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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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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话》序言
又有一本随笔集要出版了,写了一年,攒了这么些文字,回过头来一看,哇,这么多。朋友展江跟我说,去年的一年,我的学生给你统计,你的博客每两天更新一次。另一个朋友钱钢夸我说,你是媒体的劳动模范。
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其实我也不清楚。过去的一年,我的历史写作少了一点,只少了一点点,但是评论的写作却多了很多,其实博客上的东西,仅仅是我所码的铅字一部分,还有相当多没弄上去,因为我觉得,两天一更新,已经够多了。写东西跟下乡的时候修水利,割麦子一样,很累的,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如果非要说出一个理由,想来想去,好像只能说这一年,刺激我的事儿太多。很多人对当今权重金多的人不满意,总觉得他们有点退化,为富不仁,为权不仁。其实呢,我倒觉得这些人搞笑的水平的确是提高许多。古代政坛上也有很多搞笑的事,但多少有加工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不然,不用费心加工,原滋原味端出来,就足够棒了。这些年相声小品都在衰落,无论业内人士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其创意和表现都赶不上官场,大家在网上看看新闻,就娱乐无限了,相声小品哪里还能有市场?
当然,光是刺激,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卖力写作,说到底,还是自己有兴趣。这些年来,看书,写作,已经成了我刻板生活的全部,只要醒着,就得看点什么,看着看着,就想写,写的刺激大体有两个源头,一是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写点什么。二是网络,那里面总有让愤怒同时也让你发笑的新闻,逼着你写几个字,去搀和搀和。
回想起来,我写东西习惯的养成,是在*期间。*第二年,我一个狗崽子,还惹了学校当家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勒令开除。一年之后,这位权势熏天的人物居然被人查出是中右,也倒了台,我得以回学校继续上学。这时候,九大已经开过了,学校的学生说是复课闹革命了,但不知怎么人人都要写大批判文章。说起来,我所在的年级,是七年级,已经是初中了,但同学中会写字的人不多,能把字串起来,看起来像个文章的人,就更稀少。于是,很多人都盯上了我,我这个狗崽子就得一次次地给所有出身好的同学写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把一些口号连起来,看上去是一张纸上满满的字,还可以慷慨激昂地念出来。由于有用,同学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点变化,不再那么横眉怒目,讽刺挖苦,我的自我感觉也随之好了许多。接下来,学校也要以学校的名义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小地方,实在人才缺乏,不得已,也找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加入学校大批判组,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我的处境大大改善了,一些总喜欢欺负我的贫下中农子弟,看到我经常出入校办公室,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师,革命警惕性还比较高,特意安排两个出身好的同学,跟着我做,意思是一旦他们学会了,就可以取而代之,让我靠边站,免得宣传大权总落在我这个狗崽子手里。可惜,这俩宝贝不争气,简单的报头,粉笔画,美术字,就是学不会,至于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如何都写不了。就这样,一直到九年级,按当时的学制,算高中毕业了,学校的“宣传大权”还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而且后两年环境有所宽松,学校搞文艺活动,所有的脚本,都从我这里出,什么快板书,对口词,歌咏比赛串词,最后连相声,话剧我都写,写了学校宣传队就演。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当年做过这个,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个天天挨欺负的狗崽子,突然被人找去写大批判文章,至少在当时是件令我感到庆幸的事。人活在世界上,总希望被人看得起,越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越是这样。那年月,我批判了很多人,很多事,这些人和事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反正报纸上批,我们就跟着,也歌颂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也同样不认识、不知道,但我一样歌颂得昏天黑地。每次写这种昏天黑地的东西,我都满怀热情,尽量写出花样来。就这样,我的手指头,被磨出了老趼,养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再后来,我读的书,起了作用,开始质疑自己歌颂的某些东西,发现其中的伴随虚假的残忍,结果,轮到自己结结实实挨批判了,差点进了监狱。在农场连队放猪的时候,我积习不改,依然写,不让出板报就给报社投稿,每次要被采用的时候,报社会来信到农场宣传科调查一下作者,我总是过不了关。但还是写,写完了随手一丢。
当年的文字,已经没有了,我呢,成了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尽管有时候有点累,但总的来说,活得还算不错。只是,我当初盲目歌颂和批判,变成了今日有意识的愤愤不平。李零先生总说要送我一个字:不平,用来搭配我的名字。而且他真的送了我一幅字,上书谭嗣同的诗句: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我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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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博取表扬的帝王的排场
一部廿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 其实,陈涉这点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扬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连找小蜜,都偷偷摸摸的,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做上羊拉的车,走到那里,随幸那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这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薄,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进行大规模心连心艺术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铮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的皇帝排场,大方,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隋唐时节,中国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际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老外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
总是听到邻国军民热爱领袖的事迹,其中一种是家里房子遭灾的时候,无论水火,军民人等置家人性命和财产于不顾,先抢救领袖像,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据说有位军人因此烧伤毁容,得到恩典到中国来整容。
其实,这样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就有过,*时这样的事到处都有。我所在农场连队隔壁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就涌现过一位这样的英雄,据说是个民兵队长,在外面开会,家里着火,急奔回家,破门而入,抢出了墙上的领袖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因为穷,家家户户的领袖像都是贴在土墙上的,屋子一旦着了火,且不说纸的画像最容易烧着,就算没烧着,抢出来实在不易,不将之抠破,似乎很难做到。不过那个年月不合常理的事特多,英雄辈出,出来了就没法去较真。但这样的英雄似乎做的比较容易,因此一时间层出不穷,正因为层出不穷,后来连地区的小报都懒得报道,这一懒,这样的好事连带英雄,也就不大有人提了。
古代跟我们领袖相对应的应该是皇帝,皇帝也有个人肖像,比较随意的叫“行乐图”,除了衣服穿的比较多之外,很有点像今日明星之*集,画的都是皇帝着便装,随意玩乐的形象。现在故宫里还展出着清朝雍正皇帝的一套行乐图,好几十幅,游山玩水,垂钓行吟,煞有介事。除此而外,皇帝还有标准像,盛装,正面,一本正经。这种标准像,被成为御容或者圣容,每任皇帝的圣容,都被庄重地供在宗庙里,逢有祭祀,才会露面。
给皇帝画像,多半是画师的磨难,碰上长的难看而且挑剔的主儿,横竖都不行,PS一下,画不像人家不干,太像了,又会嫌丑,据说当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就有好几位画师丢了吃饭的家伙。因此,明清两朝皇帝的圣容,都相当刻版,一点生气也无。
做领袖的,无论皇帝还是别的什么,大抵渴望崇拜,但是,古代的人很是死脑筋,不知道把自己的圣容广为复制,让自己的臣民随时随地膜拜。这不是技术问题,明清套色印刷已经相当发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可以作证。复制圣容,既可以临摹,也可以印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许当时的人们,想到的是统治术的另外层面,强调君威的神秘性,殿堂之上,群臣基本上看不清皇帝长什么模样,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得以一睹御容,明朝多数时候,连内阁的阁老都看不清皇帝的模样,好不容易等到皇帝接见了,也只是影影绰绰地看上一眼,彻底神秘,也就彻底的君威不可测。群臣如此,在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则只能通过戏台上的“王帽子”(扮演皇帝角色),想象皇帝的模样。其实花里胡哨的王帽子,跟真实的皇帝,差得实在太远,但也没办法。真的皇帝看不见,皇帝的圣容画像,也看不见。
藏在深宫的皇帝圣容,也有遭遇水火之厄的时候,这种时候,看管的太监,就得有我们后来英雄的勇气,先把圣容抢出来再说,如果抢不出来,自家的小命也就别想再留着了。幸亏这样的时候,在明清两朝还没有出现过,皇宫失火倒是有,但收藏历代皇帝圣容的宫殿,位于景山后的寿皇殿,却没有遭这样的难,即使碰上了兵灾。
兵灾还真的就有。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北狩,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底是因为贪图圆明园的财宝,还是为了惩罚清朝皇帝虐待俘虏,史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讼,但不管怎么说,圆明园被烧而且抢了,园子里,除了宝藏,还藏有清朝历代皇帝的“圣容”。本来,清朝历代帝后的画像,是收藏于寿皇殿的,圆明园的“圣容”,估计是副本。
仓惶出逃的咸丰,显然没有我们邻国现在的那种忠孝精神,临走,也没有想起把祖宗的圣容一并带走,等到听说园子被烧了,才想起圣容来。于是传令让没走的大臣,去看看圣容的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烧抢的鬼子早已经满载而归,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余下冒着余烟的断墙残壁,以及时不时进来趁火打劫拣剩的旗丁和混混。两位大臣接到圣旨,来到园子里寻找圣容,还真叫他们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圣容已经残破不堪,残存的尊容上,都留有若干外国大兵的靴子印。这样惨的货色,显然无法拿回去交差——万一皇帝见了大怒,倒霉的就是他们俩。于是俩人商量半天,说干脆烧了算了,回报就说,“遍寻不见”。于是,俩人找来稻草,引火之物,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就把这些印着外国大兵靴印的历代皇帝圣容给付之火神祝融氏了,一桩有关圣容的事件,就此了账。
这样的处理,比起我们*时候的劲头来,显然有点差了意思,那怎么办呢?也只能这样了,那年月的领袖崇拜,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这个水平,大臣都如此,老百姓就更随便——皇帝只能靠戏里的王帽子来想象,还能怎样?君不见,戏里的王帽子,多半都是被嘲弄的对象,不是偏信奸臣,*忠良,就是宠小老婆(西宫娘娘),放纵小舅子为非作歹。某些刁民造反要想做皇帝,直接抢来戏班子的行头(戏装),照戏里的样子扮上就算登基了。要想让老百姓对皇帝像神一样来拜,那只能像后来那样,把政治当宗教来办,家家户户发领袖像,伴以大力度的宣传,让老百姓像供神一样供起来。
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邻国怎样我不知道,在*时期,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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