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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町案内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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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美容店的一个女孩谈恋爱。我过去请他签名，他还和我握了手。他的签名我至今还好好保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和久美子在一起我感到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我不理发时也常常光顾她那儿。久美子休息时，我们还会一起去咖啡店坐坐。
1992年这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制作的准备阶段。毕业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得考虑下一步的出路，这可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只能拿到次年3月了，这之后的签证……眼前还有歌舞伎町的工作，“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容我有半点疏忽和怠慢，我好不容易才在歌舞伎町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得到周围的认可。同时，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它足以支撑我在日本继续我一直以来想从事的事业。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黄金”之国。
说真心话，我还想再在日本待上几年。然而，那时悠悠对于我已经胜过一切，我被她的娇嗔所迷醉，只要能和她结婚，我情愿放弃留在日本，和她一起回国。
1992年2月，我带上悠悠一起回到上海，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我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为选择在哪里办结婚喜酒、都请些什么人来参加等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极度兴奋当中度过。
我必须得做出一副在日本获得成功、凯旋的骑士模样，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小气，因为我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排场的，尤其是这么一位上海美女肯屈尊嫁给我这样一个出生于湖南（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而且又离过婚的男人，更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有半分的失意，现在如果显出了小气，那可要一辈子在女方家人、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决定比照名人的样子举办结婚典礼，在东京和上海各办一次，让悠悠好好风光一场，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面子。
在上海待了三天以后，我赶去四川，向父亲汇报结婚喜讯，母亲这时早已去世了。
当时，父亲已经再婚，他与妻子住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原本在故乡湖南当教师，几年前因“芙蓉学院事件”，移居到四川，现在他已经剃光了头发，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出国已经四年了，我才得以在成都与父亲重逢。我从小就整天跟着母亲，与父亲关系一直都有点疏远。原本在上海办完事就应该立即返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冥冥中上苍的暗示，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迫切地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于是，临时决定去成都。可是悠悠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只好一人独行。得知我在日本生活不错，马上又要再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
仅仅过了两个月后，父亲李正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从上海回东京三个多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你说过要和悠悠结婚对吧？”
打电话来的是大使馆领事馆的一个朋友。
“没错！等我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打算去办手续。前不久我刚刚和她一起去上海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
“你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说着玩？她父母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准备明年在东京和上海举行两次结婚典礼，到时候请你一定参加。”
“这可麻烦了……”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你先冷静一下，听了先别着急。其实，昨天悠悠到大使馆办结婚手续了。”
“啊？！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自己去……”
“我要告诉你的是，她登记结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日本人。我见到时，非常吃惊，所以马上给你打电话。”
原来，悠悠是和一个日本公司职员结婚了！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她给耍了。这么长时间，从房费到生活费，一切的一切一直都是我在支付，还有给她买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名服装、首饰等等……连去上海的往返路费和所有开销，也都是我支付的。而结果，悠悠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打算，我只不过是她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把能榨的都榨干了，最后一脚蹬开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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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骗与爱（3）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可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还要专程让我陪着去上海见她父母呢？她的这种做法也太过分、太……
听到这个消息，我直接驱车去悠悠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中国餐厅，我第一次见到悠悠就是在这里，她是一个毕恭毕敬的服务员，我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当时我一次就塞给她一万日元的小费。后来我和悠悠同居，我劝她不必继续在这家店做了，可是她却坚持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工作做，会闷死的。
我到了店门口，正碰上悠悠下班。我没有看见她打车，却是直接上了一辆陌生的小汽车，司机位置上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看到这个，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她拽下车来，厉声问道：“悠悠，你为什么要骗我？”
悠悠愣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在我的上班时间来找她，她盯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闪烁不定的神情。
那个男的见到我，二话不说，踩了油门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悠悠的语言学校的韩国籍同学，也是悠悠和那个日本职员之间的介绍人。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要抢走悠悠的男人，心里顿生一股恶气。我想我当时就差拨电话叫人痛扁他一顿了。
悠悠缓过神来，开始哭着跟我辩解：“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更无法将真情说出口……我本来确实应该在去上海前将一切告诉你的，但我不敢说……”
我想她的这些话应该是真的，一回想起我们的缠绵和激情，我就不忍对她发脾气，但是，我心中的怒火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平息了呢？
“浑蛋！你这个骗子。你把我当傻瓜了怎么的？既然是真心喜欢，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
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跟爱梅一样，悠悠也是被金钱和利益迷了心窍，也可能就是为了留在日本。想在日本，过上好日子，自己又不想去工作，找个日本人是最合适的。
我又算什么呢？跟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明年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一毕业，自己的签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哪还顾得上她。从我这样的男人身上是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趁着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多利用几次，利用完了就扔掉。我想，这可能才是她当时的真正想法。
我们一路无语，回到了寓所。可是，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悠悠现在只想逃，是的，从她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她曾经的温情脉脉了。
“我们结束了！现在就给我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无望地叫道。
听到我的叫声，她没有再说任何话，站起身就开始收拾东西。
“喂！听着！把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和首饰都留下，不准带走。”
我不想显得那么小人，但不这样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但是，她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相反，也摆出吵架的态度：“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想带走就带走。”这下，把她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指着墙角里我们积累的避孕套盒子，说，“看看这些，我就算是卖，也不止你这些东西了！”
平时几乎从不发火的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你这个上海婊子！”
我怒吼着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把她赶出门去。
从那天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他们只会给别人穿小鞋！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都是骗子！特别是在日本的上海人，我已经不想再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同时，对产生这些想法的自己，我也生出一种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厌恶之情。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也随伤口的愈合渐渐消失了。到现在，我对同胞再也无法燃起过去那种强烈的老乡意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比较强烈的“老乡”意识的。遇到同乡就会感到亲切，关系也都比较密切，拧成一股绳。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渐渐感悟到，不论什么样的人，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里的上海人、福建人、台湾人，甚至香港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辛苦地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奔波，他们可能会因为金钱利益的引诱而犯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也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而从事很多慈善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有爱也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是上天造出来的普通的人罢了。
90年代中期开始，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多名员工和我一起招揽客人，就没有照顾湖南人而排斥别的地方的人的意识。也不会因为哪个人和我是湖南老乡，就对他另眼看待或提高待遇，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所以，我的伙伴中有上海人、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
第八章 骗与爱（4）
那么，被悠悠欺骗后，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是不是就因此情绪低落，整天萎靡不振呢？我可绝不是那种软弱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当时她也是我真心想要结婚的女人，被骗后是有些接受不了，感情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要在夜晚的歌舞伎町生存下去，不被别人打垮，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换句话说，脸皮不厚一些是不行的。不管心里有多痛苦，即使心在抽泣，外表还必须做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平静。只有这样，“对手”才不至于乘虚而入并打垮你。如果有人看出“李这个家伙最近好像心思不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自己就有可能会被人趁机摧毁。这，就是歌舞伎町存在的真理，在这条街上，是不允许流露出丝毫软弱的。弱者，在这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像以前一样，昂首阔步地奔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当中。
这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把悠悠赶出去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区役所大街上，有一家“卡巴库拉”陪酒店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陪酒小姐也全都是日本人。一般情况下，我常带客人去中国人的店，所以，难免很容易和这家日本店有了隔阂。原因是我站在这家店门口把过往的客人拉到中国店里，“抢”了他们的客人。“卡巴库拉”的人当然会生气。
起初是“卡巴库拉”专门雇来拉客的家伙向我表示抗议，我没有理会，最后，店长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我还继续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的“后台”一定会出面的。尽管我与极东会的头目认识，但这一次与以往的情形不同，我的“后台”恐怕也未必会为了我这个外国人而得罪日本人，我也不想让他们夹在我和日本人当中为难。
那么铃木呢？如果找他也许会帮忙，但这家伙非常认钱。如果找他帮忙，除了每个月定期的保护费外，他肯定还会要求附加的报酬，这种事情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到这个店去当客人，去花钱。
“店长，你先别生气。我并没有抢你的客人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去你店里的客人硬拉到别处去。即便是我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啊！我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这样吧，今天我就先当一次客人到你的店里去玩玩，咱们好说好商量。”
其实，店长人不错，他尽管有些不高兴，但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在他们店开了一瓶两万五千日元的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很大方地请店里的小姐们喝饮料，一次就花了五万多日元。
“店长，今天玩得非常愉快，我还会偶尔来玩玩的，请多关照啊！”在店长客气地送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有风度地向他致谢。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曾想，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尔”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我居然迷恋上了这家店，几乎日日光顾。
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我也因自己的工作关系时不时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喝酒，有时候是为了不得不和警察或黑社会拉关系。然而，作为客人进入日本人的酒店，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的酒店比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服务好多了，他们的服务实在是很地道的。
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一进店就来陪我喝酒的女孩子。她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服务细心周到，非常有眼力，也很善解人意。她留着日本比较流行的那种半披肩发，妆化得浓淡相宜，尽管容貌一般，但是在街上她总会赢得较高的回头率，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孩。当时我正好是被悠悠甩掉不久，内心非常寂寞和苦闷，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倾诉。
而霞总是认真地听我说话。
“这种女人是不是太可恶？”我一只手端着杯子喝酒，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说。
“是啊！太不像话了。李哥真可怜！”霞有些鼻子发酸，用略带鼻音的又甜又软的声音附和我、赞同我。只要杯子里的冰一有点融化，杯上的水珠流下或喝酒时水滴到我身上，她就会马上用小毛巾给我擦干。想抽烟时，又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刻将打火机打着伸过来给我点着。我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般被伺候得好好的，被当成什么人物看待。我被她的这些周到举动和柔情感动了，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
还是日本女人温柔可人！我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而且每次都指名要霞陪我。
日本的斯那库小姐，不陪客人去饭店开房，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无动于衷呢。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要想泡日本的小姐，只要连着去她的店里面喝上半个月的酒，天天指她的名，就没有泡不上的。确实，日本小姐基本上不会与第一次来的客人上床，我觉得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钱，而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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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骗与爱（5）
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生存压力很重，也就造就了很多的“变态狂”，这些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也许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许是电车司机，甚至也许是著名企业的课长、部长，表面上斯斯文文，一旦跟他去了旅馆开房间，很可能瞬间就变了一个人，轻的捆绑、辱骂，重的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我想，日本小姐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想往，否则也不会陷身于这个行业，但是她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行为相对谨慎，对于不了解的人绝不会轻易开房间的。
于是，为了得到霞，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满足我那被女人伤害了的虚荣心，我为霞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我们到中国饭馆吃饭时，专点燕窝、鱼翅一类的高档菜肴。我给她的礼物有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服装、迪法尼的项链……当然还去高档饭店。我还带她到太平洋上的###去旅游，我俨然是一个泡沫经济时代的有钱绅士。
说实话，在为霞花钱的过程中，尤其是掏出现金或者刷卡的瞬间，我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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