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艺丛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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鏊�与猴拳的关联。姜氏解释说是当年因见群猴嬉斗于山中，彼此往来，纯任自然，又有老猴婆娑作舞，凝神敛气，刚柔相济，故才创立此拳，恐怕也是臆想的成分多些。关于这部分，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可惜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里南拳北腿、练着去打金牌的朋友，不太能跟我解释呢！
　　

淡水海盗小考（1）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郁永河还在《稗海记游》卷中说：「君不闻鸡笼、淡水水土之恶乎？人至即病，病辄死。凡隶役闻鸡笼淡水之遣，皆啼嘘悲叹，如使绝域。水师例春秋更戌，以得生还为幸」，认为这是个近乎蛮荒的地方。
　　但早在郁永河之前一百年，此地就早已是个海上贸易的重镇了。一五九七年，万历二十五年，《明实录》载：「福建漳泉滨海，人藉贩洋为生。前抚涂泽民议开番船，许其告给『文引』于都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这是针对当地行之已久的海上贸易行为予以合法化、规范化，纳入官府管理。所以出海贩贸需要获得官方许可文书，以便抽税盘验。而所认可的合法经贸地区，即包括「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城、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
　　当时所称西洋，指「暹逻、柬埔诸国，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春明梦余录》载傅元初疏）。西洋，指今南洋一带。东洋本应包括日本，但因正值倭乱，使明人观念上把日本排除在经贸往来的范围外，只指菲律宾群岛、文莱一带为东洋。淡水与鸡笼，亦属于此一范围，故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淡水厅附考引《谈荟》云：「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络、沙瑶、吶哔啴、美洛居、文来、鸡笼、淡水」。
　　鸡笼淡水在整个东西洋贸易活动中，又有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距漳泉最近。乾隆年间《海东剩语》卷六说：「有某把总者云：曾驻防上淡水。福州近海渔人，于五月初四夜，网取海鲜，顺风而渡，及晓，即至上淡水」，似海行只须七、八更便可抵达。不但平时漳泉一带渔民来往频繁，更是东西洋贩贸者要将货品运入中土的门户或前哨点，也是货物的集散转运要地。
　　但由于朝廷实施海禁，于是这些货品便成了「私货」。想把私货运入内地，须靠两种方法，一是文的，以交通官府、纳贿献金为手段，把货贩入内地；另一种则是武的，靠走私偷渡，强行运入。《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徐学聚疏云：「海禁不通，则方物不至。每值东西洋船私寄数金，归索十倍。稍不如意，则诬为漏税」，讲的就是地方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之状。据说其时「拷掠之毒，怒尽骨髓」。因为该地民众本来就以此为生、以渔捞贩贸为业，如此做为，其虐民可知。何况，官吏还自营私贩：「又私遣人丁四出越贩，动经年岁，搜求珍异，假国用以入私囊」，人民怎能服气？官逼民反，遂只好自求多福，靠自己的本事走私偷渡，强行货贩了。
　　这样，就变成了海盗。

淡水海盗小考（2）
海盗，在此时有两种意涵：一是因海禁，故凡「贩洋为生」者，其实都是定义上的海盗。二是因政府既不保护贩洋为生者，贩洋者海上的安全，便须仰赖海上武力集团，或自己结成武力集团。而贩殖所获，须要销售转运，又为政府所不许，或遭政府所剥削，则势不能不依本身之武力强行输运，此则为实际的海盗。两者在晚明，受客观政治环境之影响，渐渐混为一谈。以致鸡笼、淡水等海上贸易奥区，渐竟成了海盗之窟穴。
　　《明实录》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即载「巡抚福建刘尧诲以海寇林道干警报闻」。林道干的大本营，就在鸡笼淡水。
　　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封域志建置部说：「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干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干遁入台，大猷不敢进，留偏师驻澎。道干旋遁占城。澎之偏师亦罢，设巡检以守澎湖。万历间，海寇颜思齐据有台湾，郑芝龙附之」。占城，在今越南。林道干大抵往来于台湾越南一带，而其势自嘉靖间已盛。
　　从这段记载也可知道当时海寇与日本的关系匪浅。俞大猷抗倭事迹中，有一大部分就是与这些海寇相周旋。抗倭也者，所谓的「倭」，就包括林道干、颜思齐，乃至后来的郑芝龙。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载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巡抚江右命都御史刘一焜奏谓：「浙地滨海，所在防倭。温、台、宁三区，俱属要冲。鸡笼、淡水二岛，正对南麂，尤当日夕*者」。温州、台州、宁波区域，倭患最为严重。南麂在温州区，其所以日夕*尤为谨慎者，正因鸡笼淡水为「倭」之根据地也。
　　次年，八月，同书又载福建监察使李凌云奏说：「问其何故侵扰鸡笼淡水？何故谋据此港？何故擅掠内地？」因当时我国已获琉球通报，说日本想占领台湾北港。这北港，其实就是淡水。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风俗志，番社风俗条引《名山藏》说：「鸡笼淡水夷，在泉州澎湖屿东北，名北港，又名东番。永乐中，郑和入谕诸酋」。明朝自郑和以后，大抵已将台湾视为领土的一部分，虽未建置，但已如「荒服」「藩属」之类，任其自治。故对日本人想实质占领或侵扰仍甚介意，所以才有这样的诘问。
　　「侵扰」跟「占领」并不一样。依海盗的习惯，生涯本在海上，陆地不过做为暂时止泊、休憩、补给、维修、积藏货粮之处。他们进攻内陆，大抵也只为了掠取财货，并不想占领久居。「倭寇」在浙江福建一带寇掠，即属此种。鸡笼淡水，同样也曾遭掠劫。但这个地方也提供给他们休憩、止泊、积货、贸易的便利，因此也成为他们的根据地。可是这是海盗式的傍水扎寨，而非真正进行占领统治。明朝说：「上年琉球之报，谓汝（指日本）欲窥占东番北港，传岂尽妄？」则就是说日本有意夺占台湾，如丰臣秀吉欲夺朝鲜一般。次年，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黄承玄奏云：日本「家康物故，其子代之，欲有事于东番」，即指此而言。这就不是海盗所能干的事了。大概日本政府有运用当时海寇的海上势力，实施国家领土扩张之谋，故明朝防倭才显得如此慎重。而防倭一事，纠缠在海岸人民生计、远洋贩贸、国防战略之间，也才会愈弄愈复杂，难以董理拿捏。　。。

淡水海盗小考（3）
鸡笼淡水的地位或角色，在其中也就格外暧昧了。一方面，它是海寇聚啸之地，明朝不但无法有效统治，而且还视之为敌区。所以「鸡笼淡水二岛正对南麂，尤当日夕*」；林道干遁入台湾后，俞大猷也不敢轻率进兵。《闽海赠言》载林有标〈沈宁海将军自淡水奏捷，两汛无警，小诗赋赠〉云：「受降城筑未经秋，捣穴宣威至淡流……」，也明显以攻入淡水为直捣敌域。从这一方面看，淡水不啻域外，乃匪区也。可是，另一方面，《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福建巡抚刘学聚语，称：「诸夷益轻中国，以故吕宋戕杀我二万余人，日本声言袭鸡笼淡水，门庭骚动」，又明明以鸡笼淡水为中国之地。
　　林道干、颜思齐、郑芝龙等海盗，即游走于这个暧昧的空间中。既是中国人，又是倭寇；既是商贩团队，又是劫掠者。
　　郑成功以后，海盗的角色大变，原本被明朝视为「倭寇」之一的郑家商盗船队，一转而成为明朝的国家武力。原本傍水扎寨式的占据，变成了领土统治。屯田拓垦，经营台湾，也成功地使其海洋事业转型为农耕型态。这时，倭人才暂时停止了对台湾的染指。海上贩贸固然仍在进行，但台湾是以国家的身分在担任东西洋货物转运站这个角色的。
　　明郑灭亡后，台湾做为清朝国家体制中之一部分，情况并无改变。但清朝的办法，是更强化其农耕性，削弱其海洋商贸性格。即使商贸，亦只以台湾与内陆之关系为主，减弱台湾在东西洋贸易中的地位。
　　因此，迟至咸丰元年，洋船始能在淡水鸡笼依商贸易，官照商船征税。其余香山、中港、鹿港、鹿耳门、打狗及各大小口汊，一律禁止洋船贸易。道光三年，打狗港及鹿耳门才开禁。见《淡水厅志》赋役志，关榷部。
　　可是，台湾在海洋经贸上拥有的地位及力量，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扼止，故而在清朝统治期间，海盗依然是不断出现的。康熙六十年，《东征集》载〈檄淡水谢守成〉云：「昨情擒获孽丑黄来，供称台湾山后，尚有匪类三千人。皆长发执械，屯聚山窝，耕田食力，又有艘舰往来」，可见此即海盗之不服清朝王法者。
　　这类海盗，大约不少。嘉庆以后，蔡牵之声势则最惊人。
　　清朝与蔡牵鏖战多年，相关战报、奏折，均见于《台案汇录辛集》。起自嘉庆元年，止于十八年。
　　蔡牵的船队来往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在台亦无固定根据地。十年闰六月兵部奏称：「该匪为内地舟师跟追剿甚严，屡次窜来台洋躲避，兼可截掠商船，视为利薮」「台湾地势袤长，滨临大海，自淡水沪尾起至南路之东港止，计程三千余里。港汊纷歧，在在可以通舟。匪船乘风伺劫，或南或北，往来靡定」，即指此。
　　其势似甚大。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许文谟上奏称二月间进犯盐水港的海盗就有「贼匪数千人」。七月，兵部资料载鹿耳门大捷，「夺获并击沈匪船二十一只」「击毙、淹毙股头贼目匪犯一千六、七百名」「搜获伪印一颗，上刻『王印正大光明』六字」。此役清军共调动船四十二艘，又有义民洪秀文捐助船四十五只，才能合击成功。蔡牵船队此次仅出动三十三只，所以寡不敌众。但由其数量，亦可以想见他的声势并不下于清朝台湾水师。滋扰甚久而一直难以平抚，不为无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淡水海盗小考（4）
蔡牵船队固然袭泊之地不定，但淡水一直是他经营着力之处。故嘉庆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军机大臣谕：「朕闻淡水沪尾以北山内有膏腴之地，为该逆素所窥伺，此时或又窜往，亦未可知。赛阿冲可派兵前往，相机办理」。同年三月廿六日，闽浙总督玉德奏也称：「上年十一月内，（陈花）随同蔡逆盗船驶到淡水滋事，该犯在沪尾上岸打仗」。同年八月三十日，刑部为内阁抄出福州将军赛阿冲奏会移亦云：「淡水沪尾地居极北，逸匪尚未尽获」。十三年，正月廿四日，赛阿冲又奏：「朱濆帮船，三十余只，先窜至鸡笼洋面。……又匪船窜至沪尾」。十八年十二月廿一日，闽浙总督汪志伊题本亦载：「陈刚，原任闽浙督标右营外委，管带兵丁拨付台湾剿捕蔡逆，留防台湾沪尾海口」。
　　这些纪录，都显示了蔡牵的根据地之一就在淡水。清朝水师之防务，也以淡水最为吃重。因此，嘉庆二十一年八月，福建巡抚王绍兰奏，说巡阅台湾澎湖兵营，分别等第时，台湾水师中、右、左三营及沪尾水师操练最精，为第一等。台湾城守营，「艋牛�、噶玛兰二营，布阵连环，紧凑得法，藤牌跳舞，亦属便捷」，为二等。水师南路则弓马软弱，为第三等。这种排序，正反映了当时防务吃重的程度。
　　依清律，凡逮到海盗：「江洋行劫大盗，立斩枭示。又洋盗案内，接赃仅只一次者，发黑龙江给打牲索伦达呼尔为奴。又，被胁服役、*者，杖一百、徒三年」（嘉庆十一年，三月廿六日，闽浙总督玉德奏折），处罚不可谓不重。可是海盗之势依然如此之大，只能说是官府断了人财路，所以趋利者不绝，络绎于海上了。
　　据嘉庆十年四月十四日闽浙总督玉德奏称，当时总兵吴奇贵「身为大员，于海洋匪徒肆扰，自应认真奋勉缉捕。乃竟心存畏葸，屡催不应。丧心病狂，实出情理之外」，应予革职。此即可见当时海盗声势足以令官兵畏战。
　　后来经王得禄等人戮力整顿、奋勇力战之后，情况才好转，蔡牵等人之声势逐渐销戢。但海上之盗，并不止息。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十一月初九，有上谕云：「所称淡水之沪尾、鸡笼及噶玛兰一带洋面，又有匪船游奕等语。从前洋面大帮贼船往来肆劫，剿捕多年，始行净尽。比年洋面肃清，何以忽有匪船游奕？王得禄系水师提督，洋面皆伊所辖，责无旁贷。此等匪船若不及早扑灭，听其勾结，又成大帮，必致滋蔓难图。着该提督即分饬舟师出洋擒捕」。这就可以证明海上之盗是不曾止息的。
　　而且，嘉庆皇帝还没有弄清楚的是：这时再度死灰复燃的小股海盗，乃是新海盗时代的先声。带来的，乃是比从前「洋面大帮贼船」更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以西方国家力量来叩清朝海关关口的新海盗时代！
　　嘉庆君在发了上面那道上谕之后不久便过世了。道光继位，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姚莹《中复堂集？上孔兵备书》有云：「牛�板夷船，以贩鸦片禁烟，为粤省驱逐，窜入闽洋。总督、巡抚、水师、提督，严檄沿海文武官勿任停泊。自本年三月至鹿耳门外，郡中禁严，遂使至鸡笼。而淡水奸民恃在僻远，潜以樟脑与易鸦片；水师任其停泊，经时不更驱逐。此中弊情，固显然矣」。这就是指英国来贩鸦片的事。
　　以后经历鸦片战争，列强更番入侵，法国海军甚至进攻淡水。这些事，读近代史者无不知之，故不备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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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经九论（1）
一、圣典崇拜
　　刀经拳谱、武笈秘录，在我们社会上，因小说电影电视之渲染，已形成一种「圣典崇拜」。大家相信最高的道理即存在于经典之中，只要获得经典，依法修参，便能证得无上菩提，登至最高境界。所以，为了获致经典，不惜巧取豪夺，大动干戈。取得经典后依之修行，亦为必循之径路。
　　圣典崇拜是各宗教各文明中普遍之现象，武侠世界自然也不例外。但武侠文学中出现这个现象的时间甚晚。早期只有侠义小说曾有宋江获得九天玄女三卷天书之类故事。可是天书玄秘，通常都是没有字的；仅在危难时焚香祝祷，才会示现天机。此亦为圣典崇拜之一种类型，然非尘俗世界得能仿效。尘世的武林，把拳经秘籍讲得最活灵活现的，是金庸的小说。我们试想：若无《九阴真经》《九阳真经》，射雕神雕诸传的英雄侠侣们还唱得成戏吗？若无《辟邪剑谱》《葵花宝典》，令狐冲林平之的曲折故事恐怕也讲不成了。同理，小胡斐的本领，全凭一册胡家刀谱。有人偷练了前面几页，便成了技击名家，经典之义，斯可谓大矣哉！
　　金庸之前的武侠小说名家，谈论秘笈者甚少，金庸则几乎每本小说均以秘籍为其情节核心，秘笈又特别多。九阳真经、九阴真经、辟邪剑谱，葵花宝典，胡家刀法之外，如六脉神剑、易筋经、紫霞神功、*心经、乾坤大挪移等均是。其小说之模式既以此为特点，当然也就因此而形成了格套，看来看去，似曾相似，不免有自陷窠臼之嫌。故以秘笈为叙事核心，乃其创格之成就，而亦遂为其缺点之所在。
　　何况，秘笈固为昔贤所创，笔录以传世。后世岂即无贤能之士，不能自我创获，非取而诵习不可？金庸笔下的圣典崇拜，往往被形容成武功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谁只要能得到圣典，便可练成当世最高的武功。此固为圣典崇拜之常态，但经是死的，人是活的，因崇拜经典，遂拒绝灵活通变、因革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