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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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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拈香笺忆小莲”;“小萍”、“小莲”只是当年晏府里的美丽歌妓,晏几道就像出家的贾宝玉,始终丢不掉“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终身回忆大观园里那几个聪明伶俐的真情姐妹。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描写了他与当年歌妓的宴饮之乐、别后相思、及重逢的惊喜、凄凉,词语秀丽,沁人心脾,是脍炙人口的婉约名作: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銾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晁补之称赞说,晏几道“不蹈袭人语,风度闲雅,自成一家”,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一联中,就知他出生高贵,生活风流,“必不生于三家村中者。”程颐一向是个正襟危坐的道学家,听了这两句,也忍不住赞叹:“哇塞,鬼语啊!”
然而,晏几道在经历最初的挫折时,并不时一味沉沦、甘心下潦的,他也曾四处奔走,试图改善自己的际遇。元丰五年(1082年),晏几道在出任颍昌府许田镇监时,作了一首新词,献给府帅韩维,希望他能帮助自己。韩维是晏殊的昔日门生,但现在做了高官,不仅没有丝毫体谅之意,反而板起道学面孔,摆起长辈架子,大声责骂小晏“才有馀而德不足”,严厉训导小晏应该“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徳”,以免辜负自己这个“门下老吏之期望”,云云。
如同大冬天里,晏几道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全身寒透了。
从此,无论如何失意潦倒,他也不肯巴结权贵。后来,即使做了宰相的蔡京,要求他做几首重九冬至的小词,他也很冷淡,做了一首《鹧鸪天》,只写了歌咏太平“九日悲欢不到心,晓日迎长岁岁同”,全词竟无一语言及蔡京。
这样的孤高耿介、目中无人,自然无法为上层社会所认同。而晏几道也十分厌恶在官场厮混,还未到退休年龄,就从颍昌府许田镇监任上退了下来。以后的日子,如他在《乐府补亡》(即《小山词》)的自序中说的那样,都在“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缅怀既往的旧事和旧情,“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
他在“怀旧”情怀里如痴如醉,“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他躲在自己的封闭、狭小天地里,除了仅有的几个好友,他拒绝见任何人。
不仅拒绝见人,他也拒绝接受流行的慢词。他顽固地坚守晏殊时代的观念,视柳永引导的慢词为“下里巴人”,只愿意沉醉在“阳春白雪”的小令创作里,写那些柔情似水、回肠荡气的悲欢离合、困顿潦倒、无法遣怀的深愁遗恨。当然,由于他的努力,使得小令的技法有所发展,日臻纯熟,也丰富了小令,使小令更加多姿多彩。
小晏词,成了小令的最后一末夕照,灿烂无比,也迅速走向没落。
晏几道的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逼近乃父晏殊,故后人常常拿他们父子相比。王灼云:“晏元献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关于晏氏父子词的高下之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夏敬观认为“小晏词”胜过“大晏词”,不以“语”胜,而以“情”胜,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但叶嘉莹认为,小晏词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蕙风词话未刊稿》也认为小晏词不如大晏词,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我也曾经觉得,晏几道过于拘泥自身、心胸不够开阔;读小晏词,总觉意境不够大气、题材狭窄、感情相似,有些词还有点无病呻吟的味道,明显缺少大晏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富贵悠闲。
唉,晏几道如九泉有知,该是欲哭无泪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千古伤心人”的小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空谷少有回音。600多年后,有一位名为纳兰性德的词人,延续了他的缠绵悲怨词风,在清朝红得发紫,被大家赞为“清代的晏小山”。纳兰性德,不知可否算是小晏的知己?
小晏的词,没有东坡“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气势,没有李煜“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气象,没有秦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美境。但他的词,语浅而情深,有“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的风流执着,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无比凄美;有“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的悲凉沉郁,有“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的疏狂浪漫。
俱往矣,历史的车轮悄然驶过,大晏小晏都已经“零落成泥辗作尘”,唯有词,香如故!
小传:
晏几道(约1040~1112年),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第七子,晚年家境贫寒。著作《小山词》,文学与其父晏殊齐名,后人称他们父子为“大晏小晏”,称其词分别为“大晏词”、“小晏词”。甚至欲以他们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比。
黄庭坚:黄花白发相牵挽
在北宋诗坛上,黄庭坚主张作诗“无一字无出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成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与苏轼并称“苏黄”。即便不懂宋诗、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也听说他是大书法家而心怀敬意。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书法流畅典雅,笔画劲瘦郁拔;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大家”。
但若说到他的词,大多数人就闻所未闻,茫然如坠云雾里,因《宋词三百首》等普及版本甚至未曾选过一首他的词。而宋朝人对他的词,确实大多评价不高。例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指出:“黄即尚故实,而多弊病。良玉有瑕,而价自减半。”当然,也有好评的,如陈师道就说过:“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余人不逮也。”可是,陈师道对词家辈出的现象视而不见,竟说只有“黄九”和“秦七”才是大词家,吹捧得太高,难免让人产生给“师兄们”抬轿子之嫌疑。
黄庭坚的词到底如何,大家不必忙于下结论,先看一个小故事:
一次,黄庭坚和苏轼在一起谈诗论词。苏轼说,他爱极了张志和的《渔歌子》,这首小诗“语极清丽”;可惜不符曲度;不便演唱;于是稍加数语,改写成一首《浣溪沙》: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
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
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如此改后,歌妓展袖演唱,果然抑扬妩媚、娓娓动听。黄庭坚连声称好,但不甘示弱,思索片刻,也作了一首《浣溪沙》:
“新妇滩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
惊鱼错认月沈钩,青箬笠前无限事。
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吹雨转船头。”
“新妇滩”位于四川万县,“女儿浦”在江西九江。黄庭坚存心用这两个地名,借意于“玉肌花貌”的“新妇”和“女儿”,来比喻美丽的山光水色,自以为有创意,感觉良好,得意无比。
岂料,苏轼一见,哈哈大笑,戏谑道:“词意清新婉丽,果是好词。然而,你这渔夫,才出新妇滩,又入女儿浦,未免太过放浪也!”
当然,黄庭坚生活严谨,并不放浪。但苏轼说黄庭坚的词“清新婉丽”,确实也是黄词的一个特点。除此之外,他的词有俚俗如柳永者,有疏宕如东坡者,甚至有“亵诨”之作,风格复杂多变,都不算最出色,但也有几首小词,耐得一读。
如这首《清平乐》,语言清新,感情细腻,格调欢畅,乃惜春之作中的佳品: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生于书香之家,父亲黄庶和舅父李常皆是诗人。小黄庭坚自幼异常聪明,《道山清话》记载,他五岁就已对五经倒背如流,并问老师:“人人都说有‘六经’,先生您为何只教了我‘五经’?”老师答曰:“春秋不足读!”小孩立刻反驳道:“这是什么话呀?既然被称为‘经’,必有过人之处,焉得不读?”于是找到《春秋》细读,十日成诵,无一字遗。
七岁时,小黄庭坚作了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八岁时,见邻居书生赴京赶考,小男孩便也跃跃欲试,特作打油诗相送,云:“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这些小事经人传颂,一传十,十传百,轰动家乡洪州双井村,小黄庭坚被称为“双井神童”。
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中了进士,登上仕途,更加致力于写诗,因游览舒州三祖山的山谷寺时,“乐其林泉之胜”,便取了“山谷道人”的别号。
熙宁五年(1072年),黄庭坚的岳父孙觉把诗文交给苏轼欣赏。苏轼一见,耸然动容,惊为天人,说:“作得如此好诗,绝非今世之人也。”孙觉马上接过话头,急切地说:“可惜知道他名字的人还不多,希望你多向士人推荐,帮他扬名。”
苏轼哈哈大笑,拍拍孙觉肩头,认真地说:“老孙,你急什么!你这宝贝女婿如精金美玉,不近于人而人急于近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咯,将来他为盛名所累,想逃名都不可得,哪须我来为他扬名!然而,若以文观人,他必定恃才傲物,恐怕为世不容也。”
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拜访苏轼,成为苏门弟子;黄庭坚也给苏轼写了封信,表示仰慕之意,并呈诗二首。苏轼当即复信,赞美他的诗,“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两人相见恨晚,从此结下至死不渝的友谊。
元祐年间,苏轼在京,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俱游于苏轼门下,被人称为“苏门四学士。”这段时期,黄庭坚经常和苏轼坐在一起谈诗说书,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趣闻轶事。
《苕溪渔隐丛话》说,苏轼曾经评价黄庭坚的诗文:“黄九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而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也不客气,回敬道:“子瞻,你的文章确实精妙一世,诗句毕竟也有不如古人者。”
《独醒杂志》记载东坡与黄庭坚谈论书法。东坡说:“黄九,你的字虽然清劲,然而笔势有时太瘦,近似树梢挂蛇。”黄庭坚也说:“大苏的字,天下人都叫好,我固然不敢轻议,然而有时,也觉得褊浅,就像石压虾蟆一般。”二人鼓掌大笑,都认为对方一针见血,点中了自己的缺点。
苏黄戏谑打趣,毫无师生之礼。但是,黄庭坚背后却对苏轼十分尊敬,《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说,黄庭坚将苏轼的画像悬挂于堂,每天早上对着画像整衣理冠、焚香施礼。有人很奇怪,就说,你们两位年龄相若、名声相仿,何必如此?黄庭坚大惊失色,慌忙站起,拼命摇手:“我黄九乃东坡的弟子,怎敢失了师生之序?”后人总是将“苏黄”并称,黄庭坚九泉下如知,肯定心有不安。
与苏轼的诗词唱和,是黄庭坚一生中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但在“王安石变法”的前前后后,也跟着苏轼倒尽了霉头。虽然,他政治上比较超然,并不积极地介入党派斗争,且在王安石下台后,多次写诗赞美和怀念“半山老人”,但由于和苏轼、司马光的亲密交情,自然被人看成是反对变法的旧派党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党派斗争的险恶漩涡,也把岸边上的黄庭坚给卷了进去,受尽折磨。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章淳、蔡卞等人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排除异已,打击报复:司马光、吕公著被夺去谥号,吕大防、范纯仁和苏轼兄弟等先后被贬,黄庭坚因参与修撰《神宗实录》,也被罗织了“低毁先帝神宗”的罪名。在受到传讯时,黄庭坚毫无惧色,据理力争,逐条反驳,让审讯者抓不到把柄,罗织的罪状大都落了空。蔡卞等人不甘罢休,又别有用心地指出,黄庭坚曾书写“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一语,逼问是否影射、攻击先帝。所谓“铁龙爪”,是由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
黄庭坚十分忿怒,大声答道:“我当时任北都官,亲自看见‘铁龙爪’挖掘泥沙,劳民伤财、毫无效果,真儿戏耳!”
这种强硬愤慨的姿态,触怒了年轻气盛的哲宗皇帝,加上章淳、蔡卞等人的推波助澜,黄庭坚于绍圣二年(1097)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再贬一级,移戎州(今四川宜宾)。
由于遭到莫明其妙的贬谪,少年时期的报国理想跌得粉碎,黄庭坚难免心有怨气。他本就恃才傲物,仕途受挫,更加倔强孤傲、愤世嫉俗。在贬涪州时,他自号“涪翁”,索性我行我素、侮世慢俗,成了一个“狂狷之士”。在贬谪戎州时,他与“眉山隐客” 史应之诗酒唱和,喝得醉醺醺的,活脱一介魏晋狂士,作了《鹧鸪天》来抒发胸中的苦闷和激愤:
“###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然而,倔强狂狷并不是黄庭坚性格的全部,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他曾与翰林学士顾子敦一道共事,见顾子敦身体魁伟,就经常乘其夏天午睡之时,把其宽阔的胸腹当成练字板,写字取乐。顾子敦每以为苦,一日伏案而睡,醒后,没发现胸腹间有字,不禁眉开眼笑:“黄九,这下你奈何不了我吧,呵呵!”等到回家,顾夫人惊奇地盯着他的背。顾子敦脱衣一看,真真哭笑不得,原来黄庭坚竟把一首市井俚语编成小诗,写在了自己背上:
“绿暗红稀出凤城,
暮云楼阁古今情。
行人莫听宫前水,
流尽年光是此声。”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暂由向太后执政,诏复司马光等人。在贬谪多年之后,黄庭坚终于熬到还朝,不禁欢喜;想到苏轼和秦观等人都已在归途中去逝,又不禁唏嘘。
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新一轮更加残酷的政治迫害就开始了。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亲政,蔡京擅权,又兴党祸。四月,赵佶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六月,罢免黄庭坚的太平州知州的职务;九月,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苏黄都在其中。担任副宰相的赵挺之,因曾与黄庭坚有过政见冲突,假公营报私怨,更是“痛打落水狗”,诬告他“幸灾谤国”。至此,黄庭坚受到了人生最严厉的打击: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宣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编管。
当时,黄庭坚已经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听说要流放到宜州这种“南方瘴雾”之地,家人都为他忧心忡忡、伤心落泪。黄庭坚却笑呵呵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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