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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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绍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高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货色，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操，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古礼，跣足是对于对方的极大尊重，不一定是“来不及穿鞋就匆忙出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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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宽容与报复（3）
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陈琳为袁绍起草檄文，对曹操破口大骂，被俘后，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
　　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还有那个魏种，原本是曹操最信任的人，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叛我的。谁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气得曹操咬牙切齿：好你个魏种！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饶不得你！但当魏种果然被俘时，曹操却叹了一口气说：魏种是个人才啊！又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凡此种种，都使曹操的英雄气度大帅胸襟跃然纸上。��
　　曹操宽容人，更难得的是还能够以诚待人。许攸来降后，刚一坐下，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
　　说起来，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诈的。所谓“少机警，有权数”，不过是史家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说穿了就是狡诈。何况曹操又是带兵打仗的人。兵不厌诈。战场上用诡计，官场上用权谋，不过军事斗争和###的家常便饭，没什么稀罕，也并不丢人，谁都这么做，只不过敌方叫“狡猾奸诈”，己方叫“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罢了。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尊奉天子，继承汉室，不过买政治股，打正统牌，不妨做秀，也难免敷衍。同智士谋臣说话，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如果耍小聪明使小心眼，就很容易被对方看穿而失去信任，那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反倒不如实话实说。曹操很能把握这个尺寸。惟其如此，他才为自己造就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
　　不过，谁要是以为曹操不会整人报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曹操这个人，报复心是很重的。而且，报复起来，一点都不手软。公元193年秋，曹操亲提大军，直扑徐州。一则因为徐州牧陶谦此刻与公孙瓒联手对付他，二则因为陶谦曾出兵帮助袁术打过他，三则因为他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被陶谦的部将张辏Вㄒ艨�）抢劫并杀死。杀父之仇，岂能不报，何况仇人又是敌人？这一下陶谦吃不消了，只好逃进郯城（今山东省郯城县）躲起来。曹操打不下郯城，便拿徐州老百姓出气。于是纵兵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前后杀了数十万人，仅一次就在泗水边“坑杀男女数万口”，连泗水都被尸体堵塞，为之不流。徐州地区许多城池“无复形迹”，不但没有人影，连鸡犬都杀光了，简直就是惨绝人寰。所以195年曹操打算再次征讨徐州的时候，谋士荀彧（音玉）就断言徐州军民一定会拼死抵抗，决不投降，因为上次杀的人实在太多。确实，曹操这一回，也报复得太过分了。陶谦即便罪大恶极，也顶多杀了他本人或他那一伙，关老百姓什么事呢？如此滥杀无辜，岂非丧心病狂？��
　　

三　宽容与报复（4）
其实，就连他树的那个样板张绣，似乎也是遭了报复的。他随曹操北征乌桓，还没到地方就死了，死因不明。《魏略》说是被曹丕吓死的。张绣为了讨好曹丕，曾多次请他聚会，没想到曹丕竟然发怒说：你杀了我哥哥，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见人呢！张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此案甚为可疑，姑不论。但他的儿子张泉被杀，则是事实。张泉是因牵扯到魏讽谋反案中被杀的。据说此案“连坐死者数千人”，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曹操生前最后一次大清洗，下手的人又是曹丕，但下令的却是曹操。此案的案情倒不复杂。据说魏讽是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大约是个“摇唇鼓舌，妖言惑众”的人。曹操的魏国相国钟繇（音由）见他名气大，便让他做了西曹椽。可是这个魏讽，却趁曹操在前线指挥与关羽决战之机“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音伊）密谋袭取邺都，抄曹操的老窝。然而事到临头，陈祎却害怕了，便向看家的曹丕自首告密。曹操铲除异己向来就不手软，何况前方吃紧之时，更不容后院起火。曹丕手上有了老头子的令箭，也就趁机大开杀戒，杀魏讽，也杀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包括张泉。��
　　现在已无法查明张泉是怎样卷进此案的。一种可能是张泉因曹丕逼死了父亲，心怀仇恨或心存恐惧而加盟魏讽的徒党。第二种可能是曹丕因有间接谋杀张绣之嫌疑，畏惧张泉报仇，干脆逼人谋反，杀人灭口。第三种可能则是曹丕并未逼死张绣，但也深知曹操笼络张绣，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杀子之仇是不会忘记的。报复既然无法施加于张绣，那就拿张泉来抵罪好了。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杀你的儿子，岂不是扯平了？曹丕揣摩到曹操的这一心思，便想趁机替父王了却这一心思，没准更能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曹操直接下令处死张泉。总之，张泉之死，很有可能是冤案，或是被逼上梁山。事实上，魏讽一案牵扯的人那样多（《世语》说数十人，《通鉴》说数千人），冤死鬼是少不了的，其中说不定就有曹操早就想报复又没有机会报复的人，比如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暗中勾结的那些家伙。��
　　实际上，曹操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谁知此时曹操还不是宰相，肚子里也还撑不了船，便悍然地把他杀了，而且还杀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到交州，家人却落入虎口。后来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当然不能。结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斩首。��
　　曹操干的这件事，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事后也一直被人们议论。有了这次教训，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学得“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报复起来，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报复还是要报复，嫉妒还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老朋友许攸、娄圭，都因为才智过人又“恃旧不虔”（仗着自己是老朋友而对曹操不恭）而被杀。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常常自叹不如（子伯之计，孤不及也），终因嫉才而杀了他。��
　　相对娄圭而言，许攸就有点自己找死。他既恃旧，又恃功，一直对曹操不那么恭敬客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呀，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着说：是呀是呀，你说得对呀，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又指着邺城城门对曹操身边的人说：这家伙要不是有了我，就进不了这个门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当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对许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这会儿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曹操便毫不犹豫地要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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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宽容与报复（5）
许攸实在是白长了个聪明脑袋。他难道不知道“伴君如伴虎”，而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么？老百姓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许攸却不但要去摸，而且越摸越上瘾，哪里还能保住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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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几桩谋杀案（1）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