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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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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
由于撰写影评，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著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璈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侠小说了。
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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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至尊
新派武侠大师
激荡两岸风云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
1955年，金庸技痒，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顺序，排列如下：
①《书剑恩仇录》
②《碧血剑》
③《雪山飞狐》
④《射雕英雄传》
⑤《神雕侠侣》
⑥《飞狐外传》
⑦《白马啸西风》
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
⑩《倚天屠龙记》
⑾《天龙八部》
⑿《侠客行》
⒀《笑傲江湖》
⒁《鹿鼎记》
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泉”。
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己的表白：
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他指出：
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
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
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
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
［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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