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急电：有鱼子般颗粒落下
　　“上月28日，敌（日）机空袭金华，两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般颗粒落下，经人民收集送检，由省卫生处处长、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等五员严密检验，辨明系鼠疫杆菌……。”
　　这是1940年12月5日，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重庆行政院院长发的急电。
　　第二天，时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发出了同样的电文：“查敌（日）机近在浙江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检查断为鼠疫杆菌，传染堪虑，敬请转饬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见云和县《文史资料》。原件存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衢州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
　　浙江衢州。1940年10月4日凌晨。
　　这个清晨太阳照样升起，但这个清晨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一架日机飞临衢州城上空，旋转一周以后开始向下俯冲，到了200…300米的低空后，即沿衢州城的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一带的居民区飞，一边飞一边撒下了大量的麦粒、粟粒、破布、纸包和传单等物。来回往返两次后飞离衢州上空。
　　黄运兴住在罗汉井巷3号。这天早晨他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一家人赶紧躲进自家院里的防空洞里。当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后，立即发现了这次空袭与平常的不同。
　　黄运兴看到院子里，天井中，屋顶的瓦片上，到处都是麦粒、破布、小纸包，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打开门，门口和整个街巷里都是。
　　“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黄运兴说。黄运兴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两个姐姐是学医的，他们猜测敌机没有进行轰炸、空袭的时间也很短的原因，想到了可能是放毒。于是父亲让家人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扫起来烧掉，还用来苏水洒了院子。
　　黄运兴家的隔壁邻居是黄权一家，这一天黄权有事出门，家里有黄权的大、小两个妻子和七个房客。当他们看到麦粒的时候，也心存怀疑，这时有人提议：扫起来喂鸡，看看鸡死不死。结果是黄权的两个妻子和七名房客在几天之内全部死光。
　　10月10日之后，也就是在衢州受日机空投跳蚤之后，奇怪的现象开始在衢州出现，衢州的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它们并不怕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死。居民家里的角角落落死老鼠成堆，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居民们将死老鼠用簸箕扫出来，有时候，一所房子能扫出很多。
　　11月12日，家住柴家巷3号的吴家十二岁的女孩吴士英突然高烧、呕吐。后来大腿的淋巴结肿大，大喊大叫要水喝。“当时我只比我姐姐小一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床上抓挠，第二天早晨姐姐就死了。”现年七十六岁的吴士福说。（《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1999年11月中国三秦出版社出版）
　　不止是衢州，这次受到日军细菌攻击的还有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
　　1940年10月，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宁波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上空盘旋然后撒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着元泰酒店。麦子和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褀绥二十四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越来越重，11月1日暴死。
　　实际上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死者仅限于日本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污染区内有商店43家，住家69户，僧院一处，共计113户，人口591名。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制做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号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作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的也是阳性结果。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黑死病”袭击浙江（2）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四百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褀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的，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户人家全家死绝。
　　高将近4米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褀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四十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奔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褀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他回忆道：“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宁波是国民政府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崇山，空前之浩劫（1）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据义乌档案资料记载：“9日，发现六人继发鼠疫，病家及其邻近发现死鼠数十只。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区楼敬德家中发现死鼠五只。13日，隔离病院中，两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计发现死鼠一百余只。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城北门灵塘的水来自城东门的金山，老鼠们沿水沟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沟窜行到东门，使这一带成为鼠疫的第二高发区。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村落都成疫区。
　　据义乌县政府防疫机构统计：义乌城区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开始，当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内40多个居民点，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医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乡长求救电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城农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拜佛。
　　崇山一个乡（现在为村）　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崇山，空前之浩劫（2）
1942年11月16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读之令人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鼠疫“崇山株”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二十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日本兵烧村子那天的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放火的时候，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日本人赶着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初冬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