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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自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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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力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工。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地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合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9）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做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大庾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地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做，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
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ＡＢ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评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边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ＡＢ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ＡＢ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ＡＢ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ＡＢ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ＡＢ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 想看书来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10）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
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
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占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地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但是一个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做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七军是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①
①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在上海给*中央写的报告。
2。
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
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①
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 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２９５页。
①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４日*会见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的谈话。
3
。 长征路上“跟到走”。
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答：“跟到走！”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３５３页。
附：邓小平同毛毛等谈长征时的经历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
遵义会议后，父亲随部队四渡赤水，再渡乌江。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那种和敌军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
父亲的意思是说，强大的敌军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昏头转向地团团打转，结果反倒被红军一再重创。大猫想捉小老鼠，反倒被小老鼠着实地捉弄了一番！
在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父亲遇到了与他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傅钟。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法国，又一起在苏联学习，交情可不算浅。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傅钟那时候在四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颇有点权，他看见他的老战友的马死了，便立即慷慨解囊。
父亲说：“过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父亲说，直罗镇战役打响了以后，他和罗荣桓等人在一个山头上“观战”，突遭敌人一股部队来袭。敌人火力密集，十分危急。他身上穿的那件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给子弹打了好几个洞，万幸的是人没有负伤。正在危急之时，原红七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解了围。
父亲常说，他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打了几十年的仗没有负过伤，很不容易。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３２６、３５４、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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