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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不写新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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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责，“天无绝人之路”，之所以被自然淘汰必然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这样*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瞬息在评论里被口水淹没。网络舆论是有暴力存在，但与其说大家在为倪顺义强横辩解，毋宁说是“草民”对求生本能下的挣扎都有太深的“切肤之痛”。这就是“人之常情”，不考虑人的基本情感，一切的规范和管理活动都只是一种空谈。
那天，倪顺义的前妻赵姐，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一只手：“你知不知道，当他们开着车时，我们在为了节约1块钱的车票……想方……绞尽……我们……”她说不下去了，我抽出两张纸巾给她。她的手没有任何温度。
这一刻，我在反躬自问，直到地底，但下一刻，我们在地平面上如常行走时，将会重新沦为看客吗？
（叶枫）
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噪音太多》、《我执》、《常识》，2009年书市最猛的莫过于梁文道，一口气推三本书，并且立刻荣登深圳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无独有偶，去年广东高考作文题还就叫“常识”，无怪有人要说，梁文道不火都不行。
签名售书、搞讲座、上电视，梁文道成了近年来深圳人心目中最红的大叔。 借用梁文道评论马英九时说的话，“越是有吸引力的人，我们越难相信他居然受得住诱惑，这是铁律。可是仍然有人要问：真有这么完美的人么？他是装的吧，他一定很压抑……总之，大家还是不能彻底信服你这张真正的脸孔，你要比任何人都要艰苦地证明自己的品格与能力。”
聪慧、博学乃至天才，老实说，这些优势在信息膨胀的时代，其实都已经不那么稀罕。但当与它们同时呈现的并非刻薄、冲动、充满优越感的自以为是，泛商业或泛娱乐，而是包容、客观、谦逊和温和的时候，情况必然会有所不同。而这正是许多人喜欢梁文道的原因。 他既是一个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又是开拓、包容的，他既是讲述者又是倾听者。甚至连他恰到好处的语速和声线都是加分的理由。在急躁而喧嚣的时代，可能“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正如梁文道在为《常识》作自序中所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如果公众只是想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实在用不着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或者阐述大段物理原则，而“只需要说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梁文道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8分钟”是他的一种尝试，他的书也同样基于此。
塞林格说，世界上有两种好作家，一种读完了作品之后让你不会产生任何感想，另一种却会让你特别想去见上一见。梁文道显然就属于后者。“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梁文道曾说，这是个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 梁文道将公众越来越高涨的言论需求归结为：“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而周遭如此喧哗，必须把标题起得再耸动一点，让自己发言的姿态更张狂一点。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他能够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
而对许多人来说，梁文道的意义也就在于“我觉得如果是他，无论我的言论有多么幼稚和漏洞百出，他也必然会认真听完，并且不会嘲笑我”。在梁文道身上能够实现诸多“不可能”的理想或者幻想。比如你能够想象王小波会穿商业时装走T台么？你能够想象和易中天分享A片的心得吗？或者保证窦文涛在回应“接吻门”事件的时候，声线不会有暂时几度的提高？但如果对象是梁文道，这些似乎都是可能的。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靠谱的答疑解惑者，也是亲切的可以聊性幻想的大叔。
陈丹青说过，一个人的外表就等于这个人。127年前王尔德在纽约上岸，以一身镶黑穗紧身天鹅绒上衣、平绒灯笼裤和丝绸长筒袜颠倒美国众生。而梁文道则以平头、黑框眼镜、圆领白T恤、黑中装外套为深圳人打下自己的造型LOGO。无论他是否刻意为之，至少对似乎“五四”之后，内地文人就再不对与“造型”和时尚有任何关系的印象有所触动。原本大众热爱窥私是因为能够看到高高在上的人“也和我们一样”，产生将偶像拉到泥尘里的*。但当偶像们都像梁文道一样自己主动坐在泥尘里，这份感情又变得微妙起来。
（周吟）
经济学家炒剩饭
在金融风暴期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如果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社会现象、经济领域、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无不千奇百怪、妙趣横生。
2004年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正在批判股权分置改革，别人问他炒不炒股，他说坚决不炒，并号召大家也别炒。我没听他的，进了股市，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再出席有*的活动，我总想冲上去问问他：你后不后悔，后来到底有没有炒过股？
本报2009年1月22日举行一个论坛，请来*讲金融风暴，据说门票炒到2000多元一张，还一票难求。我参加的论坛不算少，虽不稀罕费那么大劲再去看看这个有着硕大脑袋的经济学家，但在新闻见报后，我还是仔细读了一下，结果大失所望。
说真的，如果你经常在各种场合分别听过*的演讲，你就能理解我的感受。他的二元经济论和他的“1＋6”产业链阴谋，我在半年前第一次听到时，觉得蛮震撼的，感觉他真是一个有思想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但是当你反反复复听他炒剩饭时，就会和我一样，觉得他像个“祥林嫂”了。
凑巧的是，就在不久前，我也听到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国世平炒过一次剩饭。之前在一个论坛上，他就说了：2008年还是秋天，2009年才是冬天，2010年是隆冬，总之警告企业要谨慎又谨慎，进行储备性投资，不要扩张性投资。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我参加一个中老年事业论坛，当知道他有演讲时很兴奋，觉得又可以做个大新闻了。但结果是，他和*一样，将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当然，国世平最后将这些观点套进了中老年事业里，说投资中老年事业，也要谨慎投资云云。而这一次，*也在表述他的观点时套进了广东的制造业。两相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两位经济学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都觉得未来将很严峻，真正的寒冬没有来，企业千万要谨慎，像是在互炒对方的剩饭。不过，我可以证明的是，这话说得最早的是国世平。但我猜测，炒剩饭这一招是*带的头。
实际上，经济学家或其他“论坛明星”和这两位专家学者一样，一个观点如果受到欢迎或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会继续在其他的公开场合重复表达，再根据论坛的主题进行适当的发挥。歌手靠一首歌唱遍天下，甚至唱一辈子。这种现象在人力资源专家眼里，是有基础能力但无循环能力。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是人，当然也可以用这几种潜力来分类，而且当然他们都希望自己既有基础能力、循环能力，又有指挥能力，能唱红一首歌，也能唱红很多歌，而且场场发挥稳定。
何况，堂堂一个*，有高于其他专家学者的出场费，背后还有那么一个团队在做资料的搜集、理论的研究以及文案的写作工作，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作为记者，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场场都红。作为我等草根百姓呢，还是如长平老师所说，可以学学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而不要盲目相信他们的所谓预测。
（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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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的父亲曾逼他自杀
2009年1月，从童话节的采访现场出来，在市民中心公交站台我遇上了一对母女，女儿抱着一把小提琴哭哭啼啼：“我不去香港，我就是不去香港。”母亲见我在看她们，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让她回香港练琴上课，她不喜欢去。”
孩子依旧哭闹着：“我本来在园岭小学上得好好的，为什么让我转学？”母亲笑了笑解释：“因为我们是香港人，为了方便她升中学，于是早点将她转学了。”听到这句话，女儿故意将鼻涕蹭到了母亲的衣服上，“不，你不是香港人，你是西安人。”刹那间，母亲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好的学琴环境，为了让孩子受到自己认为好的教育，家长不惜将小孩从深圳转学到香港，纵使孩子是千般万般的不乐意，每次回深圳后都不想去香港，纵使孩子并不喜欢学琴。天知道全国有多少小孩的童年都是这样被父母破坏，在别的孩子幸福地玩耍时却被家长逼迫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郎朗来到了深圳举办新年音乐会，音乐会头一晚郎朗给100名深圳小琴童在音乐厅上了一堂公益钢琴课。元旦逛书城时，无意中看到一张帅气的封面，黑色的外套与白色的衬衣相得益彰，也与钢琴键盘的颜色相符：《郎朗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为了弥补未能现场听郎朗音乐会的遗憾，头一次买了本帅哥的自传。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父亲郎国任的执著成就了郎朗的今天，但同时也剥夺了郎朗儿时的许多快乐。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朗国任还曾逼郎朗自杀。幼年的朗朗不到两岁时就开始接触钢琴，童年几乎都与钢琴相伴，只要他做些顽皮的事情，就会受到父亲的责罚。为了让儿子学琴，郎国任还辞职带儿子到北京求学，向亲朋好友借钱带儿子去考试。
郎朗与父亲有时因为练琴发生冲突，一次郎国任误会朗朗贪玩，没有准时学钢琴，便歇斯底里吼叫道：“我为了你放弃我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你妈为了你拼命干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你还不练琴，你还不照我说的去做。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即便现在就死，也不要生活在羞辱之中！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郎国任随后拿起一个药瓶让郎朗全部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
父亲的话语给了郎朗很大的伤害，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郎朗心里的伤口都难以愈合。虽然父母对孩子肯定是真心的，但望子成龙的迫切会给孩子带来不完美的童年，并让他有一生的遗憾。
（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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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肾
2005年11月30日中午，“根本社区网”的CEO小娄及总编辑八分斋请我们报社的社区记者吃饭。
席间，美女记者陈祺聊到她前天采访王石，神采飞扬。
可以看出，陈祺是崇拜王石的。她说，她看到王石热了，*服了。王石脱下了深蓝色的粗布外套放在腿上。粗布外套的牌子标签不认识。质地很差，皱巴巴的。蓝白相间的衬衣比较平坦，但衣领已经发黄并且破损，裤子是那种土得掉渣的蓝色牛仔裤，袜子很像她小时候穿的2元5毛一双的非棉质袜，而鞋子也很丑陋。手表，是一个完全掉色的手表，让人感觉是垃圾堆里掩埋了很久的破烂。
陈祺说，王石有其超人魅力一面，而且这种魅力是无可阻挡，必然会被世人知晓，被大部分人崇拜，被部分人膜拜的。他说话语气坚毅，吐词清晰，面带微笑，用词恰当，思维连贯有激情，照顾到每一位记者，普通话标准……
一向八卦的女记刘半仙突然问道：王石身体怎么样？
我知道，这话问得寓意深远。
陈祺答，我觉得王石的肾有问题。
陈祺的回答是有原因的。王石接受采访的3个小时里，他不停喝茶，估计喝了10多杯。其他人基本都上了厕所，还有人去了两三次，并且这些人喝的茶远少于王石。但是王石却坐得一动不动。于是，很多八卦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怀疑王石的肾有问题。
我们桌上，有一个孕妇。她听完陈祺的讲述后，替王石愤愤不平：谁说王石肾不好？肾亏的人才总去厕所。
（陈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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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2009年12月8日下午，在南山区西丽街道珠光村一所简陋的农民房里，钟家泉和他的多名工友坐在地上，身边摆放着数十张各类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胸片。他们接过了耒阳籍老乡的接力棒，成为又一批为矽肺职业病鉴定奔波呐喊的农民工。在摄影同事的要求下，他们一个个*着上身挨个拍照记录，曾经坚挺的胸膛变得瘦弱不堪。
采访间隙，将一包烟拆开分发给他们时，却全部被婉拒。钟家泉指着自己发黄的牙齿说，有着15年烟龄的他，因为尘肺，如今已经基本戒掉。爬个楼梯都会喘气，晚上睡觉不断咳嗽。半月前曾因为急性支气管炎，在医院挂水多天，深知那种三更盼着等天明的夜，是多么的难熬。
怎么样（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在几日的采访过程中，调查了解的全部几乎可以用这么三个词概括。从职业病防治院，到卫生部门，再到劳动部门，诚然各自都有难处和苦衷，但却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公认的回答：“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句不可能被否认的废话，就像“这都是制度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一样，正在成为一个解释原因的理由，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
难，都难。《职业病防治法》白纸黑字，职业病防治院不可能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擅自检查。深圳建筑工地多如牛毛，卫生监督所就算24小时轮轴转也查不过来。建筑农民工签合同率极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劳动监察要查得滴水不漏，无异于以一己之力对抗数十年的“潜规则”。更难的，自然是这些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卖命十余年，却得如今下场。在采访车上，钟家泉一路上指着窗外大大小小的楼盘说，这是我盖的，那是我盖的。但现实却是，没有一家工地愿为他证明工作关系。就像《集结号》里的谷子地怒吼着“我为他们证明”一样，让人分外觉得世情冷暖，世态炎凉。
耒阳的走了，张家界的又来了。当时历史背景和法制环境积累的弊病，在今天得以凸显，城市发展的代价竟需要他们个人来承担。集体要求做矽肺职业病鉴定并索赔的这批149名农民工，结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悄然回家。历史遗留问题总要解决，因为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采访中，一名同行问我如何看待问题产生的原因。我竟然也叹了口气，不禁说了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郭启明）
他们为何说起性话题来不脸红
2009年7月，采写《深圳90后的性与暴力》时，我遇到了一群深圳90后。初时，他们安静地坐在酒吧里，只喝饮料，寡言少语，与酒吧的氛围格格不入，都是乖乖牌，但当我把“性与暴力”这个问题抛出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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