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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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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同行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仁宗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哈哈大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欧阳公,请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欧阳修的文章享誉天下,但他十分谦虚,但凡遇到自己不懂的地方,仍然十分客气地向人请教。刘攽只是一个小文人,学问远远不如他,但欧阳修认为刘攽对典制掌故之类很有造诣,就写信请教“入阁起于何年”。据说刘攽接到他的信时,正在与客人喝酒,就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信,没好气地说:“我正忙着呢,明天回信!”
送信人告辞离开。但刘攽转而一想:这么好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怎好错过!马上将送信人追回,当场回了信,还对着满场宾客,得意洋洋地说:“你们看看,欧九不过尔尔!文章虽然写得好,可惜不甚读书耳!”
这话传到苏轼耳朵里,他大笑起来,道:“天哪,连欧阳公都要被讥讽不读书,刘老道,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呀?”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
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例三: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
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
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例四: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
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
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例五:
“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
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
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这几首《采桑子》,大都即事即目,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不假雕琢,却处处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真切动人。笔调疏淡轻快,写残春之景,却无伤春之感,呈现新清雅丽、幽美静谧的世界。
安闲自适的晚年生活,足令人艳羡,但白发苍苍的欧阳修又闲不住了,开始自修《新五代史》。他竭力考据钻研,对文字反复推敲,不惮一再修改,往往是“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欧阳夫人心疼他,就苦口婆心地劝道:“老公,你这是何苦来着!你已经名满天下了,难道还怕当年的先生来责骂不成?”
欧阳修揉了揉眼睛,呵呵一笑,道:“嘿嘿,不怕先生骂,可怕后生笑!”
小传: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主持编修《新唐书》,又自撰《新五代史》,有《归田录》、《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传世。
司马光: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而司马光的词,则很少被人提到。《宋词300首》和《宋词精选》等大众普及本,都看不到司马光的踪影。但是,这并不表示他的词写得不好,怪只怪两宋是词的黄金朝代,写得一手好词的牛人着实太多。
先看看司马光的这首《阮郎归》吧: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
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
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阮郎归》又名《宴桃源》、《醉桃源》等,典出西汉刘晨、阮肇的遇仙故事,因此,此调常用来写冶游、艳遇、桃源仙境等。司马光的这首《阮郎归》,大意是一青年男子,无意间驾舟闯入春日仙境,遇见美貌仙女,一番浪漫,兴尽而返,恍如一梦。全词婉丽淡雅,“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流露出淡淡的惋惜、惆怅、追忆之情,虽然还是延续“花间词”的伤感风韵,但却没有过于颓废沉湎。
这首吟叹艳遇的《阮郎归》词,竟是道德君子司马光所写?相信许多人都不敢相信、大吃一惊的。
司马光名字的来历比较有趣,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取名为“光”。对此,吾友“新开铺掌柜”常常引以为憾,说:要是司马光出生在南山就好了,他定会取名为“南”,……那么,名垂青史的一定是“司马南”,而不是“司马光”!
少年的司马光,就是个冷静机智的厉害角色,“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宋史 司马光》记载了他砸缸救友的先进事迹:“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一时间,司马光名动京华。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少年得志、功名早成。
但司马光做人低调,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只是谦虚地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不喜歌舞,却依旧会欣赏美女,也会偶尔为舞女怦然心动。可从《西江月》中窥见一二: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两语,直抒胸臆,浅俗直白,接近柳永。但司马光的写相思之艳词,不柳永的俚俗是完全不同的,此词清新自然、朴素典雅,“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之语,勾勒出淡雅绝俗的美人身姿,犹如素面朝天的大家闺秀,不施粉黛,不着红裙绿袄,依然“天生丽姿难自弃”!
司马光尽管偶尔会为歌女心动,但私生活极为严谨,绝无绯闻艳事。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
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
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回答完毕!”
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
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
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
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司马光自己不纳妾,不留恋声色,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同僚但凡私幸营妓,都得搞“地下工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次,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就前去“捉奸”。同僚吓得六神无主,叮嘱歌妓越墙逃走。歌妓胆小,不肯跳墙,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同僚见了司马光,终是害怕,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司马光摇头叹气,做了一首诗来调侃同僚:
“年去年来来去忙,蹔偷闲卧老僧床。
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司马光对朋友也是有情有义。他担任并州通判时,亲见西夏人入侵,扰乱治安,便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何不修筑城堡阻止西夏?”庞籍听从了,派郭恩前去办理。可惜郭恩行事不密,在带领部队过河时,被西夏人伺机消灭,庞籍也因此被罢官。司马光极为过意不去,多次上书自责,并在庞籍死后,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长大。
司马光是真正的诚实人。他曾让人仆人卖马,叮嘱仆人说:“这马夏月有肺病,一定要对买者说明。”他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
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如此司马光,一生为官居家,人品皆无可挑剔,即使政治对手王安石也心悦诚服。《三朝名臣言行录》对他溢美之词,毫不吝啬,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
他在当时民间的威望更高。世人在谈到司马光时,都说“君实乃真正的脚踏实地人也。”崇宁初年,蔡京、蔡卞专权,借口复辟“王安石变法”,将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士都列入“元祐奸党籍”,司马光名列榜首,宋徽宗亲自上书,召集工匠在全国各地刻石立碑。在长安,参与刻石的工匠常安民说:“我是愚蠢无知的小民,不懂得朝廷立碑的重大意义。但名单上的那些人,如司马相公之类,天下老百姓都说是忠良正直之人,而你们今天竟说是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字!”
官吏大怒,喝斥他必须刻石,否则就是对抗圣上,死罪难逃!
常安民哭了,请求说:“既如此,我就刻吧!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碑上,以免后人以为我是罪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旋涡中,司马光也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友谊和交恶、王安石变法的是是非非,自然是一言难尽。
司马光为何成了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拗相公”?这可能与他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弊端有关,也与他保守耿介的性格有关。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他的性格为人。
嘉祐七年,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闪亮登场、激情表演时,众人大乐,惟独司马光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司马光愤然不已,立即挥笔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旁侍,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但是,这篇强烈呼吁严禁女子相扑的奏章,一旦送到仁宗皇帝那里,就象他那些反对变法的奏章到了神宗那里一样,仅仅“扑通”一声,就“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令司马光非常伤心、失望。我想,赵祯大概瞥了一眼他的奏章,随即扔进垃圾箱,还坏笑了几声:“哼,禁你个鸟!朕要的就是这美女裸扑的效果,懒得理你!”
虽然司马光连连上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王安石变法还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司马光不得已沉默下来,主动申请离开京城, 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退居洛阳,一呆就是十年余。
这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他自幼成名,胸有大志,但宦海浮沉,而今已年过五旬,自觉一事无成,未免伤感叹息。《锦堂春》中,借抒发春光流逝之叹,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离愁,言词闲雅,哀伤含蓄,大概就作于此期:
红日迟迟,虚郎转影,槐阴迤逦西斜。
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
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
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
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者。司马光呕心励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中 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赞为“除《史记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可媲美的史著”。他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果能如此,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
然而,我想说的是,司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孔老夫子欲以《论语》重建道德纲纪、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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