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寂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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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台，并将*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3）
马尼拉的艰苦岁月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4）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由于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10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2006年12月11日）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1）
∷∷口述　　邵绡红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邵洵美，作为曾经活跃在文坛的唯美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不知何时他已悄悄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带着那本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而出的《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绡红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静静地回忆起父亲的故事。
　　末代豪门
　　很多年轻人知道爸爸的名字，还是因为鲁迅那篇被收录进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拿来主义》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注释里说：“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所谓“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代实业家，他一生创下了11个第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等。
　　但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首先，爸爸的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即邵洵美的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邵友濂当年协助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罗斯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他留下了三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伊犁条约的经过，其中一本在“*”中被我烧掉了，所幸在史书上还有完整的记录。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原派邵友濂与他人赴日议和，因日方非要李鸿章来，最后才有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
　　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盛宣怀和邵友濂在上海不仅是姻亲，还是近邻。邵家花园在静安寺124号（今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附近）；盛家的府第更大，大抵从现今的西康路、武定路到胶州路、新闸路一带。静安寺有了这两个大户人家之后，上海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也相继在此建宅，慢慢形成了一个“贵族区”。
　　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他娶了大舅舅家的女儿。他们是去苏州参加盛宣怀的下葬仪式时第一次遇到的。爸爸热恋小名为“茶宝”的妈妈，他本名叫邵云龙，有一次他翻《诗经》，读到其中一句子，上面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他立即将名字改为“洵美”。
　　1927年1月15日，爸爸妈妈在卡尔登饭店结婚。当时正值盛府分家不久，妈妈的大哥作为长子长孙，分得双份遗产、约2000万两银子，他只给妈妈1万两银子作为嫁妆。其实盛家和邵家住得非常近，只隔着几个门，但为了展示盛家的隆重嫁妆，婚礼前一天，吹吹打打的乐队走在前面，系着红绸的几十副挑子担着嫁妆的队伍跟在后，特地绕过几条马路转了一圈，再回斜桥邵公馆来。
　　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做证婚人，老人当时须发已白，是被搀扶着进来的。这桩豪门婚礼当年轰动了上海滩。不久，《上海画报》封面还登了爸爸妈妈的结婚照，上面写“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盛佩玉新婚俪影”——“盛四公子”指的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是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宋子文当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给盛恩颐做英文秘书。宋子文不但介绍自己的大姐宋蔼龄给盛家未出阁的三位小姐做英文老师，还爱上了盛七小姐盛爱颐，但因为那时盛家看不上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宋子文而作罢。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2）
诗的召唤
　　20年代，爸爸写了很多诗，被许多人视为“唯美派”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当中，离不开徐志摩的影响。爸爸与徐志摩是在欧洲相识的，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爸爸一生的命运。
　　1924年冬，爸爸到英国留学。他先在剑桥大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