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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梦想:易中天文集 第一卷·高高的树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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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索坨无理非法的异常之举，为什么不但没有引起公愤，反而受到了普遍的崇敬呢？这是因为，在科学和逻辑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即道德和情感的原则。人不同于机器，没有谁为其事先设定程序。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往往表现在其非程序性的行为中。惟其如此，他能选择。因为选择就是非程序性和超程序性的。如果程序既定，无从更改，那就不必费心选择了。
这就告诉我们，当选择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对立双方的合理性和功利性一定是“二律背反”的。我们的选择，只能超越逻辑和功利，也只能以道德和情感为原则。
索坨正是以此为原则进行最后抉择的。不是背叛豺群，也不是逼死豺娘，而是代替豺娘去英勇赴难。这个决定，也许不尽合理（科学、逻辑），却维护了正义，维护了群体，维护了道德，维护了良心，维护了亲情，我们也就不能不为之赞叹！这一选择的直接结果是：索坨的母亲——豺娘霞吐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石洞口前，心甘情愿地去充当必死无疑的炮灰（苦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儿子也为群体换取生存。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豺娘辉煌得“就像是太阳的一块碎片，就像是天宇吐出的一团霞光”。
道德和情感终于战胜了利害，战死的霞吐和未死的索坨都获得了永生。因为他们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证明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明明无论怎样都只有悲剧结局时，人们仍不肯放弃选择的权利，还要在最后关头再选择一次。难道不正是为了通过这最后的选择，来证明自己无愧于生命，无愧于人生吗？
而这，正是《暮色》给我们的证明。
我还要说，这也是人的证明。
注：本文原载1992年第3期《芳草》，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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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思就是外婆的味道
离开长沙那年，我六岁。
六岁的孩子记事不多，就连我家是住在韭菜园还是贺家塘，也记不住。只记得舅舅家住马益顺巷，因为成年以后还去过。外婆家住的地方，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屋里玩，每周一次。妈妈是外公的长女，我是外公的长外孙。外公早逝，我没见过，只见过外婆。外婆是妈妈的继母，对我倒是不见“外”，当亲外孙疼，好像比对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还疼些。长辈们说那是因为我长得乖巧。这也未必。反正外婆喜欢我，每次都要为我做一道菜——辣椒豆豉蒸腊鱼。这菜百吃不厌，因此老惦记着去看外婆。
临走那天，到外婆家告辞，照例吃了辣椒豆豉蒸腊鱼。吃完饭，表弟送我上火车，一路走一路哭。表弟叫周奋生，小我一两岁，是兄弟也是伙伴。伙伴走了，没人跟他玩，自然要哭。我去武汉，没有辣椒豆豉蒸腊鱼吃了，也哭。后来回长沙，点过这道菜，仍然好吃，但没有外婆的味道，表弟亦不得其祖母真传。表弟现在也做外公了，不亦乐乎。他让小家伙叫我“diadia”，小家伙不叫，说是“不像”。其实我看表弟，又何尝像外公？
除了到外婆家吃鱼，上街吃粉也很开心。那时不像现在，上街吃饭稀松平常。当时要说下馆子，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尽管不过只是吃一碗米粉。何况长沙的米粉是何其好吃啊！汤好、粉好、浇头好，品种又多。不过我的偏见，是吃面可以随意，吃粉就一定要牛肉的。滚烫地端上来，稀溜稀溜吃下去，真是大快朵颐，身心俱泰。所以现在我回长沙，早餐仍不肯在酒店吃，要到街上路边吃粉，就像我回武汉一定要在路边店吃热干面一样。
武汉的热干面和长沙的牛肉粉，都是我的最爱。武汉也有牛肉粉，也极好吃。但如有可能，还是面吃武汉的，粉吃长沙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有许多湖南米粉店，现在似乎少见了。武汉也有牛肉做得极好的，比如汪胖子牛肉馆，哈胖子牛肉馆，现在也不见了。不过我在北京已经发现了正宗的长沙米粉，这可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可见乡思无处不在，乡愁也有法可解，虽然未必都有外婆的味道。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园茶”。此茶的做法，好像是用瓦罐煮茶，倒进碗里后再加芝麻、黄豆、盐。吃的时候，要将芝麻、黄豆和茶叶一起吃下。这种吃茶的方式，不知是不是长沙的，但肯定是湖南的。小时候我在长沙吃过，因此记得。
第一次吃家园茶是在哪里，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伯父家，也可能是在姑爹家。姑爹和伯父都是有学问的人。姑爹在湖南大学，伯父在长沙一中。伯父易仁黄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夏鼐、吴晗，翦伯赞先生同学。他老人家熟读二十四史，但述而不作。一肚子学问，便只能讲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伢子听，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长大以后，与伯父见过多次，每次都能听他老人家讲史，但每次都只是听听而已。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初如果好好听，用心听，到《百家讲坛》岂不是能讲得更好？可惜再也听不到了。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轻而易举得到时，往往是不珍惜的。等到发现这些宝贵的东西已经一去不返，这才追悔莫及。人的不可救药，大约如此。
也许，正是为了记住，我们才有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这本《长沙百咏》当中的诗词。有这么一本诗集，或许多少可以弥补我们的许多遗憾。诗集编好后，编者嘱我作序，我实在是不敢当。又恐却之不恭，是故犹豫再三，勉为其难。卑之无甚高论，只能说点个人感受。但愿这“佛头着粪”，不至于坏了诸位的雅兴。
春来不是读书天
——兼论读书的理由
快开春了。
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便要读书，也只该读“情书”。
但，春天里读不得书，其他时候就读得么？也读不得的。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本好过年。没什么读书的季节。
读书也未必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云云，不过是一帮穷酸秀才编出来自欺欺人的鬼话。穷酸秀才们总是要编出诸如此类的鬼话来哄骗自己的，否则他们的书便读不下去。当然极个别读书读发达了的也有，但这并不能证明读书有用。因为他们一旦升了官发了财，先前读过的书便都束之高阁了。可见还是没有用。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或者说，读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是为什么。在我自己，则是因为害怕。
一个人的童年，大约难免是要伴随着恐惧的。如果他还曾经有过在黑暗中独处的经历，这种体验就会更加刻骨铭心。记得小时候，最不喜欢或者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到了晚上妈妈还不回家。所以，一到太阳下山，我就会站在路灯下等妈妈。那时正好在搞“三反五反”，我妈妈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也不能按时下班的，因此我常常在路灯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时负责看管我的三姨还是个中学生。她这个大姑娘拿我这个小男孩毫无办法，怎么哄也哄不回去，直到她后来学会了讲故事。
讲故事，大概是人类克服恐惧最古老的办法了。
恐惧是人类一种不可磨灭的远古记忆。正如婴儿落地的第一反应是放声大哭，人对世界的第一体验也是恐惧。对于初萌的人类来说，世界是美好的，更是恐怖的。它固然有温暖的阳光，和顺的风雨，可口的野味，却也有狼虫虎豹、凶禽猛兽、水怪林妖。尤其是一到晚上，它就变得狰狞恐怖、阴森残忍、鬼哭狼嚎。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人类只能躲进洞穴，相互偎依在火堆旁苦熬，不知那漫漫长夜何时才是尽头。
长夜这个概念就是那时形成的吧？如果那夜晚很美好，人们只会嫌“春宵苦短”，不会说“长夜难明”。夜长梦多啊！
这时，年长的人大约就会讲故事了。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最早讲故事的那人是谁，但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得知，那些被黑暗和恐惧包围的洞穴人将会平静下来，最后安详地睡着，就像婴儿在妈妈的歌声中睡熟一样。正如“诗是我们悲哀时的催眠曲”（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故事也是我们恐惧时的镇静剂。谁都知道，人们讲故事最多的时候是晚上，而晚上的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又是鬼故事（恐怖故事）。黑暗中听一个人讲鬼故事，那种体验是惊心动魄却又极具快感的。几乎没有人能抵御那挡不住的诱惑（太小的小孩子除外）。事实上，只有故事中虚拟的恐怖才能战胜生活中现实的恐惧。这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的一场“以毒攻毒”的自卫反击战。向着荒蛮的外部世界，也向着脆弱的内心世界。
故事一讲开头，就止不住了。于是又有了别的故事：神奇的故事，美丽的故事，悲壮的故事，感伤的故事。当然，仍然还有恐怖的故事。
后来，又有了书。有了讲故事的书，也有了不讲故事的书。
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书等同于故事，但据我个人的经验，读书的爱好却多半开始于听故事。一个人，如果从小就特别爱听故事，那么他长大以后也多半会爱读书。我之所以要说“特别”，是因为几乎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小孩，但特别爱和一般的喜欢还是有区别的。特别爱听故事的孩子不会满足于只听大人讲（大人能讲的故事毕竟有限，何况讲故事的要求也未必总能得到满足），他还会想办法自己找故事来听。最会讲故事的是谁呢？是书。于是，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成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他不但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那他就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书的人。
我现在好歹可以算是一个读书人甚至写书人了。但我仍然爱听故事，尤其是爱听鬼故事。我最爱看的书是侦探小说，而看过以后终身难忘的，则是两个英国作家讲的两个恐怖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隐身人》。记得那是上中学时，一天夜里读完《隐身人》，竟不敢走出房门去上厕所，因为我不知道那隐身人是否就站在门口。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不见的东西。书的好处，就是能把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从此，每当黑暗包围恐惧袭来，我便读书。而且，正是因为读书，我还变得喜欢一个人独处，哪怕窗外北风呼啸，一团漆黑。我不再是路灯下等着妈妈回家的小男孩，也不在乎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在一起。当然，我也不一定要读故事书。
不过，这似乎不该是春天里讲的话。
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夜里即便闹鬼，那施施然前来造访的，也多半是帅呆酷毙的男鬼或美艳绝伦的女鬼，怕什么呢！
。 想看书来
心存敬畏
现在，读书已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了。
所谓随意，就是说，读不读，读什么，怎么读，都随各人愿意。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学文件、查资料、做学问、应付考试等等。在我看来，那叫学习，不叫读书。
读书在古人那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至少曾经神圣过。特别虔诚的，或者读特别重要的书，还要斋戒沐浴，焚香净手，把几案擦干净了，铺上毡子毯子，才敢开卷。最起码，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拜读”。拜读这词现在也用，但谁都知道那是当不得真的客气话。没有谁会对那书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随便翻翻，甚至压根儿没读过。
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床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锺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总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成了大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斗批改”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黄腔，总得要有一条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无知”，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惟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因于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什么敬畏？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与未知领域相比，我们整个人类其实都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备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人人皆可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便当不成尧舜，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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