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河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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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高新区代表的中关村建区已经超过20年。对于中关村的探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以写作《中关村的新革命》的新华社记者凌志军为代表，认为中关村的探索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成功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派则以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为代表，他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关村失落》，观点非常鲜明：如果把硅谷比作一个不断冒出创新思想的活火山的话，那么中关村只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硅谷。早年的中关村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充满活力，是创新的摇篮。如今，“作为追求规模经济的城区，中关村将继续高歌猛进，但是作为新技术栖息地的科技园区，中关村已行将成为历史”。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凌志军还是方兴东，虽然他们最后的判断截然不同，但是出发点竟然是一致的。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中小企业创业的火热场面，从中看到中关村未来的希望，而方兴东则认为伴随着中关村的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关村已经背离了硅谷精神，而逐渐走上了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模式。
　　在他们看来，中关村的生死存亡，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说，高新区的生死存亡，其实根本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适不适合创新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为从硅谷乃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的驱动是创新的源泉。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备的孵化环境，提供适宜创新和创业的生存氛围，被视为硅谷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来说，高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高新区的发展来说，打造适宜创新与创业的孵化氛围则是比硬件建设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我们为成都教育科技园设计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持续地打造适宜创新和创业的孵化氛围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关村是中国高新区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探讨中国高新区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误，中关村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1980年，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考察，他参观了硅谷，像许多去参观的人一样，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这种震撼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回国之后他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并率先下海。20多年后，中关村气候渐成，但是作为先驱者的陈春先却始终没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场。

中关村已死？（2）
应该说陈春先是非常敏锐的，他在硅谷看到了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陈春先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用自身不无悲剧性的经历证明了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段多么艰辛而漫长的路程。科技成果只有到市场上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有创新实属不易，然而能够把创新转化为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则更难得。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的科技人员所独有，科技新创企业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区要面对的难题。事实上，正是因为硅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才成为今天的硅谷。
　　人们经常比较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前者无论是在基础条件还是在人力资源储备上都不比后者差，但是无论是创新公司的数量还是规模都无法和硅谷相比。在探讨硅谷模式的经典之作《硅谷优势》中，一位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迁往硅谷的创业者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　Kalb）这样说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128公路地区由大公司组成，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些小事，还包括主板、芯片、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这些元件。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能量，一种能获取一切的能量……但是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它是劳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时间。当你处于起步阶段时，时间就是一切。作为初创企业，入市时机是仅次于现金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资源触手可及，你就比较容易做出决策。……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你只有亲自在这儿工作过，才能真正意识到硅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多么与众不同。”
　　在比较了诸多指标和案例之后，《硅谷优势》总结道：“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
　　换句话说，硅谷成功的最根本秘密就是这样一种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新型企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呵护，无论资源还是资本，无论机制还是文化，都让这些新型中小型企业如鱼得水，最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
　　硅谷是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育婴室和幼儿园。硅谷，就是一个大孵化器！因为，所谓孵化器，就是指通过提供一系列新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和资源网络支持，帮助新创企业成长和发展，使其具备自生能力，最终能够独自应对来自市场的风险。实践证明，在缺乏扶植的条件下新创企业成活率很低，而在孵化器中成活率则能提高到80％以上。
　　在方兴东等人看来，今天中关村科技中心地位的失落也正是由于对草根群体，对高科技创新群体关注的缺失，是这种孵化文化的缺失。
　　中关村并不是没有孵化器，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的就是一幅生动的孵化器图景……
　　“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子，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会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或者方兴东没有看到这一情景，但更可能的是方兴东们认为，单单清华创业园这样一个小的孵化器无法代表整个中关村曾有过的那种创新气息，那种曾经涌动在中关村的创业气息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不管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一个公认的观点是，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关村，无论是高新区，还是一个城市，要想鼓励创新，必须先打造适合创新的土壤。这种创新的土壤不仅包括硬件，更包括制度、文化等软环境。
　　这个看似直白的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那么不言自明。
　　　。　想看书来

孵化器之困（1）
只有真正创业的人，才会明白创业的艰难。很多时候，一笔很小的资金缺口，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场所，一次曲折的申报过程，都可能构成新创企业难以跨越的障碍。就像初生的小动物需要呵护一样，初生的企业也需要场所、设施、培训、资金和咨询方面的服务与支持，人们把这种服务形象地称之为“孵化器”。
　　1956年，一位名叫乔·库曼的美国人买下一家倒闭的公司，将空闲的大楼低价租给创业者使用。这被视为最初的孵化器。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由政府出资为孵化器注入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资金、咨询、培训等服务。这个时期的孵化器主要是为了解决高失业率而设立的，都是非赢利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政府主导的企业孵化项目效果令人失望，许多企业虽然在政府的资助下成立了，但是存活率很低。政府直接使用优惠税收政策资助新创企业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在孵化器运行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部门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的区域网络和广泛的联系，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向创业者提供大量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关系和建议。研究者还发现政府部门与其他组织的协作能使企业孵化项目更具成效，这些机构包括中介服务企业、教育研究机构、金融支持机构等，人们开始把企业孵化和城市创新系统联系起来。
　　观念上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政府在企业孵化支持方面的基本战略。政府开始从直接资助转向信息和网络的支持。后来政府在孵化器中的主要职能开始转化为政府部门、企业界、研究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的全面协作，孵化器的经营主体转向多元化，既有政府合作和资助型的孵化器，也有企业投资型的孵化器。但是，政府在孵化器运作中的作用还是不可或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大多数州通过了有关建立企业孵化器项目的立法，这标志着政府的支持由直接资助转向更系统的全面支持。例如：政府提供创业教育和培训、种子资金和启动资金、技术支持服务等，再通过提供部分资金和优惠政策引导创业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解决新创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建立区域性的技术转让中心，促进新技术的转化、扩散和应用；同样孵化器对新创企业的支持不再限于基本管理职能，还有管理技巧、工作经验和技能，从而为新创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到90年代之后，孵化器的运作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孵化器的运作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在财务上常常不足以自负盈亏。治理结构不合理，管理上差强人意，经济来源陷于枯竭，导致许多孵化器处于挣扎求生的境地。经营班子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化缘，根本就没有时间用于培育新创企业，结果全职执行主管人数急剧减少，并且只将不到10％的工作时间花费在直接支持新创企业的工作上。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孵化器的运作进行反思。孵化器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创业者发展企业，孵化器不应该是一个准政府机构，而应该是一个新创企业。这意味着孵化器应该按照企业模式运作，因为一个充满官僚习气的孵化器，不可能为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新创企业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创业支持。
　　孵化器在它的发展历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的身份之惑——它到底应该是一家公益机构，还是一家经营性机构？它到底应该是一个政府性机构，还是一家企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孵化器就难以长续健康发展，也就谈不上为新创企业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了。　。。

孵化器之困（2）
和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中国孵化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落后。从数量上看，在目前世界上将近5000家孵化器中，美国有900多家，中国有600余家，位列第二；从成立时间上看，1987年，东湖创业中心作为中国首家孵化器面世，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老资格了。中国现在在孵化器里孵化的有5万家企业，100多万人，其中90％以上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这些企业研发的生产应用类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这是中国技术创新大军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存在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成就。因此在2005年的APEC会议上，一些国家要求中国要履行大国义务，向其他国家输出孵化器模式。
　　但就是发展得很好的中国孵化器事业同样遭受了身份之困。目前中国600余家孵化器中90％以上仍然是政府主导，也就是说它是要依靠政府输血的，不具备自生能力。而且这种体制之困决定了它们难以在更高层面的服务上有更大作为。
　　最初的孵化服务是比较简单的注册、培训、后勤等服务，但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它们所需要的服务也在升级，它们需要的高层次法律、管理以及投融资服务，孵化器已经难以为它们提供。尤其是孵化器受限于现有体制，在投融资服务上难以满足中小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根据发表在《科技创业》2005年第1期上的《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问题研究报告》，中小科技企业融资覆盖率大约只有20％～30％左右，同时，由于我国投融资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引进风险资本的成功率很低，一般不超过5％。研究人员对孵化器的调查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投融资渠道建设最为关键的因子被提取出来，另一方面又无法进入孵化器绩效评价的回归方程，这充分说明了投融资服务是中小高科技企业的现实需求，然而科技孵化器的现有运作模式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解剖孵化器
　　2008年5月，四川成都教育科技园找到工作室，希望就其未来发展战略问题进行合作。这也是一家老资格的孵化器，始创于1994年，前身为四川省各大专院校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基地。与许多政府背景的孵化器不同，成都教育科技园从一开始就是民营的。2005年12月，经省市科技管理部门推荐，教育科技园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为全国首家纯民营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民营的背景使得它最初的道路走得更为艰难，但是也为后来的运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如今的教育科技园已拥有孵化场地及配套设施4万平方米，形成了年产值3亿多元，年税收2000万元的孵化规模，成为一家以电子信息为主，生物医药、新材料为辅的综合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同时，为进一步探索一条为科技企业提供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全过程的创业服务之路，教育科技园又投资建设了获得“中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称号的成都海峡中小企业科技园。
　　作为一家孵化器企业能够做到这样的规模已经相当不简单，而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能够走到今天更不容易。因为孵化器作为一种服务提供商在相当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的职能，提高了企业成活率，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税收，所以孵化器一开始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并且直接走到前台来服务的，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出现多种资本混合的形式。　。。

孵化器之困（3）
对于政府而言，堤内损失堤外补，对孵化器的投入可以从就业、税收上面获得回报，但是对于孵化器，尤其是自负盈亏的民营孵化器来说，从在孵企业身上获取的回报相当有限，而相应的风险却不小，其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样的模式在短期内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或者补贴的方式来弥补，但是对于一家要考虑十年甚至百年大计的企业来说，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既为在孵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也搞明白自己的蛋糕在哪里。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