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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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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有太史管。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的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和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一样，都属于一种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是会有的，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个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不是对所谓救灾不力的官员下手，也不用追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于聪明的统治者，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
什么时候都一样，政府有自我批评，比没自我批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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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态度
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的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烈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
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批评意见。
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干老百姓底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
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错会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错会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渡过灾难，以及灾害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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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三个面相（1）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都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的冒出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国的三个面相（2）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而内*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的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即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民国的三个面相（3）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二、制度扞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其实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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