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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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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Ｈ绻眯行潜ǖ牡氐阄挥谀掣龃蟪鞘猩峡眨敲此劳鋈耸叽锸偻颉２还饪判行堑闹本吨挥写笤�200英尺，倘若一颗更大的行星（像这样具有危险性的大行星有成百上千颗，它们的运行轨道与地球的运行轨道相交）撞击地球，无论撞击地点在哪里，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灾难，如冲击波、火灾、海啸和阳光照射不到地面等，这足以使人类毁灭。灾难性风险除了引起海啸的地震之外，还包括流行病（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夺去了2 000万~4 000万人的性命），恐怖分子所进行的核袭击或生化袭击，某些在实验室发生的意外事故，以及突发的全球性变暖。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活动似乎使得这些灾难越来越容易发生。
灾难本身不容易发生并不代表能够忽视其发生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像印度洋海啸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事件平均每世纪发生一次，共夺去了15万人的性命，平均每年就会有1 500人遇难。即使我们不综合考量遇难者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也会有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死亡人数能够逐年递减，那么我们所有的投资与付出就是值得的。倘若我们对住在海拔较低的沿海地区的居民进行海啸预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建立包括紧急通知、电话预警和防空警报器在内的预警机制，改善紧急应对系统，印度洋海啸中将会有更多的人幸存，而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也低于任何一种不做这些事可能导致的损失。重新安置人们使其远离现在的居住地或许会更有效，但对于那些极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或住宅区、商业区而言意义不大，所花费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收益。每年因预防海啸所花费的成本，必须与海啸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的估值一致。
在我的著作《大灾难：风险与应对策略》中，我试图对造成灾难损失的决定因素进行更加详细明确的阐述。已经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文献基于人们为避免死亡而愿意花费成本的视角，来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从人们应对风险的行为学角度分析，一个人愿意为避免发生率为10万分之一的死亡威胁支付70美元，那么他的生命价值将达到700万美元，而这个数字实际上等同于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命价值。由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其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因此前面所提到的数据不能作为印度洋海啸中大多数遇难者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而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学者所做的研究都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没有人知道海啸对生命的威胁对于遇难者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疑难问题则来自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超过15万人已经死亡或者将会死亡，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没有人知道。人们必须对灾难所导致的损失进行量化，同时应估计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会有多大效果和耗费多少成本。那些小灾难所带来的危险仍然会像海啸一样具有毁灭性，其防范措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曾预测百年不遇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对其结果我十分肯定。然而，最近发生的海啸所导致的全部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减少损失。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2）
那么，为什么对于所发生的大规模海啸没有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呢？地震的发生，本身是件平常的事，而通常的后果就是引发海啸。然而除此之外，海啸的发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一颗大的行星坠落在海洋中会引发大规模的海啸，与此相比，印度洋海啸就不那么可怕了。
对于这方面的疏忽，有诸多原因。第一，尽管百年不遇的灾难可能会发生在21世纪之初，但不太可能在最初10年内发生。职位较低的政府官员政治目光短浅，极容易低估低风险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灾难的风险与所造成的损失对于其个人前途影响不大。第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效的预防措施需要政府的行动与支持，而事实上政府实行的是权力集中制，这使得许多政府官员很难采取成本合理的措施以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一些政府官员掌管的事务种类较多，关注的是重大事件，因而忽视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第三，如果风险发生地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而非地方性的，那么许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贫困弱小的国家的政府，会寄希望于搭发达国家的便车。了解到此意图，发达国家就不愿意采取防范措施，如果这样做了，实际上就是鼓励免费搭车。第四，一些国家常常因为政府软弱、腐败、无能、落后，国家的国情就使得这些贫困国家很难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第五，人们在考虑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上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那些发生率极低的灾难，因此他们选择忽略这些灾难的发生。这就削弱了政府在资金方面对预防措施的支持力度。
海啸在太平洋海域更加常见，大多数国家都不临近印度洋，但即使印度洋海啸所造成的风险仅为太平洋海啸所造成的风险的1/10（这个数字我曾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过），也应该采取防范措施予以应对。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会忽视这样的风险。
关于忽视低发生率却高成本的风险，有一个更加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有关行星产生的威胁的，从逻辑上来看，其危险性如同海啸的危险性。美国航空航天局每年都划拨超过100亿美元的经费，但仅有400万美元用于监测与绘制危险的大行星的运行情况。按照这种预算进度，再过10年也不可能完成预防行星引发灾难的工作，即便这样的监测与绘制对于抵御行星风险十分重要，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一些警示。当行星距地球还有数百万米时，就开始检测它的运行轨迹，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出于对某些政治因素的考虑，那些可怕灾难的低发生率可能会被忽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啸是行星撞击所引发的众多风险之一，印度洋海啸已成为研究抵御行星风险的热点。这样很好，某种类型的灾难也许在近期或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忽视它。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或许极其低，但如果发生，结果也是十分惊人的，这种灾难所导致的损失将十分惨重，我们理应采取防御措施。
波斯纳
评论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十分乐观地谈到：“国家从灾难中迅速复苏，因地震、洪涝、飓风及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与残痕也将在短时间内消失。”对于他的观点，我持肯定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都充分证明了密尔的观点。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3）
美国公民很快就意识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仅仅是对其生命和财产所进行的一系列毁灭性袭击的开始。众多新闻评论员都认为这将会导致一次经济大萧条。尽管一些行业和纽约因此低迷了许多年，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水平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尽管1995年神户大地震夺去了6 000多日本人的性命，毁坏了十几万座房屋，但此后神户的经济发展也迅速恢复了。1918~1919年，全球流行性感冒也造成约3 000万人死亡，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许多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很低，但当它们发生时会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印度洋海啸就是一个可怕的例子：其死亡人数多于“9·11”恐怖袭击事件或神户大地震中死亡的人数，糟糕的是，其死亡人数与国内人口总数的相关性并没有此前的那些灾难中的相关性高。比如，1755年里斯本地震夺去了6万人的性命，据说过去发生的地震中的死亡人数数以万计，还有我前文提到的1918~1919年流行感冒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也高达几十万。
以往的历史与事实都证明了一点，遭遇海啸的国家经济复苏十分迅速，尽管度假胜地和沿海地区受到重创，所需要恢复的时间更长。这样迅速的经济复苏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海啸袭击之后亚洲股市并没有受多大影响：在12月底，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股价事实上只上涨了一点点，泰国股价则下跌了一点，斯里兰卡的股价下跌了几个百分点。
我完全同意波斯纳的观点，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立更好的预警机制，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海啸、行星撞击地球及其他灾难，但是无论投资多少、制订多少方案，自然灾害仍会持续发生，有时甚至无法预料。
抵御自然灾难和其他灾难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为那些在灾难中痛失亲人或遭受巨大财产损失的人们提供保险赔偿；另一种方式是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以降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比如，如果一个司机开车更加专注，那么就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某些国家统一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样将会降低全球气候急剧变暖的可能性。
我们对各种自然灾难了解得越多，自我保护措施就显得越有必要。但是对于许多不经常发生的灾难来说，即使波斯纳已经做了大量关于生命价值的讨论与研究，他也不会支付为了采取自我保护措施而花费的巨大费用。在上述种种方案中最好的做法就是为那些受到巨大伤害的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保险机制。因此，我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从保险角度采取防范措施以抵御灾难与风险。
在发达国家，灾难之后的幸存者们通常都会获得用于支付其治疗与康复费用的医疗保险，会有保险来补偿其遭受的财产损失，但那些遇难者们常常将人身保险留给家人，他们的孩子也因此有机会获得正规的教育。相反，当灾难袭击时，亚洲大多数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只能求助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不幸的是，当发生海啸和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时，一个家庭的多数成员和他们的邻居都遭遇了袭击，那么这种邻居间的互助就显得力不从心。
从长远发展看，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一旦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都会提高，知识将十分有效地帮助人们应对灾难——对于这一点，密尔在强调知识对于加速灾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性时就意识到了。然而，除此之外，我的同事（在芝加哥凯西马利根大学）和我都指出，受过教育的人在作决定的时候目光更长远。这就意味着当他们确定居住地和房屋建造地后，为了防范风险他们会远离灾源地，同时运用多种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4）
然而，从短期来看，由政府扶植起来的私营保险市场的作用十分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保险对于遭受海啸影响的家庭来说作用并不大。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大量援助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现状。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案就是在贫困国家设立政府监控风险方案，来修复遭遇地震、飓风、其他自然灾难或人为灾难的地区。这些项目能够为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家庭、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家庭提供大量的赔偿，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而这样做并不会给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这样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
然而，因这些项目而产生的道德风险也很令人担忧，如果某些家庭因房屋被毁而期望得到政府补偿，那么他们会继续将房屋修建在地震活跃的地方，或靠近水灾发生地。对于这种应对政府补偿的行为，我们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但是对人们在潜在的灾源地建造房屋和其他有意为之的行为的不完善的监管措施，仍会促使个人在采取行动时将风险考虑在内。
贝克尔
商人哄抬物价的行为与政府的价格调控
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一半以上的地区都制定了法律，禁止哄抬物价行为，但是对于不合理的价格的规定却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这样的法律很少得到贯彻实施。但是，由于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丽塔飓风）造成了汽油价格的猛涨，这样就妨碍了原油的进口，使得大量的炼油厂倒闭，引起了人们一定程度的恐慌，同时，也促使一系列法规出台，禁止汽油价格的过快增长。
除了完全忽视基本的经济理论（这是美国教育体制的缺失）以及政府官员所采取的敷衍行为以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产量供给的骤然削减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巨额利润。对产量削减的规定的出台限制了供给，这样消费者会为数量有限的产品竞相出价，从而造成价格的飞速上涨。此外，减产有利于减少卖家的单位成本，原因就在于一般卖方都会在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地区供应产品，如果成本下降，那么卖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产量。由于价格不断上涨而成本不断下降，这样利润就会不断增加。（有报道称，一些汽油站在遭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利润增加了400％）。在受灾期间，尽管消费者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但是商家仍然向其收取过高的消费价格，这样就会使消费者产生怨恨，而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民众的怨声载道会迫使政府进行干预的。
然而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是错误的做法，不仅仅是因为它不符合狭义经济学的理论，还因为它忽视了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和司法上的公正。如果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哄抬物价有关的法律或公众舆论将阻止商家收取过高价格，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产品短缺。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比过去更高的价格，而其机会成本则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汽油站排队等待，或者因选择减少小汽车的使用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那些真正需要汽油的人，无力承担过高的汽油价格，汽油产量的短缺就会使其遭受重大损失。而唯一的受益者则是那些时间成本很低，而且不急需汽油的人。
这里，我要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海商法和普通法（这两种法都是由法官指定的法律体系，但是它们常常被不同的法院应用，因此被划分为不同的法律体系）都禁止所谓的哄抬物价行为。我们假设一个情景：一艘船快要沉入大海了，另外一艘船及时开过来营救货物和乘客。由于第二艘船抢救货物与乘客耗费了成本，因此第二艘船的船长要求第一艘船的船长放弃轮船的所有权，同时将2/3的货物转移到第二艘船上。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第一艘船的船长会被迫答应此要求。也许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一定在法律上就是要强制执行的，但是海商法中有关于“抢救货物”的条款，那么在此条款的约束下，第二艘船有权为救助行为要求价格补偿，但是要求要合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5）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也是发生在海上，但这个案例依据的是普通法而非海商法（“阿拉斯加帕克斯案例”，法律专业的学生都熟悉）。在阿拉斯加水域，一艘渔船上的渔民举行了罢工，要求涨工资。考虑到捕鱼的季节因素，这个时候的鱼产量有限，船长就答应了渔民们的要求。然而，法院却不承认和执行这个合同，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合同的签订不是真实意愿的表达而是在胁迫下达成的。
相比于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事件过后的哄抬物价行为，这些案例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差异。飓风发生后，收取高价的炼油者和商家并没有引起汽油产量削减。如果他们同意在现有的价格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价格，那么他们就会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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