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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不写新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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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卫生也是差得离谱，月薪800元的扫地阿姨就是累死也扫不完垃圾。2009年11月30日，布吉城管执法队闻讯去执法，第一天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所有摊贩销声匿迹。正当感叹时，突然听到有人感叹，“记者来了是我们的荣幸，明天咱还接着摆（摊）。”第二天一早，如这名陌生的摊贩所言，摊贩像准时上班的人一样，照常摆摊。而执法队为了维护执法成果，将一台执法车停在芬龙一巷，车上的两名执法人员因为面对太多的摆摊者无法下手，只能和摆摊者相视而望。其实，附近并非没有正规的肉菜市场，政府或摊贩自己完全可以组织前往正规市场经营，取缔乱摆卖并非就是断了摊贩们的生路。但我所看的是，记者的曝光被藐视，执法队被轻视，人们心目中的“弱势群体”非常强势。
城管来了，小贩你至少也学会撒开腿跑一下吧；媒体曝光了，你至少也学着收敛一点吧，哪怕做做样子也让人心里好受点。
领导说过，任何时候，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记住不卑不亢，我深以为然。每个人或每个团队要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不卑，不亢，也不要越格，这个格是个人或团队能够被社会所认可的内在平衡的格，如果越格了，就会有人看不顺眼，平衡打破了，自然会有事情发生。
我本善良，请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肖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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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与猪头
飘荡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飘动的是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和五星红旗，飘洒的是黄玫瑰和白玫瑰的馨香。2009年11月，这是瑞典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深圳的开工仪式现场，优雅、温馨的情调和气氛，充满了欧式风情——直到一转头，猛然看到角落里赫然摆放的一个猪头。
宾主觥筹交错间的是白兰地；尽管邀请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重要客户，但照顾到“主人”的身份，当天活动的“官方语言”全部是英语。在主持人的致词中，她向瑞典的这些嘉宾们介绍说，在开工仪式上摆放猪头并向其行礼，是广东一带的风俗，预示着能够给公司带来财运。而更加激动人心的一幕，是该公司一位金发碧眼的总经理，手拈三炷香，在众多西装革履仪表非凡的嘉宾注目中，毕恭毕敬地对着这只猪头连连鞠躬。
虽然回想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这样的一幕已经不算是新鲜了。在深圳做记者的几年里，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开业仪式和庆典，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企业，都会上演类似的活动——不过绝大多数还是舞狮，拜猪头相对比较少。而放到100年前，这些仪式和风俗，或许被心理优越的西方人看做是“未开化”的荒蛮之举。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这是英人军官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描述。而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白与黄》以及《黄手帕》中，对当时大批涌入美国却从事铁路工等血汗劳动的华人进行了漫画式丑化。而从当年的鄙视、漠视、坚船利炮的进攻，到今天对于一个猪头的顶礼膜拜，态度已经是180度的大转弯。
大学里学习外国经济史，第一节课老师列出必读书目，第一本书就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仍然是各个国家出现矛盾（其中相当多数是商业纠纷）时搬出来的解释词。《时代》曾让我们的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穿上了LV的服装，在他们觉得好玩的时候却招致不少国人的斥责。有时候，这种文明的误读更多的需要时间来抚平，在吴晓波的《激荡30年》里记载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有趣细节，1978年一个外国旅游团在兰州被10万兰州人围观；1980年夏天游故宫的人竟然不看国宝和宫殿，只为了围观外国游客；1978年法国人皮尔·卡丹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引来清一色样式服装的中国人的诧异目光……经历了若干年的封闭之后，国人重新从外国人的蓝眼睛中审视自己。而到今天，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已经被取消，众多国际企业纷纷挤进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被看做拯救世界经济的一根稻草。
希望这些国外企业，不要犯几百年前他们老祖宗的那种想当然——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曾以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曾估计，中国有4亿人，哪怕只有1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足以让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机器日夜加班而瘫痪。但当他们把大批的洋布运到中国却大量滞销，因为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尽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没有被摧毁，洋布在中国并没有市场。
今天的外商，在向一只猪头低头的时候，是否已经在重新盘算了呢？
（徐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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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宠坏的地产商
2009年7月，又有一个开发商打电话给我，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的通稿写？为什么要写他们的缺点？大体是我有一篇报道，披露了他们不愿说的一个项目，让他们很不爽。
这样的事情在我，已是见怪不怪了，更多的时候，我甚至都懒得去解释。似乎这个行当，大部分地产商在面对媒体记者的时候，都带有很明显的优越感，甚至他们看媒体记者，跟看广告公司、代理商似的，觉得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乙方就是要听甲方的。而且这种强势，还似乎是没有太多道理可讲的。比如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宝安一别墅，开盘销售当天还剩下几套，开发商就说售罄了，然后要求记者也这么写，而当你没这么写的时候，他就会大为光火，觉得你很不听话，而骨子里他认为你应该很听话。
这样的事情多起来之后，不由得你不去想，是什么让地产商觉得，媒体应该按照他的意图来？又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媒体只应该给他们唱赞歌？用行话讲，谁都知道这叫媒体的商业操纵，就是市场主体通过自己与媒体在经营上的合作，或者是合作意向，来对新闻报道进行干预，或者叫干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不过，像地产界这样对媒体渗透得如此强硬的，似乎也不多见。
那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强硬？我的一个资深同行跟我分析说，是因为地产商被宠坏了，不仅仅是媒体在宠他们，地方政府也在宠他们；不仅是现在宠他们，10年之前就在宠他们。相信他说的能得到很多同行的共鸣。我们在这一轮的房价涨跌中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房价涨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确也出过政策，但更多都是在行业秩序的维持和整顿上，但在增大土地供应量方面却总是言行不一。每年的土地供应计划里说得挺多，但几乎每年都完不成。但在房价跌的时候，他们便坐不住了，南京的官员就开始喊话，谁降价就查谁。一大堆的优惠政策也出来了，当年房价涨的时候，紧缩政策可是陆续不断地出了3年才出完，房价一跌，优惠政策半年之内全部出光光了。这给开发商的信号就是，政府可以容许房价涨，但不容许房价跌，不会见死不救，换了谁，谁腰板不硬？
话说到这里，就有些黑色幽默了，不过，还有更幽默的。开发商认为记者应该听他们的话，理由很简单，说得最多的一条是，我们在你们报纸上有广告。言外之意是，我有广告，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你就应该只报喜不报忧。
其实，每到那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你会发觉，真正需要被教育的恰恰不是媒体，很多人纵然清楚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但仍会很自以为是地想改变你。所以，有时遇到我很不喜欢的媒体对接人这么问我，我也经常反问：为什么我要按你的通稿写？
（朱文策）
算账记
什么事你较起真来，还真有点“椰风挡不住”。上周深圳出租车价格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对于这个方案深圳人期待已经有5年了。还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参与过出租车降价听证会，当时主题是降价，市民从8元起步，到10元/3公里起步都进行过热烈讨论。但这一切都被油价的高企打破，经过听证会后方案却变成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作为记者，我并不甘心，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分管的市领导问及此事，虽然屡次被拒，但终于在2006年得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油价涨了，出租车价没有涨就是变相降价。”这句话却总算是给了老百姓一个说法，不降了！
这句话在当时也引发了网民的争论，但相比5年后，那次舆论压力还真只能算是“毛毛雨”。2009年6月，发生被网友们形容为“最不明智”的举动，深圳召开了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虽然政府竭力解释是调整不是降价，但根本挡不住5年来人们情感的倾向——降价。于是，政府和民间就在这么一个“误会”中，各说各话。我从多方打听到，此次调整关键在于调整“绿的”的结构，改变不打表的现状，而“红的”则真正作为“绿叶”。但“红的”12000多台，从数量上来看，它就是天生的主角。一场闹剧上演了，演员们没有对话，只有独白。
在这场戏剧里，记者天然地站在了市民的一方，揪住政府的方案，仔细地研究起来。本应作为陪衬的“红的”，却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什么事你较起真来，真的挡不住。上周，南都一篇《市民等五年 降了1毛钱》的报道几乎轰动了整个物价和交通系统，也为市民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确做得非常辛苦，运价是一堆数字，记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堆数字里找到规律，并提炼出来。十余年不用的方程式都用上了，我和编辑一个计算，一个检查，耗费了近三个小时，终于看明白了方案的规律，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市民来说，只有一毛钱的优惠。当然，事后物价局制订方案的“高手们”对我的这个说法非常“反感”，他们说，为什么只提优惠1毛的事情呢，还有市民享受了两块五的优惠呢。好吧，我理解他们，或许换了我们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说出这种话来。但老百姓也不是吃白饭长大的，比记者优秀的数学精英多得是，我相信记者看明白的事情，老百姓也看得明白。
真理从来就是*裸的，*裸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不过，这次政府官员也觉得很委屈，他们的重点在“绿的”，人们却揪住“红的”问题穷追猛打。媒体呢，也没有义务做和事佬，什么东西好看出彩就做什么。于是，出租车事件就演变成为市民、的哥、政府甚至企业四方都有怨言的一件事。如此看来，把好事办好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任笑一）
媒体人的咖喱餐
2008年年底，在香港和朋友谈论圣诞节如何吃大餐，说到各种美味的印象，朋友神秘地说，最期盼的是在2009年能收到政府新闻处的邀请去吃咖喱餐。原来，作为传媒人，能在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被邀请吃饭，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要是邀请报道香港的内地媒体，意义更是不同了。
之前听说过香港警察请人喝茶，廉政公署请人喝咖啡，但没有听说过政府新闻处请人吃咖喱餐。在香港与政府新闻处也曾打过交道，每次有求必应，然而却没有被请过咖喱餐。对于香港传媒来说，咖喱餐却是一种见证传奇。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做记者的，就开始流行围堵采访最快最新的新闻，很多事情力求最快报道。当时的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在任）在一次出席活动记者争抢位置时，被数个话筒伸过来围住。可当时有记者不小心，话筒打了尤德的头。政府新闻处后来推出新动作：组成“行街队”。
凡是有政府高官外出活动时，新闻处就负责组织记者采访，既满足传媒要求，又不会让传媒吃饭的铁家伙碰到被采访者。有时候遇上场地限制的采访，政府新闻处会挑选一些报纸、电视、电台的代表组成联合采访队，采访后的结果，交给未去的传媒共享，没有参与的媒体下次有机会轮换。而当时的新闻处长曹广荣（1983—1985年在任），则更进一步与传媒搞关系，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请各家传媒高层聚餐。政府买单请吃饭的事情，在香港还是有规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传媒高层人数众多，后来看中了香港辅警的饭堂，而辅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餐。此后的二十多年至今，历任新闻处长都要请传媒高层吃“咖喱餐”。
不过，话也说回来，传媒高层吃了二十几年的“咖喱餐”，已经成季节性节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的“咖喱餐”再有突破，除了传媒高层外，首次增加席位请新闻一线的记者吃“咖喱”。不过，新处长还卖关子，说2009年是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到时有特别活动。这个包袱埋得巧，让朋友惦记着快一年时间，不过也快了，就两个月时间。
中国人爱喝茶，老外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喱因为味道独特，无论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欢。听完了新闻处的故事，当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喱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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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顺义的良心账
18天前，他曾给我们打来报料电话，自称欲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却一直没有通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8天前，他背着菜刀和锤子到社保局，关门，抡锤，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拘留所，愤怒与希望，一同被砸碎。
现在，2009年11月，我们的同事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兰州街道上，奔走于各个局之间。犯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希望能多搜集一丝证据，还他之前的“无理取闹”一个公道。
但或许，还有赎罪之心，不是吗？如果18天前，我们的接料记者及时处理了这个个案，甚至只是让倪顺义感受到，有人在关心和关注他，或许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报社领导说：“这是我们欠了他的良心账。”
我们无意去责备任何人，事实上，每天各种纠纷和不满反映到我们这儿的，实在太多了，有许多充斥着个人的恩怨、利益群体的欲望，也有许多是年代悠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连政府也摇摇头：“纠缠不清楚了。”
但我们也无意为任何人去开脱。有多少无能为力，就有更多的漠不关心。有意或无心，事实是缺了一双温暖有力的手，结果是多了一个踉跄走上歧路的人。为什么非要等鲜血涂花了白墙，我们才惊愕、屏息、瞠目，才在这一刻停下那两片热切讨论着生活琐事的唇，从喉间发出一声“啊”来？这个反问句，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所有的“有关部门”。
倪顺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多少个普普通通的人主动站了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明。已退的人事科科长怒斥“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和他素不相识的老工程师感慨：“他没钱，也没权，最后只能‘硬碰硬’！”和他境遇相似的人因为同病相怜而责问：“产生了问题都是我们无辜的弱者来承担，合理吗？”代理律师则在我们的网上留下长文，希望他能“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看守所，看到这片蓝天，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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