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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风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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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内俱焚之感。除了需要寒食、寒饮、寒卧，还要疾走行散，于是当时的名士多不修边幅，或登高而歌，或戏衣而走，处于一种发神经的状态。魏晋时的衣着也多宽衣博带，又常常借酒发散药力，豪饮无度，陶渊明所说的“登东皋以舒啸”大约也是服散后的一种发泄方式。服散之风可以视为一种吸毒，带来的只能是一时的飘然恍惚，最终是会要了性命的。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5）
服用丹石类药物又与道教的炼丹术结合起来，其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代。李唐王朝死于服用丹药的皇帝有四五位之多，就连李白、韩愈这样的文人也不能脱离丹石药物的诱惑。正如白居易晚年《思旧》诗中所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种风气至宋代稍歇，而文人对医药的兴趣并不因此而减弱，苏东坡就是一位知医理、明药物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懂得食疗养生的人。他经常研究医书药典，自拟方剂，研制出不少治病保健、食疗养生的方法，如用茯苓面和蜜调制治疗痔疮，自制“雪羹汤”降逆化痰等。他尤喜麦门冬饮，曾作诗述之：“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常常饮用，自然有益于睡眠。
南宋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有许多关于医家和医药的叙述，其中既有朝廷的医官，也有博儒之医、草泽之医、隐逸之医、巫术祝由之医和僧道之医。书中十分详细地记录了他们治疗的成败和药物的功效。洪迈本人是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大学士，但他一生对医疗养生十分留意，自己也通医理，以至活到八十高龄，也足见宋代士大夫阶层笃好医药之学的风气。
陆游的先祖陆贽是唐朝名相，也是精通医药的专家，著有《陆氏集验方》。陆游宦游四方，也注意收集各种药方，经过审慎选择，在淳熙年间（1174—1189年）刊刻了《陆氏续集验方》两卷。《剑南诗稿》中也多见他诊病的记录，不但能医人，还能自医，除了开方子，也能灼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灸法，如《剑南诗稿》中就有《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门外》的诗作。他还通晓药理，因*性清凉，故汇集*作枕，并作*枕诗。直至晚年，他还在自己的小园中开辟药圃，种药、采药、煎药，过着“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的悠闲生活。
辛弃疾是擅用药名填词的词人，他的《定风波》一首用药名招善医的婺源马荀仲共游雨岩，与词义浑然一体，毫无牵强之感。传说他还有《满庭芳？静夜思》一首写给妻子，表达思念之情：“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黄。”全词共九十一个字，却含有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柏叶、桂枝、苁蓉、水银、半夏、薄荷、钩藤、常山、宿沙、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等二十四味中药名。这首《满庭芳》并未收入《稼轩词》，不一定就是辛弃疾的作品，或是后人附会，也未可知。
明清小说家中谙于医道的不少，《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位通晓医药的作家。在三十六回中，有一首唐僧的七言律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其中嵌入药名益智（仁）、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竹沥、茴香，读来颇有趣味。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6）
无独有偶，蒲松龄也是一位能将药名嵌入小说的作家。他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有关医药的描写，他还发明了桑菊茶，作为治疗和预防疾疫的日常饮剂。作《荡寇志》的俞万春更是深通医道，一度曾悬壶西湖之畔，济世活人。
在中国的文学名著中，融入医事药方的莫过于《红楼梦》与《镜花缘》。据统计，《红楼梦》中有中医术语名词百余处，有方剂四十五个，中西药物一百二十七种，病案九个，涉及内外妇儿各科。《镜花缘》中的医药描写则更为具体，涉及的病种更是十分广泛，如痘疹、便血、痢疾、中暑、外科的跌打损伤、妇科的崩漏胎产、儿科的高热惊风等。不但有医案病理，还有具体的加减经方和传世验方。难怪钱锺书先生写《围城》时，有方鸿渐的老太爷让他在乡下闲暇中，抄录《镜花缘》中方剂的情节。从小说中摘取方剂未免过于迂腐，大概是为了消遣而已。曹雪芹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都不是医家，但能以如此精深的医学知识融入文学作品，足见他们学识的渊博，也可见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外，医药方面的修养也成为旧时代文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初文人傅山，字青主，是位极有个性且十分渊博的通儒。他的诗、文、书、画成就都是极高的，同时他也是位专业医家。他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妇科为最。他的《傅青主女科》是清代传世的妇科专著，至今仍是传统医学中必读的经典之作。傅山广交游，既与终身不仕清的顾炎武有交谊，也与有“贰臣”身份的曹溶有往还，顾炎武还曾为他的医著作序。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历来在中国士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后世将这句话或系于诸葛亮、或系于范仲淹所说，其实表达了一种儒者为医的无奈，也表达了一种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医学家中有很高文化造诣的人也为数不少。清代吴门温病大家薛雪（1681—1770年）就十分突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长洲（苏州）吴县人，与叶桂（天士）齐名，同是清代吴门名医，至今影响卓著。他曾选辑《内经》傅青主（山）草书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后来门人弟子又辑成《扫叶庄医案》和《薛生白医案》。薛雪所著诗文甚富，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等。他擅画兰草，广交游，享誉吴门，可惜很少有作品传世。曾见罗两峰（聘）《饭鬼图》，画幅上下左右有四家题跋，分别为蒋士铨、赵怀玉、吴锡麒、薛雪，皆是时居吴门的名士，可谓珠联璧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与三位医家的往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薛雪之外，尚有赵藜村和徐大椿（灵胎）两位，赵藜村曾以*汤一剂治好了袁枚的阳明暑虐，因此袁有“活我自知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之诗句，后来赵也有诗回赠曰：“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袁枚也很推崇徐大椿的诗作“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以为佳句。可见当时医家文化素养之深。
以书目文献学、佛学和古钱币收藏著名的丁福保同时又是一位医生。青年时代曾受业于王先谦，读《尔雅》、《说文》、《水经注》、《汉学师承》等。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赴试却未能考取，而且正是在此期间，其父患肺病去世，于是他抱恨终生，从此不再举业。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任生理卫生教习，两年之后辞职南返，悬壶为业，其后又在端方的举荐下，赴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进修。从此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中西医研究会，提倡中医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悬壶行医垂三十年。丁福保是大有慧根的人，他初读《释氏语录》，既为佛学所感染，后又结识精通佛学的居士杨仁山，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皈依佛门，戒荤茹素。行医之余，刊印、编写了大量佛学书籍，最著名的是《丁氏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五十年代末，他的学生周云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先君同事，那时他正为丁福保整理《四部总录》的“医学编”和“算学编”等。丁氏还精通文字训诂学和古钱币的收藏鉴赏，他编辑的《古钱大辞典》至今都是收藏鉴赏古钱币的重要著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7）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儒医”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下海”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1）
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国的老朋友送来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题目是“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与中国古陶瓷收藏”。我对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却真是感到中国收藏界对珀西瓦尔？大维德（Sir Percival D*id，1892—1964年）的了解太少了。大维德是西方研究中国古陶瓷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权威，他的收藏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陶瓷收藏者引以为参照的重要依据。其实，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大维德藏瓷谱》，当时仅印刷了三百余部，并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介绍，请院古物馆馆员滑仙舟先生题写了书名。大维德曾经翻译过中国的《格古要论》，但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翻译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毕生实践的心血凝结。
1961年，大维德已届垂暮之年，他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赴美国举办艺术展览，立即从伦敦飞赴美国，并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恳请他们让他触摸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话说，这是他向中国古代工匠们作最后的告别。
也许，这就是一位收藏家对属于全人类艺术品最真挚的情感——尽管这些藏品并不属于他个人。
从小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常常为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经常在归来堂品茗对坐，两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题稽考对方，“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每在相国寺收集到藏品，则“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这种夫妻之间的雅趣，读来令人神往艳羡。有时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涩，甚至“*市易”。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第二天即要付款。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终因凑不齐二十万而在次日将画还给人家，于是“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正是经过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在经过二十年之后，完成了《金石录》。遗憾的是，当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时，她与赵明诚数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叹。每读至此，我总会潸然泪下，这种感动，或许并不仅是对他们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对这种无奈的达观所感到的切肤之恸。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是怎样以鉴藏钟鼎卣彝、书画碑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度过闲暇的时光：“拓字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于是感喟“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所说的“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大抵也是这个道理。
收藏之道，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对前代器物的收藏。但《左传》所称的“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指的是历史遗留的礼乐典章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文物”含义是不同的。隋唐时期对文物的理解更为广泛，骆宾王“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不仅指的是文献和文物，同时也包括了历史遗迹。
其实，对于文物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自汉代以来就已形成传统，历代皇宫中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文物艺术品。西汉武帝设置秘阁，收藏图书；东汉明帝好尚丹青，别开画室。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收藏和聚敛了大量的文物，甚至后蜀孟氏、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收藏也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替，都会有大量文物毁于兵燹水火，幸存部分或为新政权接收，或散失于民间。唐代的《贞观公私画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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