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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文集:新语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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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跏保芑嵊屑甘鼋艹鋈宋镆砸涣礁鎏觳湃宋镂行挠υ硕模甘鼋艹鋈宋镏荒馨焉缁崴枷氡硐殖鲆话耄涣礁鎏觳湃宋锶茨馨颜庵炙枷胪耆硐殖隼础！碧┠烧饫锼档氖俏幕煊颍蚁肫渌煊蛞不嵊欣嗨频谋硐帧Ｔ谖按蟮闹泄锩校蠖抟墒墙艹鋈宋镏兄罱艹稣撸遣永玫娜盒侵幸豢抛盍恋木扌恰Ｗ魑砜怂剂心饕宓囊徊糠趾鸵桓龇⒄菇锥蔚拿蠖枷耄衅渫怀龅谋硐帧Ｋ裕�1988年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首诗：“纵有误失真英雄，改天换地建伟功。慧眼胆略谁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
下面，我将对这位伟人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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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篇（1）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天才，什么是天才，一向议论纷纭。我看还是赋予它科学的、唯物的解释为好。人们的智力有高下，处于一条不等线上，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一个人如果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离开一切前人的成就，不去参加任何实践，只凭天赋，那就什么也不会产生。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样的社会条件，同样的实践活动，同样的主观努力，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又是智能的差异了。因此，我认为把人类中那些稀有的智者称为“大智”比称为“天才”更为确当，这样可以排除那种只重天赋的唯心的偏见。
然而，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之为大智呢？我看，那些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重大发现的人，以及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解决了巨大矛盾的人，都可谓大智。例如马克思，他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演变的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穿了剥削的秘密，这就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大智。再如列宁，他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自然也是大智。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这不也是重大的发现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下面，我们将列举若干实例，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一、新道路的探求者
（一）
走一条现成的道路是容易的，而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条新路来，却是不容易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了新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叛变和我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失败了。当时形势全面逆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杀戮，共产党遭到极大摧残。在此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挑起中国革命的重担继续前行。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呢？
这就需要发现。而发现则需要艰苦的实践，也需要通常所说的天才。
在革命受挫的新形势下，以至于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认识，这就是“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对立。“城市中心论”主张首先在若干重要城市举行工人暴动占领城市，然后发展到广大农村；“农村中心论”则主张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由不明确到明确，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创立到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也就是直到红军的长征。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一种新思想的被承认，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自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同时作为世界典范的十月革命就是用这种方法取得胜利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其他的例子。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十月革命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应采取的模式，甚至不会有突破这种模式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是光耀千古的，然而从指导思想上说，并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因此，这两次起义都归于失败。即使预计中的秋收起义，最后也还是想占领长沙。可见突破一种固有的模式，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二）
这里应该说，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觉悟最早的是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卓越之处。事实上他在1927年马日事变（5月21日）之后，即提出了“上山”的主张。据史料说，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驻汉口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恐怖时刻，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泽东也接到这样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泽东不愿意，他要到风暴漩涡中的湖南去。因为这时湖南在马日事变后，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会、农会的干部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干部已经分别隐蔽转移，基层组织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这时毛泽东向陈独秀提出要求，说服陈独秀允许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得到批准后，他便回到湖南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复工农组织和设法保存工农武装。除把一部分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一部分暂时将枪埋入地下之外，便号召其余的武装上山，去当“山大王”。正是这样湖南得以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但是为时不久，毛泽东便被召回武汉，陈独秀指责他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权的唐生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党的“八七”会议，才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上和在8月9日举行的讨论秋收起义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还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了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事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正因为毛泽东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他立刻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胸有成竹地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艰辛实践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都标志着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创性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条件，以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备的主观条件，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有了巩固的理论基础。从此他就在云雾迷离的征途上，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大智篇（2）
（三）
可是，仅仅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要解决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一个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有人往往以为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是以农民领导农民，这是大错特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至于军队的成分，当然更复杂一些。除大部分为农民外，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旧军人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举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倾向，其实质就是农民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并使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尽管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到最后则不免会使革命运动像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远见卓识。而当时他的同辈中大多数人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得很不够。1929年6月在龙岩举行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来想动手解决这些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却不料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激化了。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得不在会后离开了部队。七次大会出现的这一错误，不久为中央所纠正，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其事。几个月后，襟怀坦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重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在当年的12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作出了闻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务必要始终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正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坚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党和军队才没有走错方向，才没有中途夭折，才没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淹没，而且愈战愈强，历经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而不溃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决议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就是今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还想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课题。
第二，还要解决一个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要想在敌人的包围中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决不仅仅是打仗的问题，而是要对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例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人民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利益，才能把根据地造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据地怎能经得起连年频繁的战争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由于团结抗战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了，在建设农村根据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方面的建设都头头是道，每一块大根据地都像一个国家的雏形。从外国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敌人残酷扫荡烧杀的地方，竟还屹立着这么岿然不动的堡垒。而这些堡垒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和群众发动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据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据地。即使在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隐蔽的根据地依然存在，游击战争并未停息。所以聂荣臻元帅曾说，冀中没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九块大根据地。有一次朱总司令曾说，你们拿着解放区的粮票，从东北可以吃到海南岛了。当解放区发展到一亿多人口时，她所积蓄起来的实力已足可展开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人们所熟知的战略决战，最后我军夺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完整过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怀疑说：共产党打仗很内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国家。其实他不知道，在几十年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已经培养出了各个门类的干部，在建国时期许多岗位上的负责人，不就是这批人吗？其实人们早就说过革命根据地正是新中国的摇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智篇（3）
第三，要使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还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战胜强大敌人“围剿”的问题。因为只要根据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稳脚跟，就马上会有强大的敌人跟踪而至。而开始敌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悬殊。如果不解决这个以弱胜强的问题，不粉碎敌人频繁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才保持住了，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个问题先提一提，后边还要详细探讨。
由于上面三个重要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坚持走下去。
四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我国国情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来自农民，对农民的疾苦，自然比当教授的陈独秀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感受要深。这且不说，自从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做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以后，就投身到农###动当中。1925年初，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就在农村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在故乡韶山组织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初他到了广州，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农###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农###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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