之有物，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CEDRI是法国乃至欧洲研究中国经济的一流研究机构。当然，除CEDRI外，法国也有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机构，如戈德曼（Franois Godement）先生率领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Asie）和巴黎工商会研究室，但这些研究中国的部门均不成规模，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与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一起出席克莱蒙菲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年会。图为年会晚宴上与香港学者合影。（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我没有机会与汉学界的大师们交换过看法，但曾与那些“全职”的中国通中的某些人有过一定交往。他们大多是大学里学中文出身，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感兴趣后终身研究中国。也有个别人来自大陆，因“*”等原因，在法研究起中国。这些中法学者的普遍问题是与中国的现实脱节，很少回中国看看，他们研究的项目也很难获得资助，特别是企业的资助，给我实有一种上一世纪的感觉。在巴黎哈期巴耶大街一座窗明几净的大楼里，我曾有机会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中国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史”的讨论会。会上观点之保守令人吃惊。在这些所谓中国通的眼里，中国是个“悖论王国”： 口号与行为，东部与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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