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的非常罪与非常美:"下流"的日本-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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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0日的第45届众议院大选，彻底改写了日本历史：*党一举收割了全部480席中的308席，大大超出了单独过半的预期，成为继自民党之后担纲政权的执政党。至此，这个成立十一年、整合多种政治势力、曾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发起夺权冲刺的政党终于修成正果——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深夜，日本无数国民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党“教父”小泽一郎喜极而泣的场面。
　　自民党遭遇了结党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不仅在众院席位从选举前的300席急剧萎缩至119席（与之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则从31席退至21席），而且在*党发动的美女刺客的攻略下，包括前首相、党内高官在内的一干重量级政治家丢盔弃甲，纷纷落马，颓势有如雪崩，其状惨不忍睹。这个自1955年以来，独步政坛达五十四年的政治巨兽，在经历了1993—1994年的短暂瓦解之后，又经过十五年的调整过渡期，终于訇然倒地，与*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朝野乾坤大挪移——日本政治风水的逆转既在情理之中，同时亦蕴涵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诚可谓意味深长。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几乎等于一部日本战后史。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深藏于其前世今生中的“遗传密码”是什么？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弄清楚这些问题，至少对理解、透视诸如从意识形态的成色，到现实的政策指向都与自民党高度雷同的*党新政能否“进行到底”，及目前呈露的两党政治的转机能否做大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两党制这些问题不无助益。
　　自民党的前世今生
　　在日本战后第一个十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化改革”。1945年9月，美国制定的《战后初期对日方针》所确立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目标的、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为此，以盟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GHQ）为核心，对日本实行了被称为非军事化和*化的改造：释放*、废除特高（战时恶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警察和《治安维持法》、审判战犯、颁布“和平宪法”等等，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初步被改造为现代*国家，并通过《旧金山和约》，加入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复归。国内政治格局也从战败初期的“乱党林立”到初步形成左右两个对立阵营的政党框架。
　　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走向联合。随后，另一个独立左翼政党劳农党也并入社会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的地位陡增。为对抗社会党的势力，一个月后，两个各自独立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党实行保守联合，成立自由*党（简称自民党）。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对日后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便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但直到1993年，社会党始终是第一大在野党。
　　对于是“1955年体制”，或者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还是相反，即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导致自民党长期坐庄，反过来延长了“1955年体制”寿命的问题，学界始终有争论；有学者（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日本政治史》作者升味准之辅）则把战后历史分期，如认为池田政权之后，“1955年体制”变成经济发展的促进体制。但无论如何，主流意见普遍倾向认为二者是互为因果的问题，而少有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者。

自民体制的黄昏，两党政治的开端？（2）
自民党缘何衰落
　　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原因本身就是多重构造，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殊难描述。笔者权且从远因、近因和技术原因三个层面试分析之。
　　先谈远因。众所周知，自民党之所以能做大，独步天下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成功的最大秘密有二：“铁三角”和派阀。所谓“铁三角”，即由政、官、财三届构成的特殊利权结构：财界通过官僚拉拢政客，在国会游说；政治家通过国会斗争取得公共事业的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经官僚之手流向财界。对财界来说，通过对公共事业工程的参与，不仅获得了利益，也“润滑”了与政、官两届的关系，从而确保恒久通畅的利益管道；对官僚来说，仅靠充当政界与财界之间的“粘合剂”，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涝保收；而对政治家来说，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换来大笔公共事业预算，借此扶植家乡的产业，既兴国利民、回报乡土，又能扩大自己的后援团体，兑现大笔的政治献金，何乐不为？正是这种可使政、官、财三届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权构造，在自民党内滋生了大量被称为“族议员”的既得利益层（“道路族”、“建设族”、“邮政族”等，不一而足，连肩负国家防卫重任的自卫队系统都产生了“防卫族”），招致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声浪不绝。这客观上也是构成自民党“金属疲劳”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达，是自民党已过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做下党的“金属疲劳”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这名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建筑设计师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导的“土建国家”，本质上是当代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朴素经济发展观的“东洋版”。《日本列岛改造论》是一个旨在通过工程建设来维系国家可持续性增长的宏大叙事，理想主义色彩颇浓。但其背后，则是惊人的金权政治黑幕。田中本人凭借其在建筑业上聚敛的财富，进军政界，一路畅行无阻，不仅成为“道路族”、“建设族”的靠山，而且亲手缔造并长年执掌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田中派”，向首相府输送了数任总理，其影响甚至在田中身后仍不衰。
　　洛克希德事件被舆论曝光，日本国民得以窥视“铁三角”幕后黑金交易的规模和恐怖，田中本人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金权政治的DNA和风土已然形成，积重难返。1993年，自民党另一位大物政治家、党副总裁金丸信及其秘书官生原正久因偷税嫌疑被捕，黑金丑闻再次被曝光，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检察人员从金丸宅邸搜出价值连城的金融机构有价债券和金块，令“泡沫经济”初期像工蜂一样勤勉的日本上班族惊愕不已，大开眼界。党内外对金权政治的批判，客观上也成为党分裂的动因：自民党资深议员小泽一郎和武村正义各自脱党，旋即成了新生党和*先驱。进而，八个在野党拥立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自民党执政三十八年第一次遭遇滑铁卢。同时，以政治改革的名义，战后实行近半个世纪的中选举区的选举制度废止，实行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直至今天。
　　至于派阀问题，是自民党政治的一种特殊现象，对此，舆论一向褒贬、评价不一：否定评价者认为它是现代*政治的“暗部”、长老政治的遗留，是自民党尚未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的标识，同时也是金权政治在执政党内蔓延的“元凶”；而作积极评价者（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认为派阀是党内*机制的土壤，是激发不同意见和讨论的“诱发剂”，是人才辈出的聚宝盆。

自民体制的黄昏，两党政治的开端？（3）
真正做到了使自民党延命者，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这个打着“粉碎自民党”、靠反党起家的前党总裁，在“构造改革”的名义下，极大削弱了派阀的实力。此前，历代首相上台，组阁名单几乎都是与派阀大佬“协商”、“调整”的结果。只有小泉特立独行，虽然自己出身于党内最大派系“森派”（即“田中派”的继承形态），但组阁时却把自己关在小屋中，拒绝与“森派”掌门人、前首相森喜朗商量。而且，首相履新后，便正式退出了所属派系。可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战后的自民党，凭借“1955年体制”的优势，长年以来诚不愧为政治精英的“黄埔军校”：吉田茂、鸠山一郎以降，石桥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和其后的“三角大福中”，及再往后的“安竹宫”，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总理之器。就算1993年自民党初次下野时，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党内也还是有像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野中广务等像模像样的实力派政治家的人才储备。但此番大选前夕，眼瞅着自民党大厦将倾，勉为其难的麻生太郎惨淡经营，在血气方刚、哀兵必胜的*党的强大攻势下，不说别的，单从人才上看，怕也只有訇然倒地之一途了。
　　再谈近因。对自民党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有效调整，是小泉政权，他开出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改革的成功，不仅成就了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而且确实挽救了党：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可随后，随着美布什政权的终结，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加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菜单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呈现（被称为小泉的“负面遗产”），其具体表现就是“格差”的扩大、地方经济凋敝和农业的萧条。加上老龄少子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呈表面化。
　　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掌舵者，或将小泉开创的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改弦易张，以其他政治议题来取代改革话语，无论如何应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但“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却采取了投机主义、鸵鸟主义的应对：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线，却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结果，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和厌倦感。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十八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是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忍耐到达了极限，*党才“被选择”。
　　再谈技术原因。所谓技术原因，指选举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说，就是小选举区制。小选举区制，是相对于过去那种每个选举区可有三至五名候补议员当选的中选举区制度而言：选区划分更细化，全国划分为300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补者当选。曾几何时的“邮政选举”，小泉发动由前美女电视主持人或风格清新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华丽刺客军团，充分发挥小选举区的特点，一举夺取了大选的全胜。自民党核心层恐怕做梦都没想到，四年后的今天，如此战术会被用在自己的身上：被媒体称为“小泽的孩子”（但小泽本人和*党似乎很拒斥这个说法，以回避国民对“小泉的孩子”的联想）的刺客们，正是利用小选举区的特点和选民的心理，“接管”了一个个被认为是自民党“牙城”的选区。那些在“教父”小泽授意下，只提纲挈领地发表不长于三分钟演说的俊男靓女们，凭借自身包括“身体语言”在内的优势，几乎瞬间便准确地捕捉、把握民意，短、平、快地把那些满脸皱纹、啰里啰唆的老自民党政客打将下去。
　　通过这次大选，自民党充分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因此，一些资深政治家、学者（如中曾根康弘和著名政治评论家、《读卖新闻》老板渡边恒雄等）力主再次改回到中选举区制。因为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而中选举区制，则可以设定多个焦点，深度辩论，被认为更有利于大党构筑长期稳定的政权。
　　两党政治的开端？
　　早在此番大选的选战阶段，从自民和*两党向国民承诺的政策拼盘来看，未来无论是哪个党执政，国民在民生政策上的受益，应该说是切实的，其幅度远大于此前自民一党独大时代的历次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党政治，这种全新的政治生态，应当说是符合国民利益最大化方向的，值得期待、呵护和培育。
　　一般来说，成熟的两党制，需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上拉开左右距离（如主张保守市场经济路线的党和主张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党）。*党的上台，虽然标志着日本政坛初呈两党政治的转机，但作为执政党来说，*党自身还有待成熟。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从前世今生到意识形态，都与自民党高度雷同；另一方面，也不失为其基于“政权更迭”的最大现实诉求而刻意打出的权宜性政策“接近战”牌（以前，社会党曾试图从政策上跟自民党打对抗牌，终被边缘化）所致。当然这一点今后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而吃此一败的自民党，尽管暂时下野，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在战后日本社会根深叶茂的社会资源，在产业、农业及安保政策上的“遗产”，远未成“过去时”。视日后*党的执政实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仍充分存在。
　　因此，对日本国民来说，此番大选最现实的收获，也许并不是那些“看上去很美”，但却不知能否兑现，即使一时兑现，也不知能否持续的民生政策，而是初现端倪的政治转机。至于说这种转机能否发展为英美式稳健的两党政治格局，还有待于日本国民及政治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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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小泽一郎的新道具？（1）
2009年5月，受西松政治献金案的影响，小泽一郎被迫辞去*党代表的职务，以承担责任。经党内选举，鸠山由纪夫成为党代表。但小泽并未也不可能与党“切割”，反而接受鸠山体制的“全权委任”，面向随时可能被解散的众院及其后的大选，在候选人确定、与他党协调及资金分配等方面拥有绝对的决定权。
　　果然不负众望。小泽运筹帷幄，老谋深算，不惜向那些历来被看成是自民党“牙城”的选区派遣“刺客”和“美女军团”，硬是取得了大选的全胜，再次彰显了小泽“选举专家”的当仁不让的声名。
　　谁都知道，*党“变天”，虽然鸠山是首相，但小泽才是“造王者”（King　Maker）和幕后的操纵者。鸠山政权起航后，与小泽达成鸠山主政府、小泽主党和国会的分工。作为党的名义上的二把手（干事长），小泽仍执*党之牛耳自不待言，就是对鸠山作为党总裁和首相主导的内阁，小泽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政策上，更主要的，将表现在人事问题上。
　　经过8月的大选，小泽的势力进一步强化，其麾下集合了约一百五十名议员，已然超过了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田中派盛期时的规模（后者鼎盛时期约有140名成员）。而作为党内公认的选举专家及选举事务的最高责任者，小泽在赢得众院大选后，又马不停蹄地专注于即将于明年开始的参院选举的准备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谓选举，就是从投票结束的翌日，便开始面向下次选举的筹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