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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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几天后，赵佶再度光临，听到师师演唱这首词，顿时打翻醋坛，追问是何人所作。师师不敢隐瞒，只得道：“周邦彦词。”赵佶甩一下衣袖，大怒而去，立刻召见宰相蔡京，责问道：“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听说不交课税，京尹为何不予处理？”蔡京一时不明所以，媚笑道：“陛下，且容臣退朝，马上召来京尹，问个究竟。”京尹到了，满腹狐疑，道：“整个开封城中，就惟独周邦彦的课额交得最多。这事，莫非搞错了吧？”蔡京板起脸，大骂道：“混帐东西！上意如此，只得迁就交差，还罗嗦什么！”京尹不敢再多言，回去胡乱寻个罪名，将周邦彦开除，不日押出国门。
　　赵佶为拔去了眼中钉而窃喜。过了一两日，赵佶又驾临师师家，却被告知：师师为周邦彦送行去了。赵佶醋意又作，闷声静坐一整天，直等到初更时分，才见师师姗姗来迟，且“愁眉泪睫，憔悴可掬”。赵佶大怒，狠狠一跺脚，道：“你去哪里了！”
　　师师跪下，掩面而泣，道：“臣妾万死！臣妾得知周邦彦犯了罪，押出国门，特去致酒送别。实不知皇上今日要来，有失远迎。”
　　赵佶冷笑道：“不知今日，他又作得甚词！”
　　师师泣然奏曰：“有一首《兰陵王》词，即今柳阴直者是也。”
　　赵佶哼了一声，道：“唱一遍看！”
　　师师道：“容臣妾奉一杯酒，歌此词为皇上祝寿！”于是，抹去泪痕，轻舒云板，慢展歌喉，娓娓唱来：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
　　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
　　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首词章法回环曲折，题为咏柳，写的却是离别情怀，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体，“绮丽中带悲壮”，再经师师美喉演唱，赵佶顿觉抑扬悦耳、酣畅淋漓。
　　道君皇帝到底也是精通音律的大艺术家，转怒为喜，有找到知己之感：“这周邦彦，也是一难得的大才子啊！”立即赦免周邦彦，“复召为大晟乐正”。两位情敌化干戈为玉帛，一起交流音乐艺术，“同嫖一妓”，称得上是“君臣同乐、一体均沾”了！
　　这段“三角恋”故事，首载于宋朝张端义的《贵耳集》，有声有色的，十分生动。后人在小说戏曲之中，更加添油加醋，把宋江也扯了进来，说宋江当年想招安，走的就是李师师这扇“后门”，并在酒后写了那首著名的《念奴娇　天南地北》。故事越传越玄乎，南宋无名氏还写了《李师师外传》，李师师成了联系宋徽宗、周邦彦、宋江的桥梁人物，妓院呈现丰富多彩的皇家、文人、江湖侠客文化，上演一副副风趣幽默的闹剧。
　　我也正为这个“三角恋”故事拍手喝彩时，却遭来王国维老先生的一声棒喝：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周邦彦是冤枉的！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考订甚详，指出：首先，周邦彦在徽宗继位时，已近六十岁，难以置信他竟会和二十出头的道君皇帝去争风吃醋；其次，宋徽宗朝，并无“大晟乐正”和“大晟乐府待制”之职；最后，周邦彦在“大晟府”只干了两年不到，就因不肯拍赵佶马屁，“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岁，赠宣奉大夫”。
　　然而，要说“周邦彦是绝对冤枉”，恐亦不尽然！“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透过这个“三角恋”故事，我们起码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宋人眼里，周邦彦绝不是一感情专一、坐怀不乱的君子。《宋史》说他“疏隽少俭，不为州里推重”，“少俭”就是时常流连秦楼楚馆，与形形色色的妓女频繁交往，《东都事略》也说他“性落魄不羁”，可见其为人。
　　《碧鸡漫志》记载，周邦彦年轻时，曾与苏州的营妓岳楚云相恋。数年后，周邦彦得到京城高职，特地来苏州寻找楚云，却听说她已经从良嫁人，不禁十分惆怅。几天后，他在苏州太守举办的筵席上，意外地见到了楚云的妹妹，感伤之下，作《点绛唇》寄给楚云：
　　“辽鹤西归，故乡多少伤心事。
　　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
　　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
　　《挥麈余话》载，周邦彦在溧水任职时，又传出一桩风流韵事。周邦彦在同僚的筵席上，见某主簿有个聪慧美丽的姬妾，竟动了心，时时与她把酒言欢，相处甚洽。周邦彦赋了一首《风流子》词，寄托相思之意：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
　　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
　　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
　　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
　　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
　　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
　　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此词上阙写景，下阙抒情，运用“西厢”、“偷香”等典故，末尾喊出“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的心声，活生生的一首密约求欢的艳词。后人对周邦彦的言行和此词都颇有微词，说：“此词虽极情致缠绵，然律以名教，恐亦有伤风雅已！”
　　《浩然斋雅谈》卷载，赵佶本来非常欣赏周邦彦的才华，见大臣们纷纷上报“祥瑞沓至”，以为是太平盛世之征兆，希望周邦彦能做几首词，“将使播之乐府”。不料，周邦彦却犯了书生意气，强硬拒绝：“某老矣，颇悔少年时期的轻佻之作。”赵佶自然不满。此时，一个与周邦彦素不相和的同事，打听得他并没有“颇悔少作”，还在某王爷筵席上为歌妓赠词，忙给蔡京打了小报告；蔡京又上奏赵佶。赵佶一光火，立刻把周邦彦贬出京城。
　　王国维老先生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对周邦彦不肯作祥瑞之词拍赵佶马屁的行为，高度称赞他的气节。而我一向热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固然也敬仰他的高尚举止，却不免怀疑他的动机：“周邦彦这样做，莫不是因为李师师之事在吃醋罢？”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周邦彦评价不高，说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弇州山人词评》也说：“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这确乎是周词的写照。周词明显缺少柳词、欧词、苏词、辛词那样的真实自然，令人怦然感慨。而且，由于周邦彦过分地追求格律和格式，刻意雕琢文字与韵律，某些周词就如一个小心翼翼营造出来的微型象雕，美虽美矣，谐则谐矣，可惜不见真情，不见境界。
　　然而，早年对周邦彦评价不高的王国维，历经沧桑，到了晚年，竟对周词无比推崇，把周邦彦与杜甫相提并论，曰：“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而《词洁》也说：“美成词乍近之觉疏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之久，则舌本生津。”
　　周邦彦的词，需要我们耐下心来，细细咀嚼，反复回味，才能体会出其精妙之所在。
　　小传：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浙江钱塘人。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宋徽宗赵佶：玉京曾忆昔繁华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十二，　24岁的哲宗皇帝突然死亡。身为母亲的向太后哭得很伤心，因哲宗无后，只得从神宗诸子中选择继承人。她找来宰相章淳和曾布，提出想立神宗十一子端王赵佶为帝。因为她觉得，赵佶聪明多才，又性情温顺，会是一个好皇帝。
　　宰相章淳一听，悍然反对，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向太后吓了一跳，顿时更加六神无主、伤痛欲绝，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章淳住口，你的这番议论，令人惊骇，何等居心！”副宰相曾布何等机灵，马上呵斥章淳，再向太后俯首，低眉示好：“我们做臣子的，一切都听太后处分！”
　　就这样，端王赵佶成为了宋徽宗。赵佶即位后，自然也没有“忘记”“照会”章淳和曾布：曾布被任命为宰相，而章淳则被寻了个不是，贬得远远的。
　　章淳当年紧跟王安石变法，一向飞扬跋扈，宋人对他毫无好感，后人甚至将他列进了“奸臣传”。然而，“奸臣”章惇对赵佶的评价，却非常不幸地言中了！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赵佶即位后的表现，又怎一个“轻佻”了得！
　　亡国之后，赵佶在金国的囚禁期间，作了一首《临江仙》，怀念昔日富贵奢华的生活，也表达自己的哀愁困顿：
　　“过水穿山前去也，
　　吟诗约句千馀。
　　淮波寒重雨疏疏。
　　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
　　夜深宿在僧居。
　　梦魂惊起转嗟吁。
　　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从万乘至尊到阶下囚，赵佶的凄苦可想而知，“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字字啼血，片片啼痕，往事只堪哀。
　　赵佶也曾对亡国的原因进行反复思考，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自己根本没什么责任。
　　瞧，赵佶这个人，就是这般“黑色幽默”！
　　赵佶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其实一点也不昏庸，倒是极端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尤其酷爱书画，人称“书画皇帝”，至今有价值连城的书画流传于世。他创造的“瘦金体”独步天下，今日的“仿宋字”就是仿他的字体。他曾在宫里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画院，亲自给学员们上课和批改“作业”，《清明上河图》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并在图上亲笔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在中国书法史和美术史上，赵佶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可惜，赵佶聪明绝顶，甚么都会，就是不会做皇帝。
　　身为皇帝的赵佶，做了许多荒唐、荒谬之事而不自知。
　　比如他崇奉道教，干了不少蠢事。当年哲宗皇帝无子，曾向道人询问子嗣，道人徐神翁只书“吉人”两字。赵佶为帝后，认为“吉人”两字刚好射中自己的“佶”字，于是对道教情有独钟，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他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凡是尊道之人和道教中人，均受宠无比，没来由地提升官阶。
　　作为一个浪漫的艺术家，赵佶挥霍无度，穷奢极欲，也宽容不遵纪守法的浪漫艺术家。大书法家米芾目无尊礼，对皇帝及内侍均不恭敬。赵佶称赞说：“对俊逸之士，且勿用礼法来拘束。”
　　他自己就更加不守礼法了，荒于政事，也不以为耻。王黼和蔡京的儿子蔡悠，以及　“浪子宰相”李邦彦等人，常常穿上戏服，化上艳妆，竞相在皇宫里为他表演　“色情片”。有一次，李邦彦脱光衣服，露出纹身，现场做淫秽动作，惹得赵佶拿棍子追打。李邦彦逃到梁上，扮女子的忸怩模样，娇声求饶。赵佶笑得直不起腰，命宦官传圣旨曰：“爱卿无忧，下梁即可，钦此！”
　　王皇后恰巧碰见，大惊之余，也只得暗自叹息：“皇帝和宰相上朝时间，竟如此胡闹，国家还能治理好吗！”
　　但赵佶在位时，不仅从不认为自己是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而且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自认为是“圣人天子”！
　　赵佶与同样精通棋琴书画的宰相蔡京惺惺相惜。讲究生活享受的蔡京非常鄙视历代那些节俭的帝王将相，常常推心置腹地对赵佶说：天子就要有天子的气派，敢于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不必理会别人的说三道四；皇帝如过分节俭，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小民一样，肯定会遭人嘲笑，“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语）
　　赵佶点头称是，视蔡京为知己，但还是有点心虚。一次在宴会上，一番声色享受后，又对太监梁师成感叹道：“皇帝确实应当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天下繁华，四海太平，朕才有机会喘口气，放松片刻，与民同乐啊！”
　　梁师成立刻翘起大拇指：“就是嘛。范仲淹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陛下您可谓达到了这种境界啊。”一席话，不仅将皇帝的最后一丝顾虑解除掉，还将皇帝的行乐挥霍提升到圣人境界的理论高度，皇帝不享乐倒是有悖“圣人境界”了！
　　赵佶太喜欢这些“善解人意”的大臣宦官了，他兴奋地赏赐了这些“精英”，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夜夜笙歌。蔡京等人则乘机把持大权，上下勾结，公开卖官求利，所卖的官都有定价：“在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买到高官的人当官之后，当然也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蔡京等人又与西夏战争，连金灭辽，搜刮民脂民膏，大发横财，搞得民不聊生。
　　为了满足私欲，赵佶横征暴敛，大兴土木修建“假山艮岳”，而那个搜罗太湖石的“花石纲”，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元人郝经诗中写的：
　　“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
　　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
　　在文恬武嬉的笙歌艳舞中，大宋悄悄地走到了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赵佶慌忙传位给太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人，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12月15日，金兵攻破东京，“纵兵四掠……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搜刮金银绢帛，烧杀淫抢，无恶不作，曾经无比繁华的东京，顿成恐怖之城、死亡之城、人间地狱。赵佶和赵桓被废为庶人，作了囚犯，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据说，赵佶听到金银珠宝被金人掳掠一空时，表现得毫不在乎；又听说嫔妃女儿被金人瓜分侮辱，也只是低头无语。但当他听说皇家的千万藏书也被抢劫、烧毁时，终于仰天长叹、放声大哭起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3月底，赵佶随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百工技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皇家藏书等，被押往金国。在北行途中，赵佶受尽侮辱，见杏花飘落、燕子南飞，不禁涕泪俱下，一种“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的凄凉油然而生。于是，就有了这首《燕山亭　北行见杏花》：
　　“裁翦冰绡，打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老实说，我十年前在《宋词300首》里看到这首词，感觉很是稀疏平常。后来词读得多了，对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