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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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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选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一个人顶一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在多伦多，闻一多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闻黎明就被王选拉住了，她向他讲细菌战诉讼。第一次见面王选就吸引了这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当王选听说闻在几天后就要到日本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到机场后怎么进东京吗？闻说不知道，王选掏出一千日元塞给他，说这可以打车从成田机场到东京。闻黎明说，对他来说接受这一千日元有点难为情，虽然他不会说日语，初到一个国家，但王选的作法却让他十分意外。
“这就是王选，她是一个豪爽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为别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士初识一个女性而接受她的馈赠时的难为情。但王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人。”闻说。
王选被评上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并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她。中央电视台也将王选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第一家企业的第一笔赞助。
王选没有地方放这笔钱，她没有组织，始终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她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接受这笔钱。于是，她将这笔钱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这笔钱进行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比王选小十多岁，但王选一直视张为她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战友。张连红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属于“行中”小字辈，不认识多少行中的人，也没有多少资历。1999年底美国抗日战争史维护会、日本的左翼学者、北京的抗战研究学者在日本召开一个研讨会，张连红递交了论文，王选看到了他的论文，就请他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张连红提交的论文是《南京大屠杀对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宣读论文却受到阻力，王选立即去找主办方，以激烈的“争吵”方式，为张连红争取发言：“就是从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发言，也不能拒绝对不对？何况从来都没有人从一场屠杀对个体心理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也记住了第一次谋面的王选。张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进行调查。一个八十八岁的叫韩秀英的老太太，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被抓走，她自己养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张觉得战争给人的创伤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个体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这一点和王选不谋而合。
王选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张连红给她派了两个研究生，负责给王选背包、买票、记录等全程的陪同。这让王选感动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独的上车下车赶路，乡间、城市奔波的当中有了伴儿，有了照顾她的人，她的感觉是“享受得什么似的”。
张连红将他所能调动的学生、所能提供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王选，他认为王选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她更是一个行走着的学者，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张的努力下，王选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这是王选第一次被中国学界所接纳。
1999年3月在王选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
1999年11月11日，王选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荣维木的引荐，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并成功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细菌战问题研讨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999年是细菌战诉讼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年。王选将细菌战诉讼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为了让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扩大数倍，王选成了一个演说家、鼓动者、活动家和宣传家。
王选在感动着世界，改变着许多的人，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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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1）
王选一审判决的法庭陈述被称为是“爱的陈述”。王选说：“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能使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从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痛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日本旧军人，把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来，让他们在剩余的不长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人们从王选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受害的和加害者，他们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与宽恕，罪恶与惩罚。王选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题。
王选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选甚至都不想让这场官司结束。她说，结束不结束已经没有意义，官司继续下去会有更大的影响。官司推动了人们对细菌战的认识，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诉讼。
在中国，人们对于细菌战诉讼 “求胜心切”远过于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关注；“民族英雄”的情结替代了对于诉讼本身的认识；爱国者们仍然更多地在网上活跃非凡，以口头论战消耗着热情；远离点击世界的细菌战受害者门庭依旧，媒体成为以受害幸存者为主人公的报道的最大收益者。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他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争创伤在悄然逝去。我们已经需要回到原点，回到为了“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一起点上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 王选说。
同样是细菌战，王选说她和日本左翼人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自己是从人类和平朴素的价值观去做的。这是她能够掌握的，政治是她不懂的。
王选对筱塚良雄充满同情，对一些国人的作法非常不满。她说，筱塚良雄的身体非常不好，又到九十多的年龄。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人多次让他到中国来，让他直接面对受害者，让他一次一次地忏悔。王选认为，这太残酷了。“他的证词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他来中国下跪？每一次忏悔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他已经忏悔过了，就应该让他彻底解脱，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而中国的一些人就是要这样一个下脆的姿态。”王选这样说会得罪一些人，说得有些尖锐，有些不中听，但这就是王选的说话方式——一句话道出事情的本质。但王选说的是事实，是实话，这句话里充满了同情。王选说：
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能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从沉重的十字架下解脱出来。日本老兵通过作证诉说放下了他们的负罪感。他们也是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加害就让他们下地狱，人不能永远带着负罪感生活在世上，他反省了，我们就应该宽恕。
“王选在两个纬度上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对战争的否定，和平是永恒的、正常的状态，战争不断地中断和平。王选能够站在和平与战争两个纬度上定义和平，这和现在很多人的和平观念是不同的。现在很多人容易走向以战争对抗战争，以恶来抗恶。再来一次战争把一切扯平。这是在西方很盛行的模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模式。用和平来制止战争，这需要全力推动。用和平来制止战争是对战争的否定，对受害者的修复，是限制战争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歌如此评价王选。
“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总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选的眼光已经变得更遥远。王选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日本人，他们没有理由来仇恨我们。
中日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事，但也是全人类的事。细菌战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阐述得比较差，没有高度。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已经积累了六十年，这就需要庖丁解牛，找准关键所在一点点分解。王选认为在搞清战争遗留问题时，以前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不全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现在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对话。对话，只有用和平对话的方法。对话，要搞清楚是在和谁对话。王选对现时对日的非理性情绪非常不满，她说，战争已经过了六十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跟谁在对话，我们对此不能没有一点感觉。现在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到中国来打过仗，我们跟日本人一讲话，就批判对方，指责对方，日本人听了几十年了，再说听这些话的人大多数是想来跟你对话的人，结果这批人反成了挨骂的人。最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少，这对中国绝对不利。
“对话还要寻找共同点，不然就不要对话，干脆打仗。”这是王选的话。
对话，还要有共同的话语。就像大家都调到一个相同的频道一样，在共同的话语相同的理念前提下才能达到一致。中日双方得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坐标，来谈历史问题。
“柏林墙已经倒了，如果我们还用冷战时期的理念、话语，日本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就与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王选说，“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这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为了人类能够找到扼制这罪恶的途径；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到细菌武器的伤害。细菌战诉讼一直强调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一定要日本赔偿，所以影响比较大。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到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我们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谈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日本侵略的是整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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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2）
王选认为，必须给“爱国主义”以一定的边界。日本在战前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时，就是大谈特谈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日本人一听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有点“感冒”，中日之间对话要从中日关系的单线中跳出来，寻找普遍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和平、人权、人类共同的命运。
“我不是民族英雄。”王选对媒体强加于她的形象进行反驳，“我也不是仇日的，不要将我符号化。”
王选深情地说：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
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通过调查，整理出来，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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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日本的过去任务艰巨
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进行田野调查，她从采集的受害当地的民谣里，解读出了细菌战留在老百姓记忆里的伤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丧母，悲不能已，为遣哀思自吟的长歌：
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
死了三天无人问；
亲戚路过不敢进门，
门口人稀无人走。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主要进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调查，他通过细菌战对一个典型中国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之处是会把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破坏是长期持续的，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中国目前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目前所说的20多个省100万死难者的数字，只是一个概数。王选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到日本，会遭到右翼的攻击。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对于在战争结束后六十年才统计出受难者数字的作法，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颇为感慨。他说，历史复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战士的死亡情况还好统计一些，最主要的是民众的伤亡。俄罗斯完成这一工作用了六十年的时间，中国当时正处于战时，户籍散乱，难度要大得多。但再难也必须做，这是一个民族应该做的工作。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它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打断了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步伐。徐勇说，1928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是8~9％，台湾的学者统计是，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好的阶段，被学者们称为“黄金时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和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台湾在70年代后才进入现代化。对于这种状况，中国以前没有充足的认识。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说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以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中日双方必须联合起来，充分利用双方资源，进行跨国合作。
徐勇说，这是一件万分紧急的事，中日双方的亲历者都在死去，也许，整理这段历史只留下了五到十年时间。
徐勇认为，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历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国家要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可以利用学界的力量做，但必须有资金的投入。徐勇说，目前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到战争受害调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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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
日本是研究日军在华细菌战最早也是成果最丰富的国家。据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向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从1950年至2002年8月，日本出版的细菌战书籍多达306部。
早在1993年，日本就联合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创办《战争责任研究》，发表了很多高水准的研究报告。比如研究者吉见义明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松村高夫是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部教授，森村诚一是作家，近藤昭二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等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秋山浩所著《731细菌部队》（群众出版社1961年12月，1982年8月重印），这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秘密部队的青年写的纪实类作品；此外，还有岛村桥的《三千人的活人实验》（原书房1967年）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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