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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经济分析-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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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爸贫龋╬rogressiveine tax）下，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金。由此，为了避免消极效应（什么消极效应？），我们就完全有必要对年度间收入的税收平均作出规定。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theTaxation Reform Act）废除了所得税平均法，但作为总体改革的一个部分，它通过将对最高收入的边际所得税率降至28％而在废除累进原则方面走得很远。
对累进税制［更准确地说，是对由累进税制所表示的高边际税（这意味着什么？）］最为通常的反对意见是，它增加了相对于闲暇代价的工作代价，从而会导致一种用闲暇代替工作的低效率状况。但这种替代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而得以抵消。如果闲暇是一种“较高级的物品（superior good）”——随着某人收入的增加，其闲暇消费也将有所增加——那么，对纳税人而言，高边际税率和累进税制的结合就会因减少其实际（即税后）收入而降低其闲暇的价值（而它所减少的数量要高于它所减少的相对于他工作成本的闲暇成本）。（当然，当边际税率越接近100％时，收入效应就越不可能等于或超过替代效应。）这一观点同时表明，在联邦所得税中增加个人免税额也会像递减税率一样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由于它对高边际税阶层的人们所减除的应税收入多于低边际税阶层的人们，所以它呈递减趋势。由于边际税率不受影响，它在不减少相对于闲暇代价的工作代价的情况下增加了纳税人的福利，所以它又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即使我们先不谈收入效应，累进税减少的工作量仍是不明确的。因为如果总税收不变，那么有些纳税人在累进所得税制下的边际税率就会比比例税制下的低。这些低税率对促进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会大于高边际税率对其他纳税人的消极作用。但假如收入最高的纳税人是社会中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作人员，那么累进税制的消极作用就不会由低边际税率对收入较低的纳税人的激励作用所抵消。
这种有关累进税对工作激励影响的谈论是略有误导性的，因为它好像意味着工作比休闲更具生产率。但在原则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是对工作的定价并没有高到（以很高的边际税率）使无效率的休闲得以消除。
累进所得税将冒险量减至最佳水平以下。有些高收入中有很大部分是对风险的补偿。一旦产生危险，收入就很低了。假设在一作曲团体（10人）中有一人在一年中作曲赚了10万美元，而其他9人却一无所获。虽然这一团体的平均收入是极其有限的，但对其课征的所得税税率却要比每一作曲者赚1万美元的情况下高得多。
阻止冒险会使家庭间的收入永远不平等。也许，除了鼓励冒险之外，我们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可以促成收入变动（有上升也有下降）。冒险而失败的富人会以贫困化而告终；而冒险成功的穷人会以富裕化而告终。也许这就是极端累进税制在中庸的美国人中不很受欢迎的缘故。但我们又要谨慎地作出效率的推论。比例所得税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冒险的补贴，因为它允许损失冲抵收入。在那种情况下，税收就降低了由有风险的事业所产生的结果方差。如果冒险者成功，他会取得较少的税后收入；如果他不成功，又可能损失较少的税后收入。所以，相对不重视所得税的国家和征收很高累进税的国家都可能在阻止冒险并由此而降低社会变动。
高累进率所得税制的其他社会成本是偷漏税所需要的大量法律和会计费用。如果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边际税率为90％，那么收入为20万美元的人就可能愿意最多花13．5万美元以避免对其超过5万美元的15万美元收入支付任何税收。而且这种支出所消耗的资源——就像垄断化所遭致的成本一样——是被浪费掉而不会产生任何生产率的。但是，这一分析为极高累进税制的收入效应复杂化了：只要税收制度至少部分有效，那么高收入的人就会在偷漏上少花些钱。但这一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却为以下事实所抵消了：逃税成本在征税时是可以扣减的，和由于逃税开支会产生（税后）收入，所以纳税人会为此借钱融资。
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这些漏洞扭曲了工作和投资的形式（你能设想一些例证吗？）。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重新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富有纳税人之间的竞争已使免税州和市的债券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即具有不享有免税这种相关风险的证券的利率）。考虑到税收因素而要将较大部分（与不考虑时相比较）收入捐予慈善业的个人所取得的效用，要比没有高边际所得税率情况下所取得的效用低。因此，虽然从富人向穷人的重新分配可能并没有完成，但实际收入的不平等却降低了。但仍不明白的是，除非社会中的人们满怀妒忌，否则我们还能从此得到什么呢？税收扣减只可能是短期的（解释为什么？）。
累进税制的一种作用是，当它被作为一种旨在通过将更多的收入（或其他也依累进率征税）推入更高税率等级中从而使政府岁入的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以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政策时，它就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政治吸引力（为什么？）。这样，通货膨胀就成了一种政府不提高税率或不改变现存有效税法就能增加其实际岁入的方法。也有人认为，由于累进税制允许全体公民将税负转到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身上，所以它特别容易被滥用。但除我们前面提及的冒险观点之外，穷人将税负转向富人的实际能力受到三方面的限制：（1）那些试图在某天成为富人的穷人不会支持累进率极高的所得税，尤其是因为所得税制度对初步富裕的人待遇不公；（2）由于穷人受益于勤劳富人（或想成为富人的人）的生产能力，所以穷人也不会愿意接受一种必然会伤害工作激励的税收方法（至少在累进率的某一程度上是这样的）；（3）简单多数的赞成票往往决定不了公共政策（参见19．3）。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票进税制的反对意见，那么赞成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之一是假定富人从政府取得了更多的利益。像国防、警察、消防部门这样的政府性保护机构对富人要比对穷人更有价值，这是可得到论证的：被罪犯伤害的富人将比穷人遭受更大的收入损失。但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的预算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被用于使穷人受益的事业。在此，这种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就站不住脚了。而且，即使依比例所得税制，富人所承担的绝对税收责任仍要比穷人所承担的高得多。
我们可以从上一章清楚地看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也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至于是否可以依契约理论来为之辩护也还是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而其理由就是它旨在使穷人福利最大化。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比累进税制更能鼓励有效率的活动，并且管理成本也较低）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让性支付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穷人受益。即使工作在经济学意义上并不比休闲更有价值，仍有可能产生并非由行为人取得的收益。例如，工作产生应税所得，而休闲并不产生，从税收所取得的岁入可能被用于帮助穷人。比例税制也可只通过减少逃税收益而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十八章 死亡时的财产转移
18 。 1遗产（和赠与）税
在许多税收专业的学生看来，对死亡时的财产征税好像完全与许多其他税种的替代效应和递减税率无关。实际上，可衡量的财产分配要比可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得多，但这也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在估计人们的财产时，社会保障并没有被计算进去；如果将它计算进去，那么人们间财产的不平等就会小得多。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收入和财产都进行全面的衡量，那么这两种分配就会趋于平等，因为所有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主要是成为人力资本），而所有资本服务都可以被看作收入（例如，住在我自己拥有的住所中，就可以被看作有估算租金收入）。但无可否认的是，死亡时可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量在各家庭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即使这样，遗产税（estate
tax）［与遗产继承税（inheritance
tax）不同〕仍然是有些随意性，因为它忽视了分享遗产的人们的财产状况，也许这些人都是很贫穷的亲戚。而且，即使遗产税具有平等和效率的双重优点，它仍然由于依现行税率只能取得很少的岁入而是一种并不理想的财政收入税；如果我们提高税率，那么岁入就会更少，因为对其替代效应的评估要比通常想象的更为复杂。
我们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是，为什么人们在死亡时还会留有财产而不是在其一生中将它全部消费掉。一种肤浅的答案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所以就必须保留一些财产以备他们寿命比他们预期的长；因为，用其财产购买年金（annuity，它是一种逆向人寿保险（reverse
life insurance），它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在享受年金权利者死亡前向他支付固定或不同总量的款项］，人们就可以不在死亡时留下大量遗产而得到保险。
为了那些能从其遗产受益的人，人们必须要积聚遗产。遗产的动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动机，而且利他主义代价的增加会减少利他主义动机的量（而且这种减少要高于其代价增加的比例，我们在上一章中已认识到这一点）。这就表明，沉重的遗产税会降低人们的积蓄激励而增加其消费激励。但如果假定所有的税收都有替代效应，那么就很难说这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每一代人都比其前一代人更为富裕，但这好像更应归因于知识的增长而不是前代人的消费延迟。如果不存在遗产税，那么每个人会为其下一代尽多大的努力进行积蓄呢？遗产税会使他的积蓄有所下降。
这种扭曲可能非常小，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事实表明遗产税极为赞成这种扭曲。也许，只要人们认识到下一代无论如何会生活得更为富裕，大多数人就不会竭力地积聚大量遗产；这就必然会限制遗产税的岁入潜力。假定有遗产税，那么那些在没有遗产税时要积聚大量遗产的少数人就会在其一生中消费更多的钱财并将其余的给予其继承人和其他遗产承受人。为了使财产管理的损失最小化，他们可以在各种限定的条件下将财产交托给受托人管理。确实，赠与税（gift
tax）是存在的，但它可能会由于以下情况而受挫：使适量的赠与成为有望增值的财产或相关技术；提前作出赠与，以致在受赠人享受它们时（例如，在某人的孙子成年时，赠与一直处于托管状态），复利（pound
interest）的自然运行已使这笔赠与有了很大的增值——而对利息所征的税要比捐赠人在死亡时还保留这笔财产时所征的税要少。如果将赠与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比如为某人的孩子支付昂贵的教育经费，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逃避赠与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可逃避赠与税的财产转让方式：税收可能会阻止父亲将其100万美元给予子女，但它却无法阻止他将其子女任命为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这种赠与与简单的现金转让不同，它并不是无成本的：裙带关系将会降低公司的生产率，从而（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外在性。
虽然由遗产税和赠与税所产生的总量扭曲不会很大，因为积累大量遗产的激励毕竟非常弱，这绝不是一种赞成这种税收的观点。即使很少有人需要游艇，如果税收的结果是阻止他们买游艇，那么（考虑到双方的妒忌）对游艇征税仍不是一种合理的税收。因为，这种税收将会造成消费扭曲而又不会取得岁入。它将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虽然其成本是很小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很少能取得岁入，因为纳税人会用其他行为替代应税行为，而这种替代是有社会成本的。
由于遗产税所取得的岁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最佳税收意图之外去寻找赞成遗产税的动因，或者甚至可以在利益集团使政府将财富转向它们的这种能力中去寻找。当然，这样的观点是存在的，即大款项的遗产会对受赠人产生不正当的利益。但我们也很难看出为什么遗产就比与生俱来的智力和精力更不公平。我们同意对依人们天资而取得的收入征税；但为什么我们又不同意对人们的现金捐赠征税呢？遗产税是防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政治动乱的过度财产积聚所必须的吗？的确，英国的大量财富积聚部分是由免税遗产造成的，但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还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的实行——即实际上将所有财产都归大儿子。如果将遗产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那么即使是巨额的财富也会在几代人之间分散。只有在遗产的主要资产为不可分割的情况下，长子继承制才是普遍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资产传予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会导致可分所有权的不经济（参见3．9）。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农田继承中，这种财产是英国历史上的主要财富形式；但对当今大量可转让的资产而言，这就显得不太正确了。
18。2谋杀被继承人的继承人
从经济学角度看，遗产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除明显的精神上的无行为能力外，法院在什么情况下才应该拒绝执行遗嘱。假设，精神健全的A作了一项将其大部分遗产传给其孙子B的遗嘱。B将A谋杀了。我们还应允许B实施A的遗嘱吗？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遗嘱从来没有包含一项剥夺遗嘱人的谋害者的继承权的明确规定，所以这一答案在传统上就被看作是法院为了阻止谋杀而在牺牲遗嘱人的遗赠意愿。但我们有另一种方法来看待解决这种选择的问题。一个认为他在其遗嘱中列名的而会谋杀他的人就不可能（或最不可能）在其遗嘱中将那个人列进去。由此，被一个在遗嘱中确实列名的人谋杀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不允许遗嘱人的谋害者继承财产的规则所起的作用与为遗嘱中提供旨在控制远期意外事故的默示条款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问遗嘱人他们是否愿意让其财产被其谋害者继承，那么很少会有遗嘱人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对很少的这些人，我们应如何对待呢？我们应尊重其意愿吗？应该将谋杀行为继承人规则（the
murdering－heirrule）适用于任何意外、故意杀人和自杀吗？它也应适用于有遗产但没有遗嘱的情况吗？］
18。3“永久管业”问题
遗嘱人忽略对其继承人行为限制（如，如果你杀了我你就得不到遗产）的反面就是，遗嘱人不断努力限制对其遗产的使用。如果死亡没有导致允许生者随意处理遗产的无保留转让，那么限制生者资源使用的“永久管业（dead
hand）”问题就产生了。由于积聚大量遗产的心理动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通过规定遗产基金（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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