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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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些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前面说的文章的选读，可以说是写作的准备工夫的一部分。至于执笔作文，那是准备以后的实习了。实习要与准备相应，讨论了叙事方法之后就该作叙事文，讨论了说理方法之后就该作说理文。这样，才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方法的理解程度怎样，对于方法的应用程度又怎样，如果理解与应用还差一点，或者还差得多的话，可以设法补救。不然，可出的文题多得很，为什么前一期要出《宁静致远说》，这一期要出《德并捷克感言》，而不出别的？这样出题是说不出理由的。关于实习作品的批评与订正，通常的办法是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进一步的办法是先给打上种种符号，由学生自己订正了，再交上来；然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如果工夫到此为止，那不免偏于教师的立场了。教师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表示他的意见，可是学生未必就能体会得毫不错误。第二种办法使学生多下一番揣摩的工夫，当然是好的，可是揣摩得来的结果也未必就能与教师的意见吻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说，学生最需要知道的是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圈圈点点，添注涂改。惟有知道了这一层，他才明白自己对于方法的理解与应用达到了何等程度。这样说来，圈点改订以后，还有一种工夫是必须做的，就是说明—依据指导与讨论的结论，把所以圈点改订之故加以说明。说明须个别举行，很是费事，但是做过这种工夫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得益是何等的深切。为学生的利益起见，费事一些也值得。何况一班学生实习作品，是好是坏，未必没有共同之点，只要有共同之点，就可以共同说明了。
在选读的文章里，虽然有若干篇是通常所称的古文，也许还有几篇纯文艺，但古文与纯文艺是不必习作的，因为课程标准里只说须能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与自由运用语体文（都是普通文），并没有说须能作古文与纯文艺。学生爱作古文或纯文艺，自己去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近听说教育部聘请几位专家编订大学一年级国文的细目，愿意把以上的意见提出来，供他们参考。至于该选哪几篇文章以及哪几部“古书”与“文学名著”，似乎可以多请些人各就所见推选，就从共中挑出得票最多的来。单举篇名与书名不足以看出推选的意义，必需有详细的说明，说明某文某书所以合于标准，值得选读之故才行。
末了应当说到实施以后的考核。用了前面所说的实施方法，一年终了，再象入学试验时候那样作精密的考核。假如考核的结果，表示学生在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得上标准，便是成功。不然，实施方法必然有不妥当处，就得修改，这才是认真。马马虎虎教学生多修一年国文课程，就以为他们的国文程度该会提高，那样的糊徐想法，决不是教育家应当有的。
摘录：
《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第一项是“目标”，共有四目：
（一）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二）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四）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
……
第三目说学生须能“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古书”该是指经籍与诸子而言，“文学名著”该是指史部集部里偏于文学性的作品以及小说戏曲等类而言。一方面说“读解”，一方面说“欣赏”，可见都注重在方法。古书时代遥远，语言文字环境思想上与现代都有差异，必须讲求读解的方法，才能够了解。文学名著与其他艺术品一样，没有素养就辨不出他的真味，必需讲求欣赏的方法，才能够领会。讲求方法到了相当程度，就是有了“读解”与“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达到了标准。
……
语体文不只是把平常说话写到纸面上去，还得先教说话带着点文学的意味。
……
此外出几个扼要的切实的测验题目，一半是考核对于“固有文化”的“了解”与“民族意识”的是否强固（“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诚然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可是就国文言国文，只得教与试者从文字方面表现出来）；一半是考核“读解”与“欣赏”的能力。关于前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了解与践履的实况；关于后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如果用这样的考试方法，才顾到了国文标准的全部，才可以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
语文科选读文学书籍原是所谓“举一隅”，待学生“以三隅反”的，学生若从一两种书的阅读得到了方法，走对了门径，就可以自己去阅读其他的若干种了。因此，对于阅读这两类书的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方法方面。文字的形、声、训的研究，古代文语例的剖析，古代环境与思想的观测，文学原理的理解，文学史的认识，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参考书的搜集，诸如此类的方法，是非指导与讨论不可的。学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真正“读解”，真正“欣赏”，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从“读解”“欣赏”“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此外应该选读文章若干篇，选取的目标在训练学生的写作技能。这并不是说阅读古书与文学名著对于写作技能丝毫没有关系，而是说阅读古文与文学名著既然另有目标，所以应该再读文章若干篇，专顾到写作技能。这种文章的选取，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可是尤其要注意它的写作技能，必须它的写作技能足以供现代学生观摩的，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才值得选取。……国文课程标准里提起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四项，又有“自由运用”一语，可以作为依据。那几篇文章的叙说表达的技术近乎理想，可为模范，同时必然是能够“自由运用”语言文字的，就值得选读。依据这个标准，语体文也得选读是不待说的了。语体文与文言文共选多少篇呢？前面已经说过，选读原是“举一隅”，这里“举”的是写作技能的“一隅”，无需乎多，事实上也不能多，假定每星期一篇，有三十篇就够一年读了。这三十篇文章必需使学生读熟，而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写作方法方面。“事”要怎样“叙”？“理”要怎样“说”全“情”要怎样‘表”？“意”要怎样“达”？语言文字要怎样“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些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札记：
这篇文字，虽然从题目上看不是写给中学语文教学看的。但它却突出地表现了语文学科的关键之处。重视应用，强调运用，突出技能，培养能力，这是1941年的课程标准。在具体的解说过程中，叶老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内容——方法。读解的方法，欣赏的方法，从选文中获得阅读的方法，从专门的文章中获得写作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在传授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
还有一点，在关于考试上，叶老所说“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这一点在我们的考试中已经无法得见了。不是因为难以出题，而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中的“方法”已经失传了。
中文系——致教师书之八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接到您的来信，承您问及关于中文系有什么意见。很觉惭愧，我虽然当过中文系的教员，感到的全属于消极的方面，中文系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我说说积极的方面，该怎么办才象个中文系，至少在此刻还想不大透。不敢辜负您的好意，就把消极方面的向您说说吧。
中文系是个简称，说完全叫做中国文学系。看了名称就知道学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咱们中国的文学。但是向来就少有人仔细辫认过，到如今似乎还没有多大改变，把中文系学习研究的对象认作国学国故之类去了。国学，国故，多么庞大而含胡的名称啊忿凡是咱们中国从前的学间，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以至声音训话，阳湖桐城，全都包括在这个名称里面，而中文系的学生就得学习研究那些东西。且不说旁的，单说范围的广泛，已经够教人摇头了。短短的四年工夫，把那些东西搞通当然不可能，就是普遍地去摸一摸门径，又哪里办得到了即使办到了，又何尝就是学习研究了中国文学。
教学那些科目的，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家法。说到经学，不管他们主张古文还是今文，总之把经学看成一种特别的学问。《三百篇》算是一望而知的文学了，可是他们说《三百篇》是经学，治经学自有治经学的法度。说到考据跟小学，远一点，他们抬出z。｝‘L嘉诸儒来，近一点就抬出章先生黄先生跟王先生。乾嘉诸濡以至章黄王三先生的劳绩，谁也不容菲薄，是当然的，可是他们做考据跟小学的工夫并不就是做中国文学的工夫，这一点却往往忽略了。说到文学批评，他们一致推举《文心雕龙》，带着骄傲的颜色提起这部宝典。除了标明“文学批评”的课程采用它以外，专籍选读也选到它，大一国文也选到它。既然刘彦和的理论无可移易，研读它自然只须做些疏解阐明的工夫罢了。于是写黑板，付油印，《文心雕龙》的笔记割记越来越多，使学生应接不暇。
不知道您有没有与我同样的感想，我觉得在中文系里，教经籍的巴望学生成为经学家，教考据的巴望学生成为考据家，教小学的巴望学生成为小学家，偏偏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捧住《文心雕龙》的似乎不忽略中国文学了，可是认《文心雕龙》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未免缺少了开拓新天地的勇气，中国文学这样搞下去，恐怕只有日渐趋向萎缩的路子。我也不敢武断地说，经籍跟考据跟小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全没有关系，可以不必去搞。我只想说，必须把主从关系先搞清楚。既然中国文学是主，搞这些东西就不必走经学家考据家小学家的路，学生知道了那些东西的最近的比较正确的结论，也就够了。我也不敢武断地说，中文系可以不要《文心雕龙》。我只想说，《文心雕龙》到底是刘彦和那时代的东西，在他以后，咱们中国人又想了许多心思，写了许多文学，所以不宜把《文心雕龙》作为唯一的规范。
再说要搞清楚主从关系，就得把国学国故那些含胡概念完全丢开，中国文学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主要的中国文学，该归必读之列，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次要的，该归参看之列，又按照四年的时间分配，宁可精而少，使学生担负得起。这样的定出课程来，或许可以收些实效。若照如今模样，教师的意思是最好《三礼》、《三传》、《尔雅》、《说文》，以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九通》、《正续经解》等等，学生都读个遍。学生听见那些书籍的卷数就吓坏了，索性一本也不翻，于是教师叹息道，“你们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话一半是解嘲，一半是卸责，而中文系搞不出个名堂来依然如故。
中国文学，就材料而言，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所谓以往，有远有近，若说近的，只要在今天以前，都是以往。但是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往往上自皇古，下迄明清，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有少数中文系开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就成为嘲讽的资料，好象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依我想来，退一步说，断到明清也可以，就是专究某一时期也未始不可以，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必须随时警惕。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不是中国以往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把这一点记住了，学习研究就不至于取抱残守阔的态度，虽然搞的是以往的文学，也可以发掘出一些新东西来。进一步说，咱们固然要知道以往，但是尤其要开创将来。中国文学以后的路子全靠咱们用自己的脚掌一步步地踏出来。怎么个踏法，须要大家来学习研究。如今大学里多的是文学研究社文艺座谈会，都是学生自动的组织，他们热切地盼望开路有路。开几个正式的课程，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正是中文系应尽的责任吗？—在嘲讽“新文学研究”的环境里，我这话当然又是个嘲讽的资料，一笑。
依一般的看法，中文系只读中文好了。读外文不过应个景儿，符合功令。把工夫多花在外文上，实在没有意思。但是另外有人说，你守定中文搞中国文学，希望不落在抱残守阔的陷坑里，几乎不大可能。必须与他国的文学相提并论，才可以放宽眼界，触发心机，不同于以往的人搞中国文学。要接触他国的文学固然可以看译本，但是文学不比说明文字，能看原文尤其好，这就得通晓外文了。然而咱们知道，十个中文系的教师，反对学生读外文的至少有七个，鼓励学生读外文的不一定有一个，看见学生手里捧一本外文读本或是翻译作品，就情不自禁，露出吃醋的眼光来。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
希望中文系搞好，先得整个教育改好，希望整个教育改好，还得靠其他广大的因素。这些且不谈。单就中文系本身而言，必待主持者把对象认清，把态度改正，不把知识向学生死灌，只是站在辅助的地位，引导学生往学习研究的路子走去，才有比较象个样儿的日子。可是如今尚非其时。您以为我的话太丧气了吗？
写信说不畅，哪天咱们会了面，再来细谈吧。
札记：
我没有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因为毕竟离中学教育教学的内容远了一些。而且从叶老表述的内容上看，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似乎和现在的中文系是两个极端了。不光是内容上，还是态度上。叶老说“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在这句话里其实前半句是对的即“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只要我们守住这前半句对的内容就行了，警惕或抛弃后面“又高贵又……”的情况，就当不了阿Q了。更何况现在的中文系教育，当“阿Q”的人少，当假洋鬼子的人却很多。
另外，中文系是搞研究工作的而不是教知识的。这样依赖其实师范的中文系尤其要加强“教学”这一应用方面的训练。因为一般中文系所针对的其实是有学术意识的读者，而师范生要注重的是传授技能的训练。相对与一般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师范生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一些，更全面一些。
关于叶老对传统经籍的态度其实也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经典来说，受其益而知其弊，所以总想着去弊。而后人见其有弊，马上敬而远之。这样一来，固然躲开了“弊”，然而也就没有“受其益”的机会了。于今之时，不固守前人，不轻信他人，征之以理，验之以行，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