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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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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学校回到村上时，大队巷子已经是另外一种商业的气象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这条巷子仿佛是镇上的那条老街，许多户人家的大门改成了商铺一样的结构，有柜台了。巷子还有卖瓜果蔬菜的摊子，卖肉的案子，甚至有人家捧着筛子卖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我少年时不曾有的现象。我在苏州城冷僻的小巷子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在我回到村庄后，农村商品经济的最初迹象已经在改写村庄的面貌。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的是，供销社的生意逐渐冷淡，甚至有些衰落了。当年在我看来无疑是一座宏大建筑的供销社，在这个村庄的位置越来越渺小了。小时候，在节前，我会有几次走进柜台后面的仓库，悄悄给父亲买回两包飞马香烟，这在当时需要有关系才能弄到，而这个牌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我们村庄也几乎没有人抽，后来也看不到这个牌子了。曾经短缺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在村民私人的小店里到处可见。这大概就是乡村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吧。
我曾经熟悉的、几乎是几十年不变的场景在读大学的那些年逐渐改变甚至消失。当我带着记忆回到村庄时，有许多印象已经无法吻合。我在变，我熟悉的村子也在变。
熟悉与陌生（4）
原先的那个大集体没有了，村庄上各种大集体的气派也没有了。四合院式的大队部成了私人住宅，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搬到了桥南新建的两层红砖楼上。这块地原先是农田，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居民点，而且以楼房居多，到外面打工或者以其他方式赚了钱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造了楼房。和这些村民的楼房比起来，村民委员会所在的那幢像教室一样的红楼实在是简陋和粗糙。这是个变化，而且极具象征性。多少年以来，在一个地方，标志性的建筑物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我所熟悉的村庄、公社、乡镇都是这样。在八十年代，当苏南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时，各级办公场所在当地总是标志性的建筑。我们这个村、镇也在发展中，但它和苏南的乡镇是不同的模式。苏北的乡村缺少企业，农民自由了，也比过去日子好了，但集体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在一个村庄，如果没有企业，没有称为农民企业家的能人，这个村庄其实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庞大的集体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原先体制对农民的约束，另外一方面，集体经济的匮乏，无力改变这个村庄的面貌。这样一个特点，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不在农村长大的人不知道，改革后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在“大集体”时代，村庄上的路灯到了晚间总是亮的。我夏天回去时，感觉不到路灯的变化，夏天没有路灯巷子里也是亮的；但到了冬天，夜间没有路灯就乌黑一片。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路灯不亮了，就问起原因。这才知道，路灯是公共事业，需要由村民委员会付费，但村里经济很紧，无法支出，只得关闭了路灯。这让我唏嘘不已。可能也因为这个情况，每家的大门前差不多都装了电灯，这个费用是各家付的，自然节约用电，有人进出门时，门前灯才会亮起来。我注意观察，有些大方点的人家，到了夜间，睡觉前才会关掉大门前的灯。平时，巷子里通常是黑的，只有厨房里灯光会透出窗户。差不多到了春节的时候，每家都不再节约，大门前的灯都亮着，这个时候才有了万家灯火的气氛。
大礼堂已经基本不开会，也很少放电影，更不必说文艺演出了。偶尔放电影，差不多是在外地打工的人赚钱后包场的。放映电影少的原因，除了费用问题，也与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有关。八十年代初中期时，有电视的人家还很少，如果有特别好的电视剧，邻居会集中到有电视的人家看，客厅坐不下了，会把电视移到堂屋门口，这样，天井里会站着更多的人看。这个情形，就像当年在场上放映电影一样。后来，逐渐有电视了，从黑白到彩电，从无线到有线，电视也构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性在村庄消失了。
文艺演出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是多彩多姿的，“大演大唱”的光景自然不复再现，但从七十到八十年代的过渡中，文艺演出仍然是乡村生活中的亮点。我们这个村在“*”时期的文艺活动持续多年不衰，也因此出了不少具有表演才能的人才，我的两个阿姨当年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声名。样板戏从乡村的舞台上退出了，极具政治性的节目也不再是一种任务，每到冬天就集中活动的文艺宣传队也早已解散，我的两个阿姨以及当年和她们一道演出样板戏的人已经进入中老年。作为乡村文艺活动传统的延续是，每到春节，有两个姑娘挑着花担子到一些门户走几步，表示祝福。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挑花担子的姑娘也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远处的民间艺人在春节期间会挨家挨户地走，唱几段吉利的词，主人给了钱后便离开。也有些人家听见琴声过来，便迅速关上大门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熟悉与陌生（5）
在我离开村庄之前，耕牛已经没有几头，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消失之后，一头耕牛也没有了。我出去之前的拖拉机自然早已报废，现在使用的拖拉机和收割机则是个体买的。说来也很奇怪，上大学之前，我好像没有吃过牛肉，耕牛老死病死之后是如何处理的，我毫无印象。我读高中时，物理课有一学期几乎全是讲授拖拉机原理，还有不少实践课。让我们回到大队，任务就是开拖拉机。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拖拉机，有专门的人负责，从学校回来实习，也只是协助，结束时带一张大队盖了章的表格回学校。劳动对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让机器代替手工，也就是实现机械化，一直是农民的梦想。
然而，拖拉机、收割机是私有财产以后，所有的使用就存在一个费用问题。有些人家舍不得花这个机械化的钱，还是靠体力、靠原始的劳动工具去耕种收割。我假期中回去，就发现有许多人家还像当年那样用锄头、大锹、镰刀等。特别让我不安的是，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在田里干活的几乎是中老年人。在现代化也成为乡村的关键词和现实生活时，耕种的传统方式并未消失。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耕牛，它毕竟可以代替部分人力。但是，我们这个村上已经没有人会养耕牛了，也没有人会使用耕牛犁地了。
我至今无法说清楚在我离开之后，这个村庄的变化究竟怎样。无论如何，乡村发展进步了，但“三农”仍然是个问题。以前的集体化，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农民的出路。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村庄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不少人家已经富裕起来。我们以前羡慕的县城，越来越多的人下岗，或者在低效益的企业工作，而这个时候在农村，有土地的人至少是可以吃饱肚子。我在村上，在县城，也听到一些人说农民的日子比城里人好过。其实这是彼此都隔膜的原因。乡村生活的改善，除了农民有了土地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副业和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个变化减少了农村人口，富余劳力在城市里有了出路。但同时，另外的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村庄上最后的农民了。我的那些同学，没有出去的，成了农村的主力，比我们年轻的几乎很少有在农村干活的。我不知道，以后这个村庄上的主人是谁，危机就在不远的将来。
七十年代留给我们太多的争议和纷扰，乡村也是如此。大寨式记工、赤脚医生、河工、文艺演出等在八十年代的村庄已经成为旧黄历，但是当这一切消失或者改变时，却少了一些新的事物衔接。特别是在村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后，乡村社会基本处于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人民公社化时期，村庄的公共事业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总在发展中，现在能够用于公共事业的经费短缺。有乡镇企业的乡村，这一点似乎不同。我们这个村没有一家企业，也就没有经费投入了。让我悲伤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村庄的公共事业及其管理，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这是个称为里下河水乡的地方。“*”前省委书记到村上视察，看到绿水碧野，说：“这个地方像江南，就叫江南大队吧。”我读大学时，河水仍然是饮用水，但因为污染，担回来的水存到水缸后必须用明矾澄清一天才能使用，缸底会沉积厚厚的泥土。而到后来，河水基本不能饮用了，水太肥，绿油油的，还有其他污染物。乡村的污染已经废弃了祖祖辈辈饮用的那条河。当年在没有煤球和煤气时，村里烧火基本是用麦秸、稻草和棉花秸，而现在村子里用煤气的人家也是多数。以前的麦秸、稻草有两个基本用途：盖房子，烧火。现在，已经没有草房子，烧火也不用草了。我每次回去，都看见路上、巷子里、村头，只要是空地，都有草堆子，不必说田地里，巷子里都散着稻草麦秸。有些河段的水发黄，冒着气泡泡。问了以后知道， 有些村民把没有用的稻草沉到河里去了。一个没有工业的乡村， 生态问题也如此严重， 这实在让人吃惊。我从村上再到镇上，沿途几乎和我们村一样，而镇上的河道虽然没有稻草的沉入，但生活垃圾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
熟悉与陌生（6）
这是乡村留给我的新的记忆。我不知道，那些被污染的河道有无清洁的可能？在这个村庄生长的孩子们，会不会终于有一天不能下河游泳，甚至有一天这些河道终于被垃圾填满？想到这些，我有时感觉自己血管里的血似乎也发黑了。那条哺育我的河流黑了。
也许，这些杂乱无章的秩序，真的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前现代”和“现代”的混杂，而“后现代”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在乡村中出现了。
从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写毛笔字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的专栏，大队的大批判专栏，特别是后者，几乎我是一个人包下来的。此后，大概将近二十年，我差不多很少去拿毛笔，毛笔成为我书房的装饰，而这一变化又始于毛笔字从乡村生活中消失。这些年，我开始重新练习书法，或者说恢复写毛笔字。不必说年轻一代，我们这代人几乎连钢笔也很少使用了。签名笔的流行，以及电脑打印的广泛，书法几乎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除了那些还以书法为生的人。
在大一、大二两年寒假，我负担最重而且也最热心的工作是为村上的乡亲写对联。我读小学的时候，村上的大部分对联是我爸爸写的，爸爸那时的书法开始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行书特别流畅和遒劲，而且是字越大写得越好。可惜，当时没有意识到让爸爸用宣纸写几幅字。到了初中，我开始帮爸爸裁红纸折格子。这项工作并不好做，人家送来的红纸是算好的，只会少不会多，除了大队部送来的红纸会宽余几张。你得按照人家的需要裁成几副，就像裁剪衣服一样，有时还要套着裁。万一我把格子折错了，本来是九个字我却折成七个字，而爸爸又没有数格子便径自按照九个字写下去，这副对联就作废了。如果这样，我们就得拿自己家的红纸给人家写。
差不多有大半个村的春联都是我爸爸写的。大年三十的前几天，送红纸到我们家的人络绎不绝，我先问清楚写几副，然后再写上户主的名字。堂屋门、房门、厨房门的对联长短都不一样，好在村上人家都熟悉，约略知道门框大小长短。这纯粹是服务，需要自己倒贴墨汁和时间，如果我裁错了纸折错了格子，还要赔上。我从读初一开始，不满足于给爸爸当助手了，开始跃跃欲试，而且会说爸爸哪几个字写得不好。爸爸连续写了几天，确实也毫无兴致，便说，我来裁，你写。我开始不相信，看他真的搁下毛笔裁纸去了，我就站到他写字的位置上了。我受爸爸的影响，从小的爱好就是书法，终于可以写对联了，就像学徒出师一样的兴奋。但笔落到红纸上，我就发现自己还不会悬腕，而且对联上的字远不及我平时，自然和爸爸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一九七五年读初中，到我上大学的一九八一年，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时期。村庄和学校也陷在政治风暴之中。学校会配合政治运动出专栏，要用毛笔抄写；我们大队是学大寨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先进，不时要出各种专栏，都需要用毛笔抄写。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等，各种各样的专栏，我都是学校和大队的主要抄写者。经过这样的抄写练习，我的毛笔字大为长进，开始从容自如，甚至得心应手，在我们整个公社都有些名声。此外，我又临摹毛主席诗词手迹，至少做到形似。在一九七六、一九七七那两年，大队和公社的许多人家的堂屋里都贴着我临摹的毛主席诗词手迹。这个兴趣后来突然终止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熟悉与陌生（7）
在当时的乡村，有两样活儿是一个人地位的象征：算盘和毛笔字。从镇上到村庄，有些知名度的人无不以会打算盘或者写毛笔字闻名。算盘曾经是中国最通行的，也是唯一的计算工具，乡村里的帐目自然也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书法和算盘都很厉害的，在全公社，我爸爸是其中一个。我对算盘没有很大的兴趣，但一直喜欢写毛笔字。我爸爸的算盘在五十年代末期就闻名全公社，年终算帐时总是被请去打算盘。但我更觉得毛笔字远比算盘重要。爸爸从来不自夸自己的毛笔字，他说公社有谁县文教局有谁写得很好。但我后来看到了这两个人的字，我觉得未必。和爸爸相反，到了我开始取代爸爸的位置给村庄的人写对联时，我觉得我的毛笔字是超过那两个人的。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春节，我差不多给大半个村庄的人家写了对联，除了行书，还有魏碑。我有时会在庄上的小巷里漫步，欣赏那些门框上贴着的我的作品。
这个状况正是乡村文化结构和文化变迁的一个写照。我爸爸那一代人读书少，能够上到初中毕业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至少读到高中，但很少受过书法的训练，也上过“大仿课”（毛笔字课），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很少。在乡下，算盘、书法以及器乐演奏都是有文化的代表，而且在一个时期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除了书法以外，会写美术字和绘画，也是一技之长。在这些“手艺”中，如果你有一项比较擅长，哪怕初通，只要在这个村上是矮子里的将军，你就有用武之地。七十年代的乡村早已政治化，大量的政治活动都需要演出和书写。六十年代末，是不要每年写春联的，所有家的门框都刷了红漆，再用黄漆写上毛主席的诗词，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每家是清一色的主席像、样板戏剧照和各种政治宣传画。在这些油漆的春联逐渐褪色后的七十年代初，开始恢复贴春联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一九八三年的春节，送到我家写春联的红纸越来越少。街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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