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的非常罪与非常美:"下流"的日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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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8年确立宫本体制，到退居二线的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日共不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夺取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策动，冒着来自北京的所谓“修正主义”的骂名，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拒绝做莫斯科和北京的应声虫，先后与苏共（1964年）和*（1966年）决裂。在宫本主导下的日共“主流派”看来，所谓“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统”道路不仅与日本的战后现实脱节，而且缺乏合法性，偏离*社会的正义原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宫本显治：日共“独立自主路线”之父（3）
这虽然使日共蒙受了“修正主义”、“共运的叛徒”的恶名，但客观上却避免了来自苏、中等共产主义大国“输出革命”的影响，使其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冷眼旁观国际共运意识形态论战的潮起潮落。不仅对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苏联的所作所为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的“*”，日共也不以为然，所以也曾遭受到中国“*”鼓舞的极端左翼分子毛派“赤军”的攻击。
　　对1987年大韩航空民用航班被炸的恐怖事件，日共发言人揭露是“北朝鲜所为”；而面对从1989年开始的苏联、东欧的体制崩溃、颜色革命，宫本坦言“历史的巨恶”，崩溃是早晚的事。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曝光，于1946年从延安回国、1958至1982年间担任党中央委员会议长的野坂参三①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日共同志（山本悬藏），致使其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的史实被抖了出来，日共宣布将已届百岁高龄的野坂开除党籍，表明了党在历史正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在1976年的“十三大”上，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措辞从党章中删除；后表决通过了“自由和*主义宣言”；与“创价学会”联合，缔结“共创协定”；在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谋求实现以议会斗争为主的和平革命路线，宫本自己也在从1977至1989年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担任参院议员……显然，日共所实行的，是一条适应日本国内政治现实的灵活路线，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刻板教条。
　　其间，尽管有浮有沉，日共始终维持了在国会一定数量的议席，成为*主义社会多元政治力量中的有效组成部分。而且，在其他政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聚散离合的过程中，得以保持一脉相承的法统存续的只有日共，这不能不说与“宫本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转身有相当大的关联。
　　其实，所谓“宫本路线”，说白了，并非夺取社会主义政权，而是在现行宪法的框架下，集合致力于*改革的政党和政治势力，谋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想。然而遗憾的是，日共从来没有被吸纳到政权中。基于这种现实，放弃执政党的迷梦，如何作为“正经的在野党”，谋求“在野生存”成了党的当务之急。
　　2000年，在前日共总书记不破哲三的主导下，日共再次修改党章，删除“先锋政党”、“社会主义革命”等词汇；进而，2004年，在政治纲领中宣布容忍象征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续。作为共产党，如此转身，不可谓不急。
　　事实上，在日本今天政党政治的框架下，日共已然放弃了其原初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定位和使命，与社民党一道承担了类似西方社会中社会*党的角色。幸与不幸，这是日本社会的政治现实。
　　但是，在*主义社会备受质疑的、象征其封闭性的所谓“*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仍赫然写在日*章中，说明尽管党的领导体制已过渡到“第二代”，但依然背负着沉重的“负面遗产”。而日共如何超越宫本时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与时共进的社会*政党，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1）
2005年12月12日，日本政界的青年才俊、*党前党魁前原诚司（Seiji　Maihara）在北京外交学院的讲演中，明言中国军事威胁，把此前执政党一直欲言又止的心声吐了出来。同时，在跟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不惜以国内立法等手段来牵制中国。
　　有迹象表明，在小泉因靖国神社问题把外交之路堵死之后，*党走上了前台，充当了对中、韩的外交管道。而在前原的外交攻势背后，则是对小泉“诱降”的积极回应：很难说在“后小泉”时代，日本的保守两党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合流。因为，两者的共同利益实在太多，其中之荦荦大者，便是改宪。
　　其实，无论是小泉，还是前原，奉行的都是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他们继承和发扬的，乃是中曾根康弘的保守主义理念。深谙“宰相学”、被称为“首相缔造者”的中曾根，才学渊博，著作等身，影响了不止一代政治家。作为当仁不让的“战略型”首相，他既不乏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又具备将这些政治理念付诸实施的政治韬略和手腕，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凝聚着高度浓缩的国家战略、微言大义的战略口号，诸如“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第三次开国”等等，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1918年出生于群马县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4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系服务于海军的“青年将校”，不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作为职业政治家的时间跨度也出奇地长，如果从1947年以二十九岁的年龄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算起的话，其政治生涯已逾六十载。
　　在经历了内阁和党内所有重要的职位后，中曾根于1982年起就任并蝉联日本第71、72、73届首相，共计执政1806天，是日本战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长命政权之一。应该说，在当代日本政坛，无论是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还是任内政绩与任后影响，鲜有出其右者。其高大俊朗、侃侃而谈的个人魅力不仅在日本政界显得卓尔不群，而且声名溢出了国界，被公认为日本最国际化的政治领导人。
　　早在1973年1月，时任田中内阁通产大臣的中曾根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连续三次接见，会谈时间长达八小时。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周总理执意送客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下面，并亲自为中曾根披上了外套。后来，周总理对夫人邓颖超说，此人“今后会当上日本首相”。中曾根在其*中，对周恩来作为东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大加赞赏之余，颇感激后者的知遇之恩。
　　不仅如此，中曾根与罗纳德·里根、撒切尔夫人和*均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人们还记得，1983年的威廉姆斯堡八国首脑峰会上，在拍纪念照的时候，中曾根堂而皇之地站在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身边，甚至比“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这个精通英文、与里根互以昵称相唤的日本人，其实是以这种强势的姿态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要成为西方世界成熟的一员。
　　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韩的强烈反弹，并直接构成了中国1986年*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中曾根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协调机制及时启动，并及时发挥了“减压阀”的作用——前者在首相任内没有再次参拜。　。　想看书来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2）
作为日本*保守重镇，中曾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一起，共同构筑了保守主义战线，并承担了其在东亚的一翼。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　Plan）奉行对苏强硬政策的美国里根政府要求日本成为其在远东遏制苏联、在亚洲安全保障上起更大作用的同盟国。对此，中曾根深孚所望，在访美之际，与《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共进早餐时，竟有“日本是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惊人发言，令世界舆论哗然的同时，却轻易拂拭了美国心中因贸易摩擦等因素对日本的不信、不快，使日美关系再度升温。这等亲美的姿态，直到十多年后才有小泉政府可与之媲美，但后者的疏远对象却不幸由苏联换成了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渐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激进步伐。2003年10月，小泉借解散众院、提前举行大选之机重组自民党，并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级政治家宫泽喜一“退阵”，以腾出众院席位给小泉拔擢的年轻实力派“国防族”政治家。尽管在一番抵抗后，中曾根不得不让出了议会的位子，但作为天生的、真正富于政治自觉的政治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继续以自己的形式，对日本政治，特别是对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家战略保持着不懈的关注。
　　在中曾根漫长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近五十部著作。其中，出版于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是诠释“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国家战略的集大成者。在书中，作者检讨了“屹立于20世纪与21世纪分水岭上”的日本包括“大东亚战争”在内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关乎日本在21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
　　首先，中曾根认为，日美安保体制和东亚集体安全保障应当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对于前者，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深化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这种体制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而对于后者，中曾根提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在东亚地区呈放射状的同盟条约网（日美、美韩、美泰、美澳）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之一，正是这种安保网络，构成了亚太经合组织及东亚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强有力的基础。在中曾根看来，这种状况就好像在欧洲，欧盟和通用货币欧元存在于北约的背景中一样。他甚至设想，有朝一日，中国和朝鲜也会加入到这一机制中来。联想到1980年代末期，日本不主张孤立北京，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次给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直接促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复归的事实，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为代表的日本*战略家在“后冷战”时代的*野心。而对朝鲜，他主张加强美日中对话，给朝鲜以安全感，使其通过改革，尽早加入到“普通国家”的行列。从小泉上台后不久即启动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并通过六方会谈客观上酿成有利于朝鲜门户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情势来看，中曾根设定的对朝*的“中期目标”虽还很遥远，但并没有偏离轨道。
　　其次，对于关系到战后日本将走什么样道路的改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贯之的思路，用他在其*《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话来说：“我从日本刚刚独立后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宪法改正和自卫军创设。”他反复强调，根据政府对宪法的解释，集体自卫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不能行使，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无论是日美安保条约，还是联合国宪章，都承认集体自卫权。而作为现在日本政府自卫权论的思想基础，就是要确保日本防卫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斗力”，但何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边界并不清晰，“这种暧昧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宪法应当明确这种界限，规范地行文，正确地作出解释，包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的具体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调结果就会明白，对于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无论国际上反对、批判的声浪有多高，事实上，改宪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几乎只是程序和时间的问题。
　　最后，在已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难以逾越的“恶障”的历史问题上，中曾根的检讨与“反省”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在谈到“大东亚战争”前夕的状况时，他认为：“人们曾对希特勒有过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学是肤浅偏狭的东西。而且希特勒从内心轻视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静地预测到德国和希特勒的失败，日本就不会参加那次悲惨的战争了。”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成王败寇式的阴冷算计的背后，是历史正义、道义立场的缺失，而这种貌似“冷静的学术研究”的态度，恰恰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谓“自由史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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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1）
造势舆论有穷时，盖棺小泉没商量。距离小泉“退阵”，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小泉及其政权便已经被日本国内外媒体盖棺定论了N次。在日本历届首相中，蒙传媒如此“厚爱”者，恐怕并不多。自民党总裁选举翌日（2006年9月21日），这个被称为“怪人”的首相通过其电子杂志向五年半以来始终支持其改革的国民郑重道别，“常言道有德者无才，有才者寡德，而我只是一介文弱、普通的‘常识者’。但尽管如此，却常被什么东西庇护，兴许是运气好吧……”这份创刊于2001年6月，旨在直接与国民建立沟通的首相府电子刊物，每周四更新，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共发行了亿份，盛期时的订阅量达227万份。
　　2006年9月初，《读卖新闻》发表了关于战后首相评价的网上民调结果：小泉以41％的得票仅次于得票44％的吉田茂，位居“伟大首相”的第二位，超越了田中角荣（36％）和中曾根康弘（30％）。笔者注意到，对小泉的评价，越接近谢幕，越呈长势：战后六十周年之际公布的民调结果，位居第二位的还是田中角荣。
　　应该说，这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情理之中的评价。日本学界在解读日本当代史时有一个说法，叫战后“两次崛起”，说的就是从美军轰炸后的瓦砾上崛起和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上崛起。作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十字路口，两次都关涉设定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重大主题。前者，“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让日本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来长久的安全保障，经济上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战后复兴，并一路坐成了经济大国；后者，小泉力主“小政府、大社会”，打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拆分“巨无霸”国有机构邮政省，借与布什的私交，强化军事同盟，并以之为平台，把自卫队首次派到了海外战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梦寐以求的“普通国家”化进程，把“总保守化”的政治资源与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结结实实地“链接”到了一起。前者，作为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其成功实施已然为战后六十年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后者，作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在时间上刚刚进入过去时，后续效应尚待观察，“成功”与否，似乎还不到下价值判断的时候。但是，对于一个深刻改变了日本及其对外关系的政权，在它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何妨回眸一望。这一望未必看得很远、很深，但求能看清它走过的足印，或许有助于理解小泉五年“光影交错”的改革和由此而生的21世纪日本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生态及其走向。
　　“总统型”首相的政治秘诀
　　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大派系“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