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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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　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见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罪恶，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
　　重庆方面将常德受细菌攻击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悉尼，悉尼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事，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就是进行了细菌攻击，科学家们也不相信会有如此惨烈的效果。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
　　“简直是无稽之谈，证据似乎并不充分。”英国的卫生医学研究评议会上，英国的专业人士说，“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会导致病疫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英国的科学家一语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跳蚤怎么会感染鼠疫？感染鼠疫的老鼠从飞机上投下，细菌为什么不会死？
　　英国生化学家普遍对飞机上投下鼠疫菌持否定态度，直到1992年3月英国生化学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经验还是认为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细菌会全部死亡。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等人组成的调查队前往。陈文贵是国民政府仅有的1936年应联合国卫生部邀请到印度的哈福金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到达常德之后，11月25日解剖了前一天死亡的常德第五个患者（男，二十八岁）。陈进行了细菌培养、动物接种等实验，从医学上证明了该患者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同时到常德进行工作的还有鼠疫专家、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防疫专门官员pollitzer博士；他经过独立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军飞机攻击直接有关的结论。12月30日，pollitzer博士致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Pollitzer博士通过一些途径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事实，他认为“鼠疫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常德”。从日军撒播东西到发病只有八天时间，“从落下物中现生出的形态上同鼠疫菌相似的细菌”，是“极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pollitzer博士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而他认为湖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跳蚤。在pollitzer博士的推动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文章；《旗帜晚报》报道了pollitzer博士解剖感染老鼠的报告。
　　陈文贵和pollitzer的报告是严谨而无可置疑的。美国和英国利用自己的独立情报网获得了中国受细菌武器攻击的相当准确的情报。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自己的细菌武器。1942年夏天美国联邦防卫机关设“战争研究部”（WRS），出台了大规模研究化学武器的计划。同年，由三名专家独立地就细菌战问题写出了90页的报告，报告指出：“看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已不仅是业余爱好的运动了。”
　　1943年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在迪特里克堡和加里福尼亚大学两处大规模实施。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和原子弹开发计划一样，是美国战时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这两个计划都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比日本人晚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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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汇演（1）
没有人能想出或做出下列的事：
　　将人体的水分抽出，看抽出多少人仍能生存；将人裸体置于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看人会冻成怎样；给人换上动物的血液观察其反应；往人的肾里注入马尿；用人体来培养鼠疫菌，然后再去感染跳蚤，再用带鼠疫的跳蚤去作武器感染更多的人等等。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说：那真是“残酷的汇演”。“731部队活体之类的实验，是极其怪诞的。所以相比之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应该说是有些人性味了。德国的集中营被解放时还有犹太人生存，而731部队撤离时却将收容的‘圆木’杀害，因而无人证实内幕。”为《恶魔的饱食》撰写书评的人这样写道。
　　　　战败，销尸灭迹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一种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时代宣布到来。
　　三天之后的中国境内，苏联军队向南推进。很快部队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完好无损，但郊外的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没有任何损伤，但几个被日军隔离出来的地点却炸得体无完肤；哈尔滨纹丝不动，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墙无法炸毁外，其余的被彻底摧毁，一片废墟。
　　更为异样的是，这些废墟里成千上万只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黄鼠狼等，无人看管的病牛羊、驴子骡子，还有几百只猴子四处乱窜。瓦砾的下面，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头发、衣服的碎片和阵阵恶臭。
　　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件，当地居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日本军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关于高高围墙里的恐怖传说在老百姓中间流传，但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切行动都开始于苏联红军进攻的那一刻。8月6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的石井四郞中将就接到了大本营发来的命令：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苏军进攻的三天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平房区，就大火冲天并伴着阵阵恶臭　。
　　12日傍晚，排列在部队机场的炮兵队开始向平房区的主要建筑进行炮击。成排的炮弹打出去，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炮弹在建筑墙壁根本留不下什么痕迹，就反弹了回来。于是又调来野炮队，情况依然一样，四方楼太坚固了。后来又调来工兵队用炸药将建筑炸毁。
　　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部被杀害。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是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材料”，当时被收容在四方楼监狱里的有400余人，估计全部是用氯气杀害的，并就地在建筑的天井中焚尸。然后装在草袋中，大部分运往流经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丢入江里。
　　731部队的所有人——五十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日本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10日，三十三辆列车使用部队的专用线，从第一批开始撤退，直到14日下午7时最后列车开出，1700名人员家属和物资迅速地回到了日本。
　　12日傍晚，石井四郞因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
　　　　伯力审判：惊泄秘密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们繁殖鼠疫菌用来做武器；
　　他们向馒头、饼干、巧克力里注入细菌；
　　他们的焚尸炉日夜运转。。。。。。
　　他们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着细菌武器的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
　　这12名战犯是：
　　（1）山田乙三　　陆军大将　1912年陆军大学毕业　1903年起在日本军队中服务　最后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2）棧鼔V隆二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中尉　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作关东军医务队长
　　（3）高桥隆笃　　化学兼生物学家　兽医中将　　1928年帝国大学农业系毕业　最后任关东军兽医处长
　　（4）川岛清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将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曾任关东军731生产总长　　最后任日本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
　　（5）西俊英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中佐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最后是731部队训练总长并兼任驻孙吴支队长
　　（6）柄泽十三夫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佐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曾任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二军团军医处工作员
　　（7）尾上正男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佐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8）佐藤俊二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将　1923年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9）平樱全作　兽医中尉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10）三友一男　军曹　农业学校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残酷的汇演（2）
（11）菊地则光　上等兵　农业学校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卫生兵
　　（12）久留岛祐司　没有受过专门教育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162支队卫生兵
　　从这些人简单的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日本高等学府学医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
　　“是我准许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审判中承认。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山田不仅准许活人实验，而且直接领导并多次到731部队和100部队进行视察。他明白这些细菌武器的用途。
　　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731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被告川岛清供认：“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的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细菌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圆木
　　被用来作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都是抗日的中国爱国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至死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亲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圆木”中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约50名中国人喝了，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还有一次，为了检验细菌的效力，首先给50人注射了防病的药，50个人被分作5组，一部分人注射两次，一部分人注射一次，并且注射的多寡不一，另一部分人不注射，然后观察伤寒在这些人身上的反应。“这些人大部分都染上了伤寒症，其中有12人或者13人因病死掉了。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