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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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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贫困国家也应该效仿中国和印度，开放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得更迅速。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也应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希望得到发展的国家的产品进口的限制。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了解，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在实际收入水平上的不均等情况并不是加剧了，而是减缓了许多。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使国内外的发展机遇均等化，但是如果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资产方面的不平等上，是不明智的。它是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因素之一，却绝不是福利不均的决定因素。
贝克尔
评论
在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加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我和贝克尔所作的讨论中谈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贝克尔的评论焦点是关于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有媒体报道说对冲基金经理人、私募股权投资者、其他金融专家和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都会获得惊人的回报；软件工程师、蜂拥至华尔街的律师和医生也会获得高额的回报，一个在最高法院做过书记员的27岁年轻人的签约奖金就是20万美元。同时那些极其富有的人群也会对奢侈品产生极大的需求，比如专人客机、价值4 000万美元的房屋、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画和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汽车等。目前美国将近有800个亿万富翁，无数个百万富翁，而且每500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至少为100万美元。
现在我们来看看极端的收入不均问题。这里并不是把收入看做一个整体来分析，而把贫穷抛到一边。如果从传统的角度来分析，也许看不到最近几年有多大的变化。但是从1980年开始，个人收入的比例已经开始上升，而且极为富裕的人群比例由8％上升到了16％。这就是我所关注的收入极端化问题。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部分影响可能会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鼓励人们冒险。我们假设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年收入为10万美元的工人，他有稳定的工作作为保障；另一个是企业家，他有10％的概率会在今年获得100万美元的收入，但是有90％的可能在来年颗粒无收。这两个人的年均收入是等同的，但是过高的累进税会使企业家自身的税后收入低于那位工人。大多数位于收入分配前列的人都是风险爱好者，而且很幸运；那些不幸运的风险爱好者会很快跌落到收入分配的底部。一个群体可以慢慢富裕起来，但这并不表明每个人都会富裕。
近几年富人的边际税率并没有提高多少，但是所得税率却从2001年开始就提高了。在财富激增的趋势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智商人群获得的报酬越来越高。在金融、软件等复杂的行业取得显著的成绩，与个人的智商水平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企业不断创新，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多，市场规模也在逐渐增大。
我对于富人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更感兴趣。有人会问：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即使是联邦税率而非累进税在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累进税）但是收入分配越不均，富人所要承担的税率就越高。事实上，在今天收入水平位于前1％的富人所承担的税收比全部联邦所得税总额的1/3还要高。极富的富人还会为艺术、高风险投资（实际上，艺术也属于高风险投资）以及慈善事业捐款。其他美国人并不对这些富人有任何羡慕之情，部分原因是由于荒谬但实际存在的“涓滴效应”。部分原因是由于慈善事业，但更多的是诸如微软视窗这类产品所带来的巨大的消费者剩余。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边际收入水平的降低，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个人的福利水平。再者，真正的财富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多样化水平提高的表现，这些方面的改进将有利于社会。
但这并不是说存在极高收入阶层就是好的。这对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三方面潜在的弊端：
1。高智商人群在私营公司中能获得高额的回报，并且收入会不断增加，这会使他们不愿选择某些职业，比如政府服务、基础科学和教育。因此，公共服务和公共教育的质量呈现下降趋势。
2。国外大量的慈善事业会对惯常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比如盖茨基金会这样大型的慈善机构，其发展目标就不与美国这个国家的目标一致。
3。个人自身的才能与禀赋可能会在政治竞争方面产生不协调的作用。当然，自身具有的高素质会使候选人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也可能使那些不愿意当候选人的人对其他候选人和政策产生影响，比如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乔治·索罗斯。索罗斯一个非常聪明的投机者，但他没有政治的洞察力与智慧；斯凯夫继承了一大笔财富，但是他自身的综合素质欠佳。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花费巨额的竞选费用，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资金支持，这种政治生涯对于那些没有多少财富的人来说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他们不会过多地关注政策，而只是倚仗那些利益集团。
那么，这些后果严重到需要采取改进措施吗？我并不这样认为，除非他们能够提供保留或增加房产税的充分理由。房产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要远远小于收入税。
波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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