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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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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座一个戴眼镜的抓耳挠腮,弄出一些响动,让我不禁转过脸来瞧个究竟。看到他把钢笔帽咬在嘴里恨不得把墨水吞下去,我暗暗发笑。
大腿忽然被碰了一下,镜片后面眼珠子转来转去:“哥们儿,提出‘政治家办报’口号的是谁?毛,邓,还是江?”这是问答题中的一道。这道题我很有把握,我读过《梁启超传》,知道是梁启超办《时务报》时首先提出来的。
监考人在远处,“眼镜”目光中含着哀求。我动了恻隐之心,悄声把答案告诉了他,他点头致谢。
过一阵,眼镜又凑过来:“哥们儿,这通讯改消息,标题该怎么做呀?就用通讯的原标题,行不行?”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直接把自己做的标题告诉了他。“眼镜”有些激动,暗地里握了握我的手。
交了卷,我和“眼镜”一同走出考场。交谈中得知,他是××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毕业后联系了两家报社,最终都没有通过。
头一家栽在笔试上。本来是要像今天这样做题的,可巧在笔试开始前半小时发生了一场火灾,报社老总临时改变主意,让应聘者去火灾现场采访,然后写一篇新闻稿,以稿子的质量决定成绩。“眼镜”跑到现场一看,大火已被消防队员扑灭了,一片狼藉。看到一个人被随从前呼后拥,在现场指指点点……他猜是个官儿,心想官员的话可以增加稿子的分量,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壮着胆子走过去对他进行采访。不出他所料,还真是个副市长。副市长倒挺配合,大谈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足足讲了半个钟头。
采访完副市长,“眼镜”挺得意,心想这下稿子是重量级的了。接着他在现场转了转,看了看损失情况,就马不停蹄赶回报社写稿。稿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大部分是副市长讲话的内容,再加上一些现场所见,还取了一个唬人的标题:《副市长火线谈防火》。稿子交上去后,“眼镜”暗自兴奋,觉得十拿九稳了。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接到通知去面试的电话。他怀疑报社工作人员搞错了,就跑去询问,工作人员从一堆pass掉的稿子里找出了那篇稿子。
我问他为什么不多采访周围的群众、消防队员,让他们谈一谈起火原因、过程以及灭火场面呢?他说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定要采访到领导,其他人采不采访倒无所谓。说是报纸、电视新闻的头条几乎天天都是领导的讲话和活动。
他这样说,我真是无言以对。
“眼镜”的第二次应聘笔试题目很简单,很容易就过了。面试的时候,他却出了个大洋相。那是报纸老总亲自面试。他让“眼镜”和他做一个模拟采访:把老总当作一个老农,采访一下夏收的情况。“眼镜”有些紧张,开口就是“先生”。老总微笑着摇了摇头,“眼镜”才意识到称呼不对,改口叫“老乡”。“眼镜”的第一个问题是:“老乡,今年夏收水稻的收成怎样?”老总一愣,说:“小伙子,水稻还在田里长着呢。”“眼镜”慌了,问那夏天收什么呀?老总又微笑了,说是小麦。
第55节:被淘汰就直接去跳河
再就是老总问“眼镜”了:“去过农村吗?”
“眼镜”说:“去过,不多。”
老总又问:“你知道三农问题是哪三农吗?”
“眼镜”当时只说了一个“农民”就再也说不上来了。“眼镜”说当时窘得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眼镜”长叹了一口气:“哎,都怪自己平时不用功,知道的东西太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忽然觉得“眼镜”有些可怜。“眼镜”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学历,就混了个成人高校文凭。“眼镜”很是吃惊,他原以为我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呢。
在报社门口,我和“眼镜”握手告别,祝愿彼此都能顺利通过笔试。
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就直接去跳河
面试那一天,我没有看到“眼镜”。参加面试的有十来个人。我第一个得到去老总办公室的通知。
进门的时候,老总正在看我的应聘登记表。我坐定。老总上上下下打量我,半晌才说:“你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我点点头。他审视似的盯着我,有一会儿才说了句:“你的笔试成绩最好。”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爽得不得了。因为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我等待着接下来是不是如眼镜所说的模拟采访。并没有模拟采访。老总问了我很多问题,没有十个就有八九个。就是问了问我为什么没参加高考,之前做什么工作。后来他问我为什么想到来应聘当记者?
其实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热爱记者这个较为体面又有挑战性的行当?或者像余华似的,因为当了五年牙医,看烦了那些肿胀出血的牙龈而逃离?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本能似的选择,没有对选择作理性思考。我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人。萨特说过:“人生是各种选择的总和。”太对了。我想狗尾续貂:人生是各种神秘选择的总和。是的,选择是神秘的,无法解释,不可言说。我始终能感觉到身上那些神秘的东西左右着我的选择,推动着我的人生。
我胡诌个答案:“可能是想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吧。”
老总听了,笑了笑,说在新闻方面我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怎么去胜任记者的工作。我就说:“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我确实很欠缺,这我可以向报社的各位老师学习。不过我相信自己的实践能力。我喜欢写作,从小到大作文都很好,并且,我能吃苦。”
老总说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能写好新闻,新闻和文学是两码事。我就说:“但新闻和文章一样,也是用文字来表现的。写文章练就的文字基础可以派上用场。我相信新闻写多了,自然就熟能生巧。并且老一辈的新闻人如萧乾、魏巍等,本身也是出色的作家。新闻写得能让读者当文学作品读,那才是新闻的高境界。”
老总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不点头,也不摇头。最后他说,“你可以走了。等候通知。”我站起身来,想凑上去和老总握手,可他已沉下头看其他人的登记表。
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和老总的谈话。他有过赞许的表情吗?没有,一次都没有。相反,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丝漫不经心。他对我是什么看法?会不会圈定我?我捉摸不透。心里空空荡荡,没有底。我等待着报社的通知。每过一天,我就不禁想着:完了,他们不要我了。
第五天,我接到了报社通知我上班的电话。
进入报社,我被安排在经济新闻部,身份是见习记者,见习期三个月。听人说,三个月里,不少人都因表现不好被扫地出门。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要争气。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直接去跳河。
经济新闻部主任姓周,一见我,便兴奋地握紧了我的手,说:“欢迎加盟!你可是我费劲要过来的。”
周主任告诉我,作为报社编委,他参与了对笔试卷的打分。在他打分的所有卷子中,给我的分数最高,后来,他又向老总极力争取,把我要到他的部门。
周主任30多岁,一点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他说自己出身农村,很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又因为性子太直,看不惯官场的作风,就选择做个报人。听其他人说,周主任爱护部下像爱护兄弟一样,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记者的利益拍老总桌子。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暗自庆幸。
周主任把我介绍给部门内的其他记者。同事们一一和我握手。最后握到的那只手,懒洋洋的,几乎是碰一下就抽回去了。这人个头很高,冷冰冰地盯着我。我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自己叫陈郁,说完,便走开。
同事们和我年龄相仿。我了解到,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其中毕业学校最好的便是陈郁,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说实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甚至有点激动:想不到能跟从中国最好的新闻系出来的人做同事,以后可以好好地请教了。我简直有些“三生有幸”的感觉。
我主动靠拢陈郁。去报社的第二天,我采访完自己的第一个新闻选题回来,坐在电脑前,有些诚惶诚恐地写稿子,生怕写砸了。写完后看了看,觉得还不算丢人。我把稿子存进一张软盘,带着软盘踱到了陈郁的办公桌前。陈郁也在写稿,他只略微抬了一下眼皮,问:“什么事?”
第56节: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我说想请他帮我看看稿子。不知为什么,一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软。他说了句“我现在没空”。我就这么被硬邦邦地顶了回来。
我想走开,又有些不甘心。我看到陈郁的茶杯里没水了,便拿走茶杯帮他去接水。当然,这种举动半实半虚,人嘛,都有虚伪的时候。如果不是希望他为我办点事,我是不会当他的服务生的。我把接满热水的茶杯放在陈郁的桌上,他才抬头正眼看我,说让我把软盘给他,他等会儿有空再看。没说一个谢字,而且口气十分生硬。虽然心里不大痛快,我还是把软盘放在了陈郁桌上。
我坐在自己桌前等。眼前陈郁的背影像一堵墙。等了足有一个钟头,我看到陈郁把软盘插进电脑的软驱。我走过去。陈郁并没有回头叫我。我站在陈郁旁边,他很快地看我的稿子,斜眼对我,说了句:“还没入门。”
我的脑袋微微震了一下。“还没入门”,这是“王牌军”对“杂牌军”首次参战表现的评价。我问他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
“消息的倒金字塔体你知道吗?导语的写法你知道吗?标题怎么起你知道吗?”陈郁以一串连珠炮似的反问,着实让我有点蒙了。
我就说:“我承认自己很多地方都不懂,正因为如此,才来请教你。请你说得详细点好吗?”
谁知道陈郁一点没客气,说:“新闻这门学问大得很,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吃下这碗饭的。建议你还是去大学里当当旁听生,感受感受吧。”
我的自尊心被伤了,默不作声地从电脑里取出软盘,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位子是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没有人白给,也决不会轻易交出去。我要以行动回击看不起我的人。我一字未改把软盘直接交给编辑。
第二天,在报社的评稿栏上,我的新闻处女作被老总评为好稿。周主任看到我,竖起了大拇指:“好好干,有前途。我看中的人差不了。”
同事们都客气地祝贺我,只有陈郁没有任何表示。从这以后,我和他说话很少。对他,我保持了应有的礼貌。而他始终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在工作上,陈郁的表现还算不错,至少是中规中矩。我留意了他写的稿子,不能说不好,但也很难让人情不自禁地说好。新闻要素一个都不少,叙述清楚,没有语病,也有一定深度,但总让人觉得差点什么。
陈郁以学院派自居,时不时在同事面前搬出一套新闻理论。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甚至那些学其他专业的同事,他都有些看不上眼。
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报社与一家企业合作搞了一个爱心助学的活动,资助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经济新闻部的记者倾巢出动,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贫困生家庭采访。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我找到了贫困生小李家。两间破旧的平房,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小李和他的父母毕恭毕敬地接待我。故事并不特别,千千万万类似故事中的一个:夫妻双双下岗,做点小生意度日。小李考上了重点大学,第一年需交各种费用一万元。夫妻俩拿出仅有的2000元积蓄,又各处求告借得3000元,而余下的5000元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办法了。开学日期临近。一家人心急如焚。说着说着,小李的父亲,一条七尺汉子,眼角滚出了豆大的泪珠。一旁的小李,瘦瘦弱弱,眼神十分无助。
我心里一阵难受。如果小李无法跨进大学校门,也许会像当年的我一样,缩在一个卑微的角落,小草般默默无闻地生长……而这小草本应成为大树。
采访将完的时候,小李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塞到我的手里。我怎忍心吃?再三推辞,都被三双手同时挡住。三双眼睛看得我的脸滚烫。我埋下头默默地吃,热气迷住了我的眼。出门时,三人坚持要送我。我掏出两百元,放在小李手掌里。小李和他父母都有点不好意思,却也收下了,再三道谢。他们把我送出巷子,一直送到大街上。
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到他们还站在那里,像三座雕像,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也就是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记者角色。我想,我要对得起这一家三口纯朴、信任的目光,我要做个好记者。我熬了一个通宵,就小李的遭遇写成一篇长稿。刊发后,小李被列入爱心助学活动的资助名单,顺利进入大学校门。一家三口来到报社,紧紧抱住了我。
同事们从一个个贫困生家庭采访归来,聚在一起交流采访心得,纷纷感叹底层民众生活之艰难。陈郁却在一旁发起牢骚,说什么他去采访的那一家穷是穷,却也太抠了;说他要是写篇稿子就能帮助那家人解决几千元的学费问题,一个劲埋怨那家人连他去采访的来回打车费都不给他报销。
同事们听他这么说都不说话了。陈郁还越说越来劲,说是依他看,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再正常不过,大学少了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词迅速窜入我的脑海:“激情”。是的,陈郁的稿子里面缺少的正是激情。对一个新闻人来说,没有激情,无异于一个匠人。激情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用心在生活。生活本身是门大学问,它的内核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第57节:我工作很努力
我工作很努力,玩命似地找选题、采访、写稿。我还时不时虚心向老记者请教,学习获奖新闻作品。很快我成了报社里突出的记者,开始参与一些重头报道任务。我站稳了脚跟。一次经过周主任办公室门口,无意中听到周主任对人感慨道:“江风是个人才啊,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比有些大学毕业生强多了。”我心里一热。
三个月见习期满的那一天,老总叫我去了他们办公室。老总亲自为我沏茶,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和三个月前相比,老总的脸明朗了许多,说:“江风啊,表现不错。你刚来时我还有些怀疑你的能力,怕你没有经过大学里的系统训练胜任不了工作。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离城几百公里的一处地方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损失惨重。部门迅速策划了一套报道方案。因为是重大选题,单兵作战力量太薄弱,部门安排我和陈郁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和陈郁都有些不太乐意,害怕单独相处时的尴尬。但军令如山倒,只得接受。去往事发地的汽车上,我和陈郁几乎没说话。我费尽心思找了两个话题,但话不投机半句多。没辙,只好各缄其口。滑坡发生在一座又陡又高的山上。我们到达山脚下时,天已黑尽。就近找了家小旅馆,吃完饭,早早睡了:一是劳乏,二是免得无话可说太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们往山上望去,不由胆战心惊。滑坡从山顶处开始,那里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大裂缝。山体变了形,漫山遍野都是从高处滑下来的泥层和乱石。田地看不到了,树木看不到了,有几处房舍露出屋顶,一条被泥石流掩没的死猪的尾巴耷拉在外面。在滑坡带的周围,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农舍。离山顶那条大裂缝很近的地方,孤零零立着两户人家,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两条小船。
我指着高处对陈郁建议去山顶找那两户人家采访,因为那两户人家就在滑坡的起点处,对事发时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陈郁看到盘山公路都被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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