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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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ights）在爱尔兰的演进使地主难以再驱逐佃户，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后者是通过抬高地租而强制佃户放弃租约）。如果佃户所作的最佳土地改良可能超越佃户的生命期，那么也还存在一个佃户激励问题（我们将要看到）。但是，由于地主拥有资本，所以，最有可能超越现时佃户租期或生命的改良（即主要资本性改良）将不得不由地主作出，而无论如何不该由佃户作出。甚至可能，问题不是佃户缺乏改良土地的激励，而是佃户的惯有权利使地主难以通过收取更高的地租而回收其自我改良土地的成本，因为佃户可能控告租金增长是对他们惯有权利的侵犯。　
　　　　所有这些都表明，除单一所有权以外，还不存在解决可分所有权的简单方法，但单一所有权也不是很简单的。如果佃户降级为地主的雇工，那么可分所有权问题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雇工不会通过劳动使每笔钱都带来产量增长——这正与佃户一样，所以，又出现了一个与之非常类似的代理人的偷懒（agentshirking）问题。并且，佃户可能不愿意从地主处购买农田（虽然这将消除这一问题），即使他能做到这一点，也不会这么做（什么决定他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因为这将给他带来附加风险。这表明了这样一个重要论点：租赁是风险分散（risk…spreading）的一种形式。　
　　　　所以，法律在规范可分所有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指望法院完全像双方当事人的原意那样来解释租约，即承租人应像其所有者一样管理财产。因为如果他们都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者，那以上的就能被假设成是他们的意图。而且在实际上，出现了一项令人感兴趣的普通法着重号原则，即未充分利用法（the　Law　of　Waste），以协调土地终身租用人和剩余遗产继承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利益对抗。土地终身租用人没有激励将财产价值——即可从财产得到的未来收入全部流量的现价（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ntire　stream　of　future　earnings）——最大化，他只是竭力地想将他预期寿命内可得到的收入流量的现价最大化。所以，如果增值有利于剩余遗产继承人，那么即使他延期砍伐中的部分和全部树木会增加其现价，他也要在树木长成之前就将之砍伐。未充分利用法就禁止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未充分利用法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土地终身租用人和剩余遗产继承人之间可能会就最佳利用财产的方案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土地终身租用人和剩余遗产继承人相互都是唯一订立契约的对象，这种情况又是一种双边垄断，所以交易成本可能会很高。而且，剩余遗产继承人可能是个小孩，他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来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况且他们甚至可能是未出生的人。双边垄断问题在地主－佃户关系例证中倒不是很严重的，因为租约条款是在地主和佃户相互关系固定之前设立的。而终身租赁往往是依遗嘱产生的，而且遗嘱人（对他而言，遗嘱设计可能是一生中仅此一次的经历）可能不会深切关注土地终身租用人和剩余遗产继承人之间的潜在冲突。　
　　　　未充分利用法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信托（trust）这种更有效率的、类似于组合化的财产管理方法所替代。通过将财产置于信托之下，委托人（grantor）能够在不为可分所有权担忧的情况下，以他愿意的许多方法分割可享用的利益。通过受托人将财产价值最大化和依委托人要求的比例在信托受益人之间分配那种价值，它将把财产作为一个单元来管理。　
　　　　承租人并不总比不限制继承者身份的土地的所有者（在地主例证中）或剩余遗产继承人（在终身租赁例证中）眼光更短浅。举石油租约为例（在此，天然气或石油和天然气都完全是一样的），这里的交易是出租人将对每桶石油收取固定的租金。除非出租人希望油价上涨速度高于利率增加速度，出租人总想让石油被尽可能快地开采出来，而不论其油田是否被组合化。那就意味着要钻许多油井。但是，承租人不得不为这些油井支付成本。这样，他就想使石油的开采慢一些，从而减少油井数量以节省成本。他可能会钻打太少的油井，因为在决定一口新打油井的价值为多少的过程中，他将减除将作为租金流入出租人手中的那部分收益。由此，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租约中都包含了一项要求承租人钻打合理数量的油井这一“开发”条款。此处的合理指的是成本正当的合理。　
　　　　在这种条款的解释中，产生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由于新油井会耗尽新旧油井都从此开采的油层资源，所以，承租人在计算新油井成本时，是否会不仅包括他的钻井或其他成本，还包括旧油井的收益减损呢？经济学上的答案是肯定的。对此，并且还有一些司法上的支持。因为，资源耗尽才是新油井的真正机会成本。　
　　　　至此，我们已对财产权的垂直或时间维度作了讨论。它还有一个水平维度。一个极端的例证是共有权利什。（munalright），如为许多牧场主分享的对一块牧场的权利。共有权利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于无权利，所以，除非实施个人权利的成本与其收益不相称，它总将是低效率的。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虽然在低效率问题被最小化的情况下，共有权利通常也还是由个人创设的。例如，A将一块土地以不可分的联合所有权（undivided　joint　ownership）形式（共同占有的土地或联合所有）留给B和C两个孩子。在形式上，B和C的情况与社会中没有认可财产权的居民是一样的。如果B花钱修理土地财产上的建筑，那么C将同等地分享修理的价值，反之亦然。虽然在此只有两个当事人，但同样存在着双边垄断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为其家庭关系所缓解。我们期望在由慈爱、情感联结起来的两个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合作（第5章将对此有更多的论述）。另外，法律将他对财产作出的任何改良的价值归共同所有人，但得以改良增值财产价值的数量为上限（为什么要有这一限定？）。法律还明智地允许任何共同所有人将财产的一部分变为独立、个人所有的部分。这种权力消除了双边垄断和共有权利的任何残余。　
　　　　假设低房屋的邻近财产所有者，与低房屋所有者共用一部分墙壁，而无法对如何分担修整有倒塌危险的墙壁的成本达成一致意见。其中的一个所有者先自己出钱修整了这墙，然后提出了要求另一人支付一半成本的请求。就像解决双边垄断问题的方法一样，承认这一诉讼，对司法当局而言，有一个合理数额的问题（参见4。14）。　
　　　　法律的独创性并不是无限的，并且我们将以法律对此无能为力的可分所有权情况的一般例证来结束本节：汽车出租。像任何租过汽车的人所广为知晓的那样，人们对租来的汽车不会像对自己的汽车那样关心。他们非常粗野地使用它，反映了他们在使用上非常短浅的眼光。但由于出租公司无法监视和控制这种使用，因而也没有任何途径能促使租用人以适当的程度注意汽车。然后，就有这么一种情况：尽管当事人很少并且没有双边垄断问题，交易成本仍然是高的。问题是已达成交易的实施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对交易有抑制作用。　
3。11财产权转让中的问题　
　　　　为了促进资源由较小价值用途向较大价值用途的转移，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这一原则必须要被限制，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可分所有权是如何在没有有效限制的情况下妨碍财产权转让的。如果有50个人为一件财产的共同所有人，那么财产的出售就要求他们在价格和互相间的收益分配问题上达成协议。这样，就会产生坚持不合作问题。原始社会精心编织的亲属关系网络是为什么权利在这样的社会缓慢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效率要求财产权是可转让的，但如果每一件财产都有许多人主张权利，那么转让就难以商定。　
　　　　英国土地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努力使土地转让更容易以使土地经营市场具有更高效率的历史。有两项原则可以用来阐明这一观点。第一是谢利案例规则（the　Rule　inShelley’s　Case），它规定，如果授与者将终身财产给予A并将剩余遗产给予A的继承人，A就有了不限制继承者身份的土地权（fee　simple，即full　title，完整权利），而A的继承人却被除外。如果给予A的继承人的剩余遗产得到确认，那么A就很难将财产进行转让，因为在他死亡之前，其继承人是无法确定的。第二是更有价值权利原则（the　Doctrine　of　Worthier　Title），它规定：如果授与者将财产给予A（在其有生之年内），同时将剩余遗产给予授与者的继承人，而授与者（而不是他的继承人）占有剩余遗产，这样他就可以将它出售，因为他的继承人很明显地不可能这么做。　
　　　　这些原则的经济学反对意见（除去在以上非常简单化描述中所没有提及的极度复杂性）是，它们表明：授与者无法依据其从这些原则保护的分割所有权的所得来权衡可转让性削弱所造成的成本；并且，从效率的立场看，这一假定好像是有家长式统治作风的，所以是不可靠的。人们应该比法院更明白他们自身的最高利益。但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也许对此的辩解是：对授与者而言，许多这样的转让是一生中仅此一次的交易（once－in－a－lifetime　transaction），他也许不具备有关他们引起的问题的充分信息。我们将在第18章中对此再作论述。　
　　　　进一步的观点是，造成过度复杂利益的人们往往会使法院、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受让人增加负担，所以有些外在性将成为公共干预的正当理由。这一观点解释了一个有意义的普通法假设：将土地转让给铁路或其他道路使用权公司（管道公司、电话公司等）是一种道路通行权（即地役权）的转让，而不是一种不限制继承者身份的土地权转让。一旦取得人的使用权到期，这种转让也就到期。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不可分所有权而得以最小化，而不可分所有权可由一旦分割理由终止时的可分土地的自动重组而得以实现。如果铁路是大批小面积地块的所有人，而且这些土地现在只能由周围或邻近的土地所有者使用，那么在土地得到最佳使用之前，必定会有一场费钱和费时的谈判，而且由于对抗所有权原则的作用也会使铁路的兴趣逐渐泯灭。更清楚的是，铁路因放弃其服务而使其利益荡然无存。　
　　　　用水权为我们提供了财产权转让所产生的外在性的极好例证。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西部各州对水的财产权是通过从自然河流引水并将其用作灌溉或其他目的而取得的。最后，河流将在以下意义上被完全占用：河流的全部水量被不同的使用人以不同的数量所占有。例如，A可能有权在7月到12月之间在一个特定的位置通过渠道每秒钟取水10立方英尺，而B可能有权在某一时期在另一位置每秒钟取水8立方英尺，等等。并且，用水权是用取得日期（首次引水和占用日期）标定的。在干旱年份，可供使用的水量是依优先占用权定量配给的。　
　　　　如果A想将权利卖给X，而X计划以A同样的方式，在同一地方用水，那么就不会对河流其他用水人的用水权产生影响。但是，假设A和其他现时用水人都是引水灌溉农田的农民，而X作为A权利的预期购买者，却是市政当局。于是，权利的转让就会影响A引水点下游的用水权持有人。一般而言，大约有一半的农民灌溉引水会渗漏回河流，而这些回流水量可能并正为其他农民所占用。市政当局可能会消耗掉它引水中的很大部分，而且没有消耗的那部分也可能在河流的其他位置回流。如果城市坐落在与已购置用水权农民所处不同流域，那么没有消耗的水量可能全部流入另一条河流。　
　　　　如果将回流作用忽略不计，许多用水权转让常常会减损全面价值。假设A的用水权对他价值100美元，而对X（即市政当局）却价值125美元。但是，A的引水的1/2会回流入河而被B所用，而X只将从A处得到的引水的1／4在离B很远的下游地点流回，在那里回流水被D占用。再假设B不会以低于50美元的价格将他对B回流水的使用权出售，而D将以1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对市政当局回流水的使用权。设定这些情况是事实，如果因为它对X比对A更有价值，而让A将其用水权出售给X，那么这将是低效率的。因为，水在其新使用中的总价值（X加D为135美元）比其原使用中的总价值（A加D为150美元）要低。　
　　　　法律通过要求当事人表明转让不会伤害其他用水人而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这在我们的例证中意味着，A和X为了完成其交易必须补偿D失去A回流的损失。否则交易就会基于我们的假定而失败。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也有一个缺陷：即，任何购买者所产生的新回流都不会是他的财产。假设水对A、X、B的价值分别为100、125、50美元，而现存假设X的回流水对D的价值为60美元。那么，如果出售，水的价值（185美元）现在就将超过其现时使用的价值（150美元）。但法律会要求X为对它只值125美元的用水支付最少150美元的补偿（A价值100——其保留价格加B价格50美元）。X不会因其新使用创造的60美元而得到补偿，所以，除非它能使D预付在125美元和它欠A和B的价值之间的差价，不然会拒绝完成这一买卖。为了这么做，它必须使D确信，如果没有这项分担，购买将不会成功，因为D知道他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也能实现他对X回流的占用。由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双边垄断问题。一项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法，尤其是在可能有多个使用者因新产生的回流而受益的情况下，可能是认定受让人（X）为任何转让产生的新回流的所有者。　
　　　　广播频道缺乏明确的财产权——广播频道是一种与水具有同样经济特性的资源——可能对缺乏任何允许频道作为不同使用而买卖的机制负有责任。广播电台可以将频道出售给另一广播电台（参见3．3），正像农民可以将水出售给另一农民一样。但他不能将频道出售给非广播电台用户——例如需要一个频道为其巡逻车使用的城市警察局。这样的买卖会产生我们在农民将水卖给市政当局的例证中提到的同样问题。移动无线电使用者不像广播电台那样有其固定的发射装置，而有时会从广播电台广播半径的边缘发射。这就会干扰电台以同样频道在邻近地区的广播。这问题可以通过类似于解决用水权转让问题的程序解决，但这还不是一种我们现在遵循的方法。法律规定的频道转让为新的使用的唯一机制是，请求联邦通信委员会改变频道在不同使用种类之间的配置。这样，人们就愿意支付费用去影响委员会，而不愿意从现时资源所有者处购买。　
　　　　财产权转让问题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决定谁拥有什么财产——的一个部分。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我们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要认定对某一特定资源的财产权？如果这样，我们又如何界定它们？但是，即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一块荒地为某人所有，还仍有可能不清楚某人到底是谁。（我们在前面碰到了有关给未出生剩余遗产继承人赠与的问题。）权利登记制度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用水权转让中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一种这样的适当制度。如果没有真正地使用所主张的用水量，不仅可能会使你得不到用水权，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