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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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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党人文集》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强烈建议美国国会赋予联邦政府更多的权力，因为他声称拥有巩固的中央政权的超级大国会有更自由的国内市场，能够更好地应对外患，能更容易提高税收以满足政府所需。然而，自1946年以来，国家的数目从76个迅速增加到200多个。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国家从殖民国家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比如印度或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原因则是，一些国家分裂成小国，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小国。地区从国家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体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种趋势。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民族主义愿望以及过低的经济效率吗？我的结论为：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减少了汉密尔顿那个时代的一些小国的经济劣势。事实上，国家小也许会更有效率优势。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基于种族、宗教、语言和地理位置等独立出来的原因。
在过去，一般情况下，国家越大，所提供的国内市场就越广阔，对于货物、服务、资本以及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就会越少。相反，在国家的周边地区，关税、配额、资本及移民的限制都阻碍了货物、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大多数壁垒都会减少。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被强制要求降低关税，取消大多数货物和服务的进口配额，在某种情况下，还有资本方面的要求。结果，从1950年起，世界贸易就以每年10％的增长率增长。
换句话说，小国可以通过和他国进行贸易来获得大市场的优势。所以，相比于大国，小国国际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例就不足为奇了。比如，2004年，美国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10％，而冰岛为37％。在过去40年里经历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大多数贫困国家也广泛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不仅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新加坡这样做，智利和毛里求斯也这样做。除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很小。此外，国际贸易的广泛发展也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从长期的经济低迷中拯救了出来。
在国际贸易中，世界范围内的小国会有一些优势。它们的出口份额很小，以至于不会被他国视为威胁，也不会遭遇大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它们常常进行市场细分，对于那些十分重要的市场让大国介入的可能性很小。比如，拥有5 000子民的蒙特卡洛小公国，已经成为体育明星和其他富人的避税天堂和赌博重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成为向相邻国家或地区运送货物的交易中心。毛里求斯也成功地对纺织品和旅游业进行了集中化管理。
汉密尔顿关于小国的其他论断，现在小国可以在美国、北约或联合王国的军事保护伞下驾驭自如。也许，小国在提供其他政府服务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大国中的利益集团会在提高税收和分红上运用规模经济，以榨取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许多小国的情况都很相似，所以那些利益集团所榨取的群体范围就小了。
对国外生产者所设置的关税和配额使小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因为它们无法影响国际贸易的进出口价格。这种成本劣势降低了小国国内的生产者同外商竞争的能力。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2）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证明了小国所具有的一些优势。当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时，民主德国的生产率远远低于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内外部经济学家都对两德相互融合与影响所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警告，防止民主德国的人民的工资低于联邦德国的人民的工资。很自然，结果造成了民主德国过高的失业率，那些失业人员得到了来自联邦德国纳税者的大量资金支持与回报。统一之后，这种回报率仍占全德国收入的4％。
如果民主德国保持独立，并与联邦德国在货物、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上达成协议，那么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从经济上都会更加富裕。联邦德国的低工资反映出联邦德国工人的低劳动生产率。这些廉价劳动力会吸引来自民主德国和其他跨国公司将部分业务外包给联邦德国，从而为联邦德国提供就业机会和提高其工人的工资水平。不幸的是，随着欧盟扩充到一些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像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国家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破坏了民主德国吸引外资的前景。
大约1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那时斯洛伐克在独立上明显存在困难，因为它得到了捷克富裕地区的救济和资本投资，并且斯洛伐克的许多当权者之前都是社会主义人士。但是经济上的压力迫使斯洛伐克必须作出一个现实的选择，所以它迅速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过渡与调整。
我的结论是：经济上的影响不再能阻碍国家内部的分裂活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持续存在着分离压力，比如目前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要求通过公众投票来决定其是否应完全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巴斯克地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治权，所以这个例子表明赋予地区权力不是一个完美的地区候选独立方案。在法裔加拿大人要求魁北克从加拿大独立出来的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政治压力。尽管相比于10年前，当加拿大相关地区获得更多自治权时，这种声讨声变弱了。许多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仍幻想着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印度尼西亚的许多群体仍在为独立继续抗争着。
由于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小国在经济上能够发展得很好，甚至好于大国。但据一些资料显示，仍然有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会认为一旦国家分裂成小国，经济会遭到破坏。
贝克尔
评论
我赞同贝克尔关于小国的经济成本会降低这一看法，并且这种降低伴随着殖民帝国的瓦解（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这是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数量增多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将关注点集中在国家大小的利益层面，即使小国的经济成本有所下降，除非这会带来好处，否则小国是不会希望这种经济成本的降低影响到国家数量的，特别是当我们假设某地区从一国独立出来成独立小国的成本很高时。
关于什么决定一国规模大小的问题，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私人和公共组织的规模，甚至是动物的大小。对于一家公司，其规模主要由平均成本决定。当这家公司很小时，通过细分市场、扩大规模，会降低平均成本，从而使公司更具竞争力。但超过了赢利点，平均成本就会上升。对一家大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多层次的管理架构，就像通用电气公司这种跨国公司一样，进行分权管理。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3）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考虑，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在决定一国大小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起作用，比如抵抗他国能力的大小。这里我们会对动物进行一个类比分析。相比于体积小的动物，体积大的动物不易受到食肉者的攻击，存货的时间也更长。（我这里说的是单个动物，不是一类。）
站在历史的角度，一国的大小对其存亡具有关键的作用。诸如普鲁士、勃艮第、得克萨斯共和国这些已经消亡的国家，以及19世纪后半期由德国和意大利统治的小王国都是小国，尽管贝克尔指出，像摩纳哥这样的小国也能够继续发展。然而在大国里，比如奥匈帝国和前苏联，它们不断发生分裂事件，这就说明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上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巴基斯坦，一个规模大但不持续发展的国家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南亚失去了纳米比亚，印度尼西亚失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得到又失去了厄立特里亚等。所不同的是，一些小国，像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分裂了，但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正如贝克尔所解释的那样，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一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上的很大一部分收益消失了。同时，军事技术的发展变化也减弱了人类在军事中的作用，尽管这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然而，如果从中世纪开始回顾一国的发展历史与演变过程，就会发现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是一种信念，在一国境内，所有人在语言、种族、宗教信仰、历史起源以及文化等方面是一样的，至少应该居住在相邻的区域，而不是分布得较为松散，如以色列和亚美尼亚，在那里不同种族的人群过着群居的生活，在地理上也相邻。
处于相邻位置的两国，在价值观、技能、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越大，其共同的兴趣点就越少，那么如果这两个国家都属于某独立国家的一部分，就要进行差异化综合管理，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企业既卖保险，又卖钻石和轮毂罩，同样要进行差异化综合管理。然而，一国通过在军备和经济方面进行调整，可以抵消由此增加的成本。如果贸易壁垒对在巨大的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十分重要，那么从种族的角度考虑，不同的种族将会共享一个国土领域。当那些贸易壁垒减少以及人类在军事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时，民族主义就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要流行了。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小国的产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合并统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边界发生变化的例子，这些变化都增加了国家的领土面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朝鲜和韩国也会统一，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数量的增加也许是一种偶然，如果不同种族居住的地区不是共享一片领土，而是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境内，那么国家的数量就会减少。
也许正如贝克尔所论述的那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合并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但是规模不经济的一国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小的，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同质化程度很高（不过他们在宗教信仰、种族和文化上差别还是很大）。就好比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分权管理来将规模不经济程度降到最低，所以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联邦制降低规模不经济的程度。因此，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完全有能力与一些小国抗衡。除此之外，它的人口规模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也促使其在军事上实现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那些繁荣的小国无法匹敌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4）
但是以上的这种分析并不全面，因为有人发现许多有共同语言和类似文化的邻近国家并没有合并在一起，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说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德国和说德语的瑞士各州，中东和北亚的阿拉伯国家。关于美国革命，汉密尔顿所作的解释可能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在每一个民族国家，其领导者独立管理自己的地区比与其他地区的领导者共同管理这个地区，得到的收益更大。
波斯纳
财富分配不均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联合国一份有关世界财富分配不均的报告（联合国经济发展及社会事务部的《2006年世界经济与社会调查：发散式的增长与发展》）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发现2％的富人拥有世界上一半的财富。这很清楚地表明了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分配得极度不均。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下讨论，那么财富的分配不均问题似乎没有像报告中所指的那样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小，而非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越来越大。
这份联合国报告是由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起草的，而且这份工作很值得称道。需要计算的有2000年全球实物和金融资产的价值总额、净债务总额（也可以说是净值）。这些专家拥有大多数国家的一手数据，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数占全球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而且所占的财富份额更大。通过现有的国家数据，专家们可以推测出丢失的数据。他们的统计结果不仅表明世界财富的分配不均，也显示出资产控股留有的一条长长的尾巴——用统计语言描述即偏度。尽管目前部分媒体报道说最近几十年世界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但是这份报告并未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的变化情况。
世界财富的分配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决定的。能反映随着时间变化世界财富分配不均变化情况的综合性数据我们无法获取，但是仅从收入数据上来看，从1980年开始，世界收入不均程度大幅减弱而非加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急速增加，它们拥有世界37％的人口。而且研究也表明，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每日工资为1美元或2美元的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
全球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中大多数人口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并非来自实物或金融资本方面的。换句话说，人力资本不是财富，但是在大多数人眼里都将其视为极为重要的一种财富形式。人力资本是由教育、培训、营养和其他健康性投资决定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财富价值相当于所有实物类资产价值的3倍，而且这种财富分配的方式也更加公平合理。
即使在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中去除健康所作的贡献及其价值，我们仍认为收入能让人富足起来。从1960年衡量不同年龄段的平均寿命开始，世界各国健康差距的悬殊程度就有所缓和，即使1970年以后非洲艾滋病病毒的蔓延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极大地降低了平均寿命，但这种变化趋势并没有改变。自1960年起，不同国家之间总收入水平的差距下降的速度要快于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这里总收入水平我们定义为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加上不同国家个人改善平均寿命所产生的价值——对于这种定义和结论，我们可以参照贝克尔、菲利普森和苏亚雷斯合写的发表在2005年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5）
事实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开始就已经拉大了，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投资在教育和人力上的资本获得的回报更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波斯纳之前所提到的控股资产价值的增长。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如全球化）使得更多有教育背景的人和人力资本价值较高的人获得更多的回报，包括高端技能。然而，由于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平均寿命的差距在缩小。在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1970年以后增加的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因此，尽管全球总收入水平的差距会有所扩大，但其增速会慢于资产方面的收入差距。
我所作的讨论并不能解释为美国国内各阶层之间或国际间存在不平等。比如说，美国应该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进入高中或大学提供便利的途径——因为在过去的25年，没有获得任何教育的人的境况都很糟糕。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启蒙和相关的早期幼儿教育项目似乎很有影响力，药物的合法化也能够减少内陆城市的青年逃学去卖药的倾向，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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