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写新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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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记者的感想就是我的感想
俄罗斯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她的遗著Nothing　but　the　Truth　里面，有一句话写得既自大又自伤，她说：“在巴黎，没有人对我吼叫，没有人跑过来刺激我，也没有人说我是叛徒。每个人都崇敬我。”这句话伤感，是因为她在祖国受到的对待正是一连串的威胁和侮辱。只有到了国外，她才能感到一份记者的荣耀。然而，这句话也是自负的，因为她不只没把同胞的辱骂当成自己的失败，反而还用它们证明了自己干的事果然是对的。后来，安娜被人枪杀，倒在莫斯科一栋公寓的楼梯上。
　　历史不乏这种记者的典型：勇敢无畏，不只对权力说真话，还要对被权力笼罩和洗脑的读者说真话，终致应了那句老话，成了一个在祖国不受欢迎的先知，遭人敌视，为人唾弃，甚至以身相殉自己所坚持的真理与正义。我想象他们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就和古老传说里的英雄一样；小孩子会在火堆旁摇着老爷爷的手说：“我还要听，再说一个他们的故事吧。”于是老人再说，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那些死者的名字，那些英雄的名字。
　　安娜与她的前辈共同构筑了一座宏伟的殿堂，奠定了我们所知的新闻事业之神圣体系。有多少年轻人最初想当记者就是为了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不一定想也不一定能做得成烈士，但至少要是这个体系的一员，景从先人之道，遵奉并且实行着坚定、勇敢、细致和认真的美德。然后呢？然后绝大部分人却都平庸地老去，甚或偶而收点小钱做点帮闲，客串权力的喉舌，说权力爱说的话；也许会有聊发少年狂的时候，顶一回压力，少说几句谎话，顿时便自我感觉良好了不少。
　　这没有什么可悲的，这是现实。
　　任何行业、任何角色的光环都只来自塔尖少数人的兀自闪亮，被这光芒吸引而来的，最终往往都只能埋身在那暗夜里无光但是巨大的塔身，支撑起一座小小的塔顶灯光。
　　曾经，我很怕看见时下记者写的采访感想和职业心得，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们流行自称“小记”，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不只仰视他们采访过的大人物，还要仰视他们亲历的一切事件（哪怕是一桩历史性事件）。这种自甘卑微的形象实在与我们所知的传说英雄相去太远；而且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又是这么的细琐，这么的凡常，没有任何惊人的戏剧效果，更谈不上发人深省。
　　年岁渐长，我才知道“小记”这个自称不是没有道理的。世界如此无味，我们大部分人过得如此庸碌，谁有资格要求那些每日观察世界，天天跟踪吾辈生活的人应该要活出英雄的气慨呢？渐渐地；　我看懂了那些小小的感慨。这些年轻的作者背负了社会期盼的重担，然后一头栽进黑暗的泥沼，试图有所作为，但常常只能落得无奈如你我，奔走在随时变动的墙壁之间，进退于怎么也看不透的迷雾阵中。他们的感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有时欣喜，就像我们也曾体验过的难得喜悦。既然记者算是我们的代表，替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都能亲眼看见的世界，帮我们说出一些不一定有人要听的小小抱怨，所以他们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也就不难领会了。如今我仍然仰慕英雄，但我更能认同那些和我很像的凡人。
　　　。　想看书来

王小山：好记者都有一副好下水
在中国，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种是在南方都市报以外的地方工作；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做记者，一种是做编辑、主任、总编辑……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在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还不安生，想破脑袋多做一些，这些人，就是本书的作者们。
　　简单地说，一批一线记者，放下“屠刀”，写新闻以外的文体——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固然有很多作家出身于记者，但文笔好坏并不是判断记者好坏的标准，好在，这些人拥有真诚，他们的文章，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两个字。
　　好记者未必有一支好笔，但一定有一双好眼睛，一副好下水——我是说好肝胆。有理想的记者未必能成为好记者，但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的，一定不会是好记者，尤其是在南方都市报，缺了这个，会没有立足之地。
　　综上，你手里捧着的这本书，是由一批充满朝气、充满理想的年轻记者撰写的非新闻类稿件，可能是一个故事，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心情，可能是一个角落，甚至只是改变了一下看这些东西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平素采写新闻的近乎苛刻的严谨，开始抒发自己。
　　他们是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群体，30年来，深圳一直是中国之最，最前卫也最落后，最富庶也最贫困；前卫的思维，落后的管理，富庶的商政，贫困的打工人群……浓缩华夏，在这座城市做记者，拥有的是和任何人都完全不同的人生。
　　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或许得不到未曾有过的感悟，但一定会有未曾体验的经历。我们都不是记者，不可能像他们一样每天都和从未见过的人打交道，每天都遇到从未想过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人生片段挥洒给我们。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比记者经历更多，在我从事过的十多种工作中，记者也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份，那个时候，还有青春，还有汗水，还幻想着自己有足够的未来。
　　我曾经是个杂文作者、专栏作家、一线记者，也曾书生意气，也曾挥斥方遒，走遍华夏，踏过五洲。现在已经老了，安于朝九晚六，在办公室忙忙碌碌的日子，可我想，终究还会有一天，和本书作者们一样，再梦天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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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出入于垃圾成山的世界
1995年春天，我进入刚刚创办的《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南方报大院内就有一个大坑，此后十多年过去，那个大坑一直在，但到了2009年，当我告别这个大院时，一幢新楼刷的窜起来。巨变，总是不知不觉间完成的。
　　2009年秋天的一天，我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大院，回头看了一眼，忍不住笑了：在这儿，我留下了十几年的青春和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埋在那大坑里。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有时不免会想：在我死后，墓志铭上应该写着：这里埋着一个制造了数千万文字垃圾的人。
　　杜鲁门·卡波特曾经如此赞美弗吉尼亚·伍尔芙，“就听觉而言，她不曾写坏过一个句子。”而约翰·巴斯又曾经称誉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不可易一字”。一想到这个，我就满心惭愧。
　　这就好比一个屠户，最要紧的是磨好一把快刀，而对于刀下汹涌澎湃的肉块，既没工夫鉴赏，也来不及向它们道歉了。
　　新闻之所以新，恰恰因为它是速朽的。因此记者是一个跟死神赛跑的职业，但他写下的东西，不管写得有多么汹涌澎湃，可能第二天就尸横遍野了。尤其是在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手机时代，新闻刷新越快也就越速朽。或许你辛苦采访所得，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丁点转瞬即逝的谈资而已。
　　但不可救药的新闻理想主义者总是少不了的，有时候，“南都”这两个字似乎就意味着“新闻理想主义”。比如，有些“和死神赛跑”的记者，可能真的能帮助人们从死神那儿抢回生命——至少是抢回生命的尊严。
　　倒不是说南都记者就活该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悲壮模样，做英雄的机会毕竟是极少的，一个普通记者的常态生活基本上仍然是垃圾成山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终究是垃圾成山的世界。你呼吸着城市的肮脏，你忍不住想逃离，却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许这既不是爱也不是恨，一个记者能做的就是日复一日走进这个垃圾成山的世界。
　　但你也可以不时走出来，饮杯茶。这本书，就是一班生活、工作在深圳的南都记者的一场茶会。当然，茶杯里也可能犹有风暴。
　　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都市报大院对面高楼林立的珠江新城，也许就是南都15年的最好见证。15年前，珠江新城只是一片荒地，每天深夜编完报纸后，当时的主编关健会带大家走过马路去吃宵夜，如今他在另一个世界每天喝早茶读南都。那时候的珠江新城老鼠出没，垃圾成山。当年我宵夜之后不经意的一泡尿，也许浇灌了你今日每平米两万的豪宅……当我睁着血丝通红的火眼金睛，会恍然觉得有一头猛兽潜伏在荒芜的午夜深处。
　　是千万人的呼吸让这头猛兽渐渐成形。15年，南都犹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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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有文化的都没文化
“读书是一件很安静很私人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读书，读过很多书，不要讲出来；如果你会画画、会做几行诗，也不要说出来。”长着一双牛眼睛的陈丹青慢悠悠地说道，他不是读书人，读书不是用来炫耀的事情。
　　2009年11月，有幸采访了读书月论坛，这个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的人坐在我的面前，不到两个小时的讲话够劲。他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他的画，他幽默犀利、一针见血的言辞，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低调的谦逊。“明明是很牛×的人，可人家就是不说自己是读书人，不认为自己是大家。”在陈丹青看来，这是一种教养。相反，他回国后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动不动便说“我是读书人，雕塑系的”，“我是读书人，画画的”。说者无心，他可是替这些新朋友们害臊不已。
　　陈丹青说，现如今有许多人将“读书人”看做一种身份，就像名片上印的“处长”、“厅长”一样，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形成了一股风气。他说陈寅恪懂近20种语言，可是陈寅恪在填表的时候通常只填2种语言，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你都不会知道他懂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
　　若用陈丹青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几个月来我见到的某些作家便显得有些没有涵养了。记得11月的某个下午，我推开那扇通往采访地点的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见传来“我这本书不仅仅是上一本的延展，内容上有一些突破，文本写作也比上一本好”。待我恍过神来，才发现所有的记者都坐在一旁，静听对方自吹自擂。做过主持人、策划人……她也太了解媒体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点了。什么第一，什么特点，什么突破，不用你问，对方会自我缴械，通通告诉你。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今天这气场不对呀！”
　　按理说，遇上这样的采访对象，我应该很高兴才对，都省了我去问问题了。可受了陈丹青的熏陶，心里总在想“打书”也不要太高调吧。亦舒曾有一句经典名言，“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或许每个人都曾有过想炫耀的心理，真正地做到没有自卑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有些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才是表扬，自己说出来便变了味道。亦舒说，“真正的才华如火焰般难以收藏，总会燎原”。
　　（吕婷）
　　

一条狗的符号意义
宠爱也好，杀戮也好，不会有人去征求一条狗的意见。
　　2009年3月10日，那条为同伴守尸六小时不吃不喝的情义犬，再次成为动物界中忠诚的代名词。一位爱狗的朋友问我，当看惯人性百态开始变得麻木之后，需要从狗的身上去重温纯真的情感，学会以真诚和忠义待人，这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说那些美好的本性其实一直都埋藏在人内心的最深处，只是需要被激发唤醒引起共鸣。忠诚和情义的化身，这些都是人给它添加的一种符号意义。
　　在经历和同伴的生死离别后，那条义犬开始逐渐重归正常的生活。代为领养义犬的巡防队支队长说，除了偶尔的情绪低落外，义犬已经恢复进食，偶尔还和巡防队里的两只同类嬉戏。只是听闻的人们纷纷前来看望，有的还想高价领养。有人想领回家当宠物，有人想用它来看家。
　　养过狗的人大多对狗有很深的感情，小时候为了外婆家一条被人毒死的狗，我曾伤心了一个礼拜。童年的印记一直影响到现在，以至于成为一名记者后，我还经常主动去选择一些狗的题材，不过采访的经历总是令人不快。
　　在梅林关附近的一家地下屠狗场里，近百条狗被关在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旁边是用汽油桶盛满的开水和一地的狗血。不时地有同伴被挑出在附近宰杀，以至于狗都出现了条件反射，看见有人靠近就纷纷往角落里躲，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在曝光这些非法的地下屠宰场的同时，我也在想，消费决定生产无法改变，只要有吃狗的人存在，这种场面无止休。
　　人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在狗的身上格外明显。中国的生肖纪年中有狗年，而埃及人自认为是天狼星的后代，崇拜神的形象也是狗面人身。在抽象化的想象空间里，狗似乎是一种正面的化身。而在人类的语言中，狗却基本上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脏话中用到狗字的地方自是不必细说，狐朋狗友说的是交友不慎，狗仗人势比喻借恶作乱，狗皮膏药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狗追耗子多管闲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被驯化驯养到现在，狗与人类共存至今。只是经过从漫长的农耕时代而迈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狗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最早的看门护家，到后来的宠爱玩物。之前被广泛认可的描述被加以戏谑的后缀，一位知名网友半开玩笑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肉很好吃。
　　宠爱也好，杀戮也好，不会有人去征求一条狗的意见。我常想，狗眼中的人类世界到底是何种面目。如果有一天人类和狗的世界互换，它们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后，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曾经的主人。
　　（郭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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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探寻我的姓名是不是有某种更深的含义，以期能为所谓卖文为生的穷酸心理找到一种*布，后来看到老子《道德经》中有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引申一下，“有友若水，不亦乐乎”，大概就可以和我的名字靠上边了。
　　我欣喜的不是找到名字的起始意义，而是惊叹，我的名字是教人向善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也因为此，身为记者，总是在内心留存着善意、善心、公平、正义，就连宣传部门都要刻意淡化“弱势群体”这个词，而记者在工作中，可以说无形中是在为“弱势群体”呐喊着。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道义有时候并不站在弱者一方，有时候，记者的善良会成为被利用的把柄。
　　在大家心目中，对城管的印象并不好，有一次我接到红岭路一个小贩和城管起冲突的线索，到现场后发现因拍摄小贩和城管冲突而被打的一名无辜路人穿着个烂红褂子在现场等着，他的一番倾诉，让我不由地产生了同情心，最后在稿件中，字里行间也多少为小贩说了话，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所谓的路人，其实是小贩的老乡，甚至还带着亲戚关系。
　　布吉大芬的芬龙一巷是乱摆卖一条街，路中所有肉菜摊点都是无证无照经营。从我的个人认识讲，摆摊者往往困难，睁只眼闭只眼也罢，但这里情况实在有点糟糕，除了蔬菜，还有卖鸡鸭鱼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工商部门监管的，安全隐患可见一斑，至于卫生也是差得离谱，月薪800元的扫地阿姨就是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