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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笔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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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四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它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详和。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偶尔，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纔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纔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佰。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纔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沈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橕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纔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嘲笑。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十万进士
一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纔的缺乏，而缺乏人纔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１９０１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１９０３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纔，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纔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纔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纔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１９０５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纔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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