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的非常罪与非常美:"下流"的日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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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与昭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据曾跟踪报道田中活动十数年的原时事通信社记者增山荣太郎回忆：

王者背后的“女王”（2）
在政调会长的传达室里，有一位妙龄苗条、飒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气场颇强，很快就跟记者们混得很熟，常邀请我们“去喝酒吧”，然后就带我们去新桥的一间酒吧，对店里的女招待说“对这些先生们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时还陪我们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荣身边除了数名秘书外，还有党内众多的“田中派”青年国会议员左右相伴。包括小泽一郎在内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坛大佬，都习惯管昭子叫“妈妈桑”或“姐姐”。一位当时负责编辑越山会机关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务所工作人员回忆说，每到选举阶段，昭子跟什么人谈话时，时常会以很大的声音说：“需要几个亿？”“明白了，我来收集。”然后就见东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边广康到事务所来，跟昭子磋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角荣习惯一大早在宅邸会客，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来事务所。出发时，目白（即田中宅邸）方面会打来电话，告知“先生现在已经出去了”。这时，昭子会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面镜子，然后对镜整理一番头发。平时，偶尔也会对周围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说：“我不在，老爷子什么都动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独挡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还是个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岛改造论》，引起地震般的反响。一个月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以绝对优势击败宿敌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宝座，这也是角荣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推出两篇重磅调查报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记者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另一篇是儿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前者严肃、深度，以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揭开了田中政治“现金流”的盖子，广为人知，作者也一跃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与前者相比，后者则使出小报娱记的解数，将矛头对准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闻和八卦。儿玉在报道中如此描绘道：
　　佐藤昭，四十六岁，一个有着像男人一样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仅凭给自治省①的报告，便举重若轻地运作年约二十亿日元的政治献金（以越山会为主体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献金的总额）。虽说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荣的指示，但她无疑有相当的裁量权。可以说，了解资金的进项与出项之全貌者，非她莫属。她被麇集在权力周围的人们称作“佐藤妈妈”或“妈妈”，正是与田中角荣的权力互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难堪的是，儿玉的报道披露了其此前鲜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两度婚姻外，还有成为角荣秘书前，其在新桥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经历。她在角荣去世后的翌年，为《新潮45》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我的〈田中角荣日记〉》的文章中写道：
　　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悲愤到了极点……干脆说吧，被曝光的过去，是我在新桥打工的经历。对我来说，那件事是人生的羞耻。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儿玉的报道无视日本新闻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说事的不成文行规，基本属于“狗仔”行为。正是在某种极度的恐惧、羞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为“昭子”，受伤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儿玉报道出笼后，昭子的爱女敦子遂成了小报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追猎的目标，连上学的路上都会遭到围堵。也许是出于一丝恻隐之心，报道本身虽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闻的发酵效应客观上还是把敦子变成了牺牲品。敦子虽然出生于昭子与第二任丈夫婚内，实际上却是昭子与角荣的孩子。对此，昭子后来承认：

王者背后的“女王”（3）
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与丈夫的关系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无论如何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女儿的诞生，是我无上幸福的瞬间……将来也没有向某政治家（指角荣）求得认知的打算。即使对方自己要认亲，我也会拒绝。无论户籍上如何，女儿是在管田中叫“爹爹”、“老爹”的声声呼唤中长大的。田中也很喜欢女儿。
　　1972年，就在田中当首相已成定局的时候，其身边两位新闻界出身的秘书麓邦明和早坂茂三出于对其政治前途的考虑，曾向角荣进言辞退昭子。田中自己也明白秘书们唯恐日后媒体拿昭子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但考虑了几天后，他流着泪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但我和昭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分。”遂拒绝了秘书的谏言。对此，早坂表示理解，而麓则离角荣而去。正如古往今来所有面对“江山—美人”考验的政治人物一样，昭子确实是角荣的软肋：没有独当一面的昭子“内当家”式的襄助，角荣未必能成就一代政权；而一朝坐上首相宝座之后，没能及时斩断与旧日红颜的情感维系，坐视新闻界的炒作，乃至引发负面连锁反应，至恶性发酵，也许只有角荣本人才能理解其责任有多沉重。可尽管如此，角荣后来在洛克希德事件的司法调查中，全部责任一人揽过，对昭子没有半句微词，颇有古时武士之风：
　　包括越山会等我的政治团体在内的砂防会馆和有关事务所的事务，由佐藤昭君一手承担。她与我系同乡之谊，同为柏崎出生。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我头一次作为候补参加众议院选举时，协助我处理日常事务，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又担负起越山会的事务，直到今天。她虽然是关西财政经济研究会的会计责任者，可事实上说是砂防会馆及相关事务所的总负责人也不为过。但她于法律、制度并无责任，只是由于工作经历最久，是活字典般的存在，所以才自然被置于右①的立场上。②
　　既是武士，便同时兼具武士的洁癖与矜持。洛案事发后，昭子被认为是角荣金脉当然的知情者，被国会作为证人传唤。对此，角荣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女人在国会上登台作证看做是一种“不洁”。终于，发表两篇重磅调查的《文艺春秋》出版一个半月后，角荣辞职，在史上最高支持率中登场的田中政权只持续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但角荣到底是武士。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1983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田中有罪，有期徒刑四年并追缴五亿元贿款。田中当天即上诉，并拒绝辞去议员公职。前首相被断罪的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态，使国会空转，旋即解散。执政党内的最大派阀田中派呼风唤雨，彰显了神话般的政治实力。在随后新一轮的众议院大选中，角荣以“戴罪之身”一举收割了22万张选票，再次当选。
　　但1985年2月，为树立竹下（登）政权，以金丸信为首的田中派大佬不惜分裂，成立了“派中派”的创政会，角荣受到重创，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栽培，一向宠爱有加的弟子小泽一郎居然忝列发起人的时候，终于扛不住了，突发脑梗塞而倒下。昭子痛感责任，彼时曾对一位长年负责跟踪报道角荣的《新澙日报》政治记者谈起过内心的痛悔。她一边责怪创政会的成员，“都是你们让老爷子如此受苦，才糟糕至此”，同时也为自己的粗心而自责不已：“他明明跟我说‘手发麻’，我却只为他按摩了几下便草草了事……”
　　出院之日，角荣被爱女田中真纪子径直接回目白的家，昭子随即被田中家解雇，同时，砂防会馆里的田中事务所关闭。昭子当然知道，老爷子身不由己，田中家的事一概由真纪子说了算。而长年以来，真纪子最恨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东京神乐坂的艺伎出身、为田中生过两男一女的情人辻和子，还有一个便是佐藤昭子。对此，昭子虽然心知肚明，但看在角荣的份上，从未从自己口中吐露过对真纪子的半个“不”字。
　　田中事务所关闭后，昭子自己成立了一个名为“政经调查会”的机构，并在砂防会馆旁边的写字楼里赁屋办公，静静地等待武士“卷土重来”。但角荣终于一病沉疴，于1993年12月辞世。至此，从角荣病倒至离世，逾八年的时间，佐藤昭子再也没见过田中角荣。
　　

宫本显治：日共“独立自主路线”之父（1）
2007年7月18日，九十八岁高龄的日本共产党原委员长宫本显治在东京都无疾而终，围绕宫本其人及日*史的近一个世纪的波澜乾坤也落下了帷幕。
　　翌日出版的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在头版二条的位置发表了讣告，头条是关于现任委员长志位和夫在新瀉县视察震灾状况的报道。对报道规格的刻意安排似乎表明：宫本对党的历史贡献很重要，但党及其领导人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对社会问题做出迅速反应则更加重要——日共已从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左翼党派，转型为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这种关于日共成功转型的结论之能否成立另当别论，但没人否认宫本显治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日共战前、战时，特别是战后发展所做出的堪称卓越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宫本思想实际上是支撑了战后日共存续的理论基础，是日*建理论的主流。
　　日本的现有政党，绝大多数都是战后重组：执政的自由*党（自民党）源自自由党和*党结成的保守联盟，1955年结党后获取政权，并长期坐庄；与此相对立的旧社会党（现社民党）也是同一时期由左、右翼社会党统合而成。此乃由自民、社会构成的两大政党体制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由来。公明党从起步于1961年的公明政治联盟发展成为一大政党是在1964年。而现在的*党从自民党内破茧而出，结成*是在十一年前的1996年，是日本政党中的小弟。而真正从战前出发，一脉相承地走过来的，只有日共，在日本政党的谱系中，堪称“百年老店”。
　　日共最初于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而诞生（“第一党”），领袖有德田球一、大衫荣和荒畑寒村等。但由于缺乏组织，翌年，建党文件被“特高”警察发现，党组织被捣毁，大衫荣惨遭杀害。1926年成立的“第二党”采用了第一个党的政纲，号召废除天皇制和资产阶级内阁，主张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对苏有利的外交政策。吸取“第一党”的教训，共产党人开始渗入工会，并在大学校园展开组织活动，但还是遭到当局以“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为名义的残酷*。1928年大逮捕，翌年日共便基本上从组织上被消灭。1931至1932年间，大约有400名日*员受到公审，除了极少数铁杆领袖外，几乎全部转向。彼时日本举国沉浸在关东军在“满洲”大获全胜的亢奋中，除了少数知识分子还私下继续阅读*主义文献外，“危险思想”无法传播，日本和共产主义的露水姻缘至此告一段落。宫本显治是日共遭*时，极少数拒绝转向的铁杆分子之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战前共产国际日本支部2300名党员中，“真正的非转向者，也就是我和春日（春日庄）”。
　　1908年10月，宫本出生于山口县光市。在旧制德山中学和松山高校就读期间，创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发行文艺刊物《白亚纪》。进入帝国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后，于1928年8月，以一篇评芥川龙之介的论文《“败北”的文学》获《改造》杂志的征文大奖，受到文坛瞩目。1931年5月，加入日共，同时加盟日本的“左联”——“日本普罗作家同盟”，旋即进入党中央宣传部。1932年2月，与年长九岁的著名左翼作家中条百合子（宫本百合子）结婚，并一起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翌年，正式就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并成为中央委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宫本显治：日共“独立自主路线”之父（2）
1933年12月26日，在马路接头时，被警察逮捕。面对轮番的提审、调查，始终以法律赋予的沉默权应对。但这期间，基于对其他成员的调查“成果”，“特高”警察突然搜查日共的秘密活动据点，并从地板下发现了同为日共中央委员的小田达夫的尸体。对此，尽管日共方面坚持认为小田之死是“基于某种特异体质的内因性突发性猝死”，但警察当局还是编织了一个“某日，在某人家里，某某某等数名成员对小田的间谍嫌疑进行调查，因小田拒不承认指控，旋被施加暴力，致死亡”的故事，并对包括宫本在内的若干名当事者提出指控，此所谓日本现代史上的“间谍私刑查问事件”。（1978年，因同一指控被判有罪的袴田里见被日共除名后，在《周刊新潮》上爆料说，小田确系暴力致死；翌年，日本著名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的《日本共产党研究》一文中，亦持类似观点。此乃后话。）
　　宫本被辗转收监，1940年开始公审。1944年12月，被战时的东京地方法院以监禁致死、尸体遗弃、违反治安维持法等罪名，判无期徒刑。翌年5月，向“大审院”上诉遭驳回，维持原判；6月，被移至网走刑务所。不久，日本战败。因系战时恶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下的罪名，联合国占领军当局（GHQ）要求日司法省释放所有与此相关的*。1945年10月，宫本获释。所以，日共真正从地下浮出地表，获得合法化，其实是从“终战”开始，也是拜美军所赐。
　　宫本被囚十二年，始终拒绝转向，其“不屈的斗士”的传奇经历，不仅成为助其在战后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胜出的资本，也使党向更加现实、灵活的路线转型成为可能。因为古往今来，凡一党、一国的方向性转型，非有一定奇理斯玛（Chari*a）效应的领袖魅力型人物所不能成就。不仅如此，狱中的宫本还演出了一场类似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如泣如诉的革命爱情悲歌。
　　宫本夫人、小说家宫本百合子（Yuriko　Miyamoto）在战后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播州平野》中，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感性笔触记录了这个故事：“终战”翌日，女主人公“Hiro子”给被囚于网走刑务所的*丈夫“重吉”写信，内容只有一行字：“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写的只有这个。”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
　　在后来结集出版的狱中“两地书”《十二年书简》中，百合子致狱中的宫本的信里有一首和歌如此写道：“渐渐地，自己的身子瘦得成了一根箭似的心情啊……”诉说着妻子希望像箭一般穿过网走的高墙的思夫之情，感人至深。日本情爱小说家渡边淳一对书信集推崇备至，将其评价为“爱的记录”。
　　1951年，百合子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在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宫本显治孑然一身，晚年生活由日共中央派遣的工作人员和一名保姆照料。
　　战后直至50年代中期，宫本重回文坛，重操文艺批评旧业的同时，积极从事党务活动。1955年7月，在日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机关报《赤旗》的编委；1958年8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日共中央总书记，确立了在党内的绝对权威；1970年7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干部会委员长。
　　从1958年确立宫本体制，到退居二线的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日共不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夺取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策动，冒着来自北京的所谓“修正主义”的骂名，始终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