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寂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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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相识的，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爸爸一生的命运。
　　1924年冬，爸爸到英国留学。他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经济系；其实爸爸很早就喜爱文学。中学时，他在教会学校里读到很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试着翻译，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学写新诗。他在留学前为妈妈写了首《白绒绒的马甲》，发表在《申报》上。
　　爸爸与徐志摩相识，很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他每次见到爸爸，总是问爸爸是不是姓“Hsu”，因为老人说三年前有一位几乎和他一样面孔的中国人曾经怀着翻译《拜伦全集》的愿望回老家了。爸爸很疑惑那个中国人是谁，一个留学生跟他提到了“徐志摩”。
　　1925年暑假，和爸爸同住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一批在法留学生。这帮朋友里，爸爸与谢寿康、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关系最密切。他们以年龄为序：谢寿康为大哥，徐悲鸿为二哥、蒋碧薇为二姐，张道藩为三哥，年纪最小的爸爸是四弟。爸爸后来写了篇《儒林新史》，绘声绘色地写下了这段生活，比如说张道藩“有政治家的天禀”，每次说完话，“听者莫不动容”，齐喊Br*o；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敲门找他，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竟说是使馆介绍来借钱的——那时爸爸经常接济别人，以至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谁有经济困难找大使馆，大使馆都会介绍他们来找爸爸帮忙，爸爸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送了他200法郎，不到三天，全拉丁区的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个故事，爸爸也调侃地称自己为“200法郎富翁”。
　　在巴黎，几乎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有人向爸爸提起徐志摩，说他俩长得很像。爸爸觉得似乎是天意一定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隔几天，他们竟在路上巧遇。徐志摩一见爸爸就亲热地拉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爸爸的故事，也在四处打听他。爸爸后来回忆：“说来奇怪，我和他虽然只交了一个多钟头的朋友，这一个钟头里又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可是他一走，我在巴黎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回到剑桥，心思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课本上。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未来方向，他把心里的种种思绪全拿来写成压韵的句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诗人。
　　因为家里30多间老宅子烧掉了一大半，爸爸没有完成学业便回国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的娘家就在邵家邻近，虽然徐志摩和张幼仪离了婚，但他和张家兄弟们仍是好朋友，回国后他们仍然见面。
　　那时徐志摩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他很热心地让爸爸妈妈见陆小曼。妈妈后来回忆，陆小曼那天穿了件粉红衣裳，身材不高，笑时微露虎牙，一口常州话，也夹着北京话。陆小曼那时请了一位姓翁的推拿医生，这位翁医生能说会道，会画画、还会唱京戏，初次见面，妈妈还以为他是说评弹的，后来见到翁医生常跟陆小曼一起抽鸦片。
　　爸爸比徐志摩小11岁，他将徐志摩尊为老师，视作兄长。徐志摩参加的活动，他也经常跟随。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的私人邀请下第二次访华。泰戈尔住在上海徐志摩的家里，爸爸妈妈去徐府拜会，陆小曼告诉妈妈：徐志摩特地把一间房间空出来，不放家具，墙上挂了毯子、地上铺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布置得很有印度风格。结果老人却愿意住在中国式卧房里，她和徐志摩只好自己去睡那间为客人特地布置的印度式卧室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3）
1931年11月，爸爸得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时，痛哭不已，后来写了一首长诗《天上掉下一颗星》悼念他。徐志摩灵柩运回上海后，爸爸前去吊唁，回家流着泪告诉妈妈：“听说志摩的指甲里都是泥，可见他从飞机坠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他尚有一息，还用手挣扎？？”
　　爸爸在解放后还一直和陆小曼有联系。有一次陆小曼要来访，爸爸想好好招待她，但又手头拮据，最后便将吴昌硕的一枚图章转让他人，才有钱请陆小曼吃了顿饭，这枚老祖宗传给他的珍爱之物，仅换了10块钱。
　　爸爸在20年代末创作了大量的诗，出版了几个诗集，这些诗后来也得到了诸如“唯美派”、“香艳派”、“颓废派”等各自不一的评价。我并不懂诗，但我相信爸爸是用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来写的。但徐志摩去世对他影响很大，加之时局变化，他渐渐由写新诗转为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其实爸爸不仅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在新文学发展方面、抗战宣传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后，他又开始写起时评。
　　出版之梦
　　1926年，爸爸把他在旅欧期间和刚回上海时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天堂与五月》，在光华书局出版，但这本诗集的出版颇为周折。于是，爸爸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开个书店自己经营。
　　1928年，书店在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今南京西路）开张，取名“金屋”。金屋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爸爸在“金屋”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他的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爸爸写诗歌兴致最浓的时期，自己有了书店，出版不用求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送来一叠署名为沈端先的青年翻译的日文书稿，说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请爸爸帮忙出版接济一下。爸爸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500元给他，那时沈端先在文坛还是个新人，他后来便是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夏衍，爸爸出版了他翻译的《北美印象记》。
　　1927年，徐志摩和好朋友们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第三年书店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有一天，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找爸爸，想让爸爸入股。爸爸马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到新月。徐志摩在“新月社”的那些朋友，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等后来都成了爸爸的朋友。那时新月书店还出版《诗刊》、《新月》月刊，在30年代的文坛，也风行一时。爸爸接下“新月”，与其为经营，不如说是对文学的热爱，为此，他不惜大把大把地往里面贴钱。
　　那时爸爸认识的一群画家朋友想办《时代画报》，和上海最著名的《良友画报》一比高下。但只出版了一期就没资金，他们找到爸爸要求接办，爸爸高兴地同意了。《时代画报》那时人才济济，有张氏三兄弟，叶浅予，丁悚、丁聪父子——丁悚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的，当年“大前门香烟”等广告就是他画的，和爸爸很熟；我后来在北京遇到丁聪，他告诉我，为“时代”作画时他才十六七岁。“小丁”就是爸爸的那帮朋友为区别他和他父亲时起的。叶浅予在“时代”创作了那套深入人心的漫画《王先生》，而那个长脸、高鼻、尖下巴的“王先生”的原型，就是爸爸的生父邵恒。黄苗子后来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　想看书来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4）
在办《时代画报》时，爸爸看中了那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设备。他用变卖一片土地所得的5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了那套设备——也是当年我国唯一的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办，爸爸很以这套设备自豪。他成立的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出版了9种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解放初期，时代印刷厂被政府收购，开办北京新华印刷厂。丁聪后来告诉我，当时还是他代表政府和“时代”谈判的。
　　卞之琳形容爸爸办出版是“赔完巨万家产”，这一点也不夸张。前后几十年，爸爸的万贯家财基本上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妈妈对爸爸的事从来都是支持的。早期是抵押房产、地产，到了后期，靠妈妈典当首饰的方式筹钱，典当的价钱很低，妈妈总以为能将它们赎回来，但那些陪嫁的首饰再也没回到她身边。
　　被遮蔽的邵洵美
　　曾有人称爸爸是文坛“孟尝君”，这样形容他也确实比较贴切。
　　爸爸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他并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但无论哪一方找到他，他都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当年“左联”的胡也频被捕后，与其同居的丁玲四处打听也无消息。沈从文找爸爸想办法。爸爸找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刘健群，要求保释胡也频，被刘拒绝，爸爸和他争执起来，刘健群知道爸爸和已做了国民高官的张道藩的交情，只好道出真相——原来胡也频早被枪杀。爸爸不相信，坚持要看照片，刘健群只好答应。爸爸后来把照片给沈从文看，由此，左联五战士被秘密枪杀的事情公之于众。后来，爸爸还送给丁玲1000块钱，让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
　　1933年2月，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上海。邀请方是上海笔会，但上海笔会没有什么经费，花销多由当时任会计的爸爸个人掏腰包。17日，萧伯纳在宋庆龄家午宴，因萧伯纳只吃素食，爸爸请了顿功德林素餐，席上除宋庆龄之外，还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但当时的报纸，既没爸爸照片，也只字未提此事。爸爸后来被捕，在狱中遇到“胡风分子”贾植芳，特地委托他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澄清此事：他当时花了46块钱请的客，而那时据说一席鱼翅宴不过12个银元＇1＇。
　　1935年，爸爸认识了项美丽。项美丽原是美国《纽约客》的记者，我们都叫她蜜姬。她和爸爸并不仅仅是lover的关系，在抗战期间，他们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　ment（《直言评论》）。《自由谭》创刊封面画是一个悲愤的农夫手托被日机炸死的孩子。那时毛泽东刚刚写完著名的《论持久战》，*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奉命立即翻译此文。杨刚经人介绍，住进了项美丽的家。
　　1995年，我在美国拜访了项美丽，她说，因为编辑《直言评论》，那时爸爸经常去她家，杨刚翻译中不时和爸爸字斟句酌，项美丽也过目，提一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爸爸也经常帮她润色。这篇《论持久战》由爸爸出版了单行本，他还亲自翻译了毛泽东写的序言。这个单行本印了500本，其中一部分发给在上海的外籍人士。那时，爸爸驾着项美丽的汽车，在霞飞路一带洋人寓所和虹桥路别墅门口停下，偷偷塞到信箱后立即开走。后来听说日伪特务要对爸爸动手，爸爸还特地买了支小手枪防身，我小时候还见到过那支小手枪。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五叔做了汉奸，爸爸深恶痛极，隐居在家，拒绝与他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爸爸回到上海，受聘办《自由西报》，爸爸请来许国璋等四名年轻的才子主持编辑工作，后来又请钱钟书来指导。那段时间，钱钟书几乎每天来到家里找爸爸商谈，他写的《围城》当时就很热销。《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美”的发音很像，许多读者以为钱钟书是在影射爸爸，其实不然。
　　我是在弟弟的课本上看到鲁迅对爸爸的评语。后来我翻《鲁迅全集》，数篇文章都有对爸爸的讽刺之语。我不解鲁迅为什么对爸爸误会这么深。爸爸第一次见鲁迅，还是宴请萧伯纳那一次，那天正下雨，天很冷，爸爸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在等车，脸都冻得发青，爸爸就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后来爸爸说：“我跟鲁迅先生并没有个人恩怨。”一篇文章中说，爸爸与鲁迅交恶的原因在于“祸从口出”——说是在萧伯纳造访上海那次，徐志摩好奇问爸爸：“谁是鲁迅？”爸爸脱口而出：“那个蓄着胡子、满脸烟容的老头子。”鲁迅恰在附近听得清清楚楚，从此结成死结？？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徐志摩早在1931年便去世，怎么可能出现在1933年萧伯纳的招待会上？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鲁迅看不上“小资”的新月派吧。
　　1958年，爸爸以“特嫌”的罪名被捕，1962年4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跟哥哥挤在一间陋室里，生活无着。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1968年5月，爸爸去世，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房租600多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块钱。因为没有路费。在南京的妈妈和我，以及小弟都没有回上海奔丧。
　　虽然爸爸的肉体已成灰烬，但他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会磨灭。
　　（2006年3月20日）
　　　。。

人生长恨水长东（1）
——我的父亲张恨水
　　∷∷口述　　张　伍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予列入。
　　然而拂去历史尘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个名字。他的作品在当年的畅销程度不可想象，他的小说被改编成戏曲和曲艺作品的也最多，从京剧、沪剧、河北梆子、黄梅戏，一直到评弹、京韵大鼓。到了《啼笑因缘》时，甚至连木偶戏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张家又要增添一个小生命。因为上面都是男孩，张恨水特别希望这个小生命是个女儿，见又是个男孩，又正值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他说，也好，让他以后入伍打仗吧——这便是“张伍”名字的由来。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虽已是七旬老人，但一开口，那字正腔圆、底气十足的“架势”便立即显露出当年功底。张伍说，从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张恨水的“诞生”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曾祖父大喜，认为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贵，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祖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就让父亲等一段时间，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榻前问他：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