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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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　”，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王选说。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她有苦没有地方诉。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她的苦没有地方讲。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
　　尽管多次嘱咐，还是有人落了队。日本的地铁是三层的，如果谁没有上去车，又着急地在里面转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等在原地，等着王选安顿好前面的一拔，再回来找。这也是出发前叮嘱过的。
　　后来王选一个人实在顾了首顾不了尾，就让丈夫来断后。有落下的，赶紧回去找。有一次义乌的张曙人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来不及搬就被地铁带走了。因为都是义乌老乡，平时又熟，王选就骂他：“你这个粗心大意鬼，我没时间，你不要烦我！”张曙连连表示，不要了，里面就是方便面和衣服，没什么。但过一会儿王选急性子下去了，就帮他找来一个会日语的印尼姑娘，让姑娘帮忙打电话去找，找到了再带张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烦事不计其数。
　　开庭结束后，一般是要安排请愿、游行和报告会的。这些还要忙几天。每天晚上，王选就被一堆记者包围了，因为原告们与记者有语言障碍，记者们都来找王选，有的记者为了能先采访到王选，就抢着给她背包。常常是一班记者在里面采访，一班记者在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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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2）
“有的人讲，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日本，可王选都不陪着看风景，王选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来烦我’。每一次乘车乘飞机的时候，别人都是东张西望的，只有王选一个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国人的肩膀，她就会把头靠上去睡。她实在太累太可怜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还要多。”王培根说。
　　七十多岁的王丽君是崇山村的一个农妇，说起王选她充满了怜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作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选一起生活了几天。她拿出家里保存的一张照片：王选和她一起坐在一个报告会的主席台上，但王选却歪靠在她身上睡着了。
　　王丽君说：“开庭的那几天王选根本就不吃东西，压力大，吃不下，也没有时间吃。每天只喝一点牛奶，开完庭了，才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
　　细菌战诉讼完全抹去了王选的家庭生活。
　　王选丈夫赵善灵的名片正面印着两行字：〃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背面印着：〃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
　　“但是认同并不等于就接受，”赵善灵说，“自从搞了细菌战研究，我就永远地成了王选的忠实听众。家里永远只有一个话题，你无法改变频道，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不能直接和她说出你的想法，你只能婉转地说，如果你直接说了，结果就是吵架。十多年了，我逐渐知道吵架是没有用的，就慢慢改变自己，忍受，接纳，认同。”
　　1999年闻黎明到广岛做报告，约好到姬路王选的家里去。大年三十晚上，闻黎明去了之后发现王选不在，只有她的丈夫在家。王选在东京开庭。
　　丈夫和王选老是见不到面，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房间里摆满了书和材料，生活在对付，很不认真。王选在日本的家还是租来的房子，也就40多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餐厅会客厅工作室兼用的房间，10平方米大小。另一个房间堆满了书，一张单人床顶着门，还有一间是卧室。闻黎明去王选家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很冷，用来取暖的煤油炉的煤油用完了，没人去买。实际上煤油是每星期两次有人到门口叫卖的，但就这样，家里也没有人去买；冰箱里也是空的。王选正月初二才从东京赶回来。
　　闻黎明说：“在日本，人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日本工作后也逐渐融入日本的生活。他们一旦找到工作后就和所服务的公司绑在一起。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开始为买房、买车、还贷等努力。你只能这样，不这样就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王选是个另类，她有匹夫的责任感。难的时候她常常问我：‘当年闻一多是怎么做的？’”
　　王选内心里也挺怜惜她的丈夫，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做我的丈夫挺可怜的。我们生活了几十年，其实一直不是一个节奏。我经常太主观了，太不给人自由了，我太强了太有意志了，他的空间就没有了。搞细菌战这十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候他在国内，我在日本，我在国内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国内，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选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选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无法面对人类那么血腥的事实。王选再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那么残酷的事实，更何况受害者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那么浩瀚的工程，一个人真的是难以承受。”何必会在看到王选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经常告诉王选：“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你不可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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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王选（1）
As　strong　as　a　man（强壮如一个男人）
　　As　simple　as　a　child（简单如一个孩童）
　　这是王选对自己的写照。王选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
　　早年王选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成为接管上海法律界的高级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选有着法律的家传。王选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到陆家嘴劳改。王选记得父亲清瘦而忧虑，眼睛望着黄浦江对岸很远的地方，对她说：“有些事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分出对错。”
　　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是父亲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风吹动着他的衣服，人也仿佛在飘舞了。每当王选苦闷而独自哭泣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样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王选的性格影响很大，她学会了记仇，并对压迫她的东西进行反抗，她的性格里有了暴烈的成分，爱恨情仇在她的性格里格外强烈敏感。她变成了一个鲜明的人，爱就爱，不爱就恨，爱就全部地投入，恨也刻骨铭心地恨。她更加敏于行动，像一团跳跃的火。
　　“文革”的时候王选家又因为父亲而被抄，王选的初恋也就此断绝。那是王选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感。一个漂亮的拉小提琴的男孩，姐姐弹钢琴，妹妹跳芭蕾，王选喜欢这一家的气氛，常去他家里玩。“他是第一个亲过我的人，我浑身颤抖，以后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家族变故带来的冲击让王选“想了很多年，恨了很多年，影响了此生很多事”。一直以来，听到“小提琴如如泣如诉的声音心都会颤抖”，王选把小提琴叫作“心弦”。
　　王选排行老大，性格最烈。妹妹和弟弟没有她那么阳光、暴烈、尖锐和强力。弟弟在王选眼里甚至有些女人气。
　　王选与弟弟妹妹相同的是一头来自母亲回民家族的卷发。王选的卷发非常美，她总是留得长长的，平时用一个发卡挽起来。和人放松地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摆弄她的头发，挽起放下，放下挽起。每当她一脸倦容的时候，把长长的头发一挽，立即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精力又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我想到宇宙上去，我是宇宙人！每当我烦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一想宇宙我就好了，就解脱了。”王选说。
　　2005年五十三岁的王选说自己感觉就像十八岁一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那时候背着包到井冈山串联，现在也一样，背着包到处走，边走边东张西望。王选的尖锐的性格和她明亮的眼睛很不相称，她说这可能是回族人的血统——热情，简单，敏于行动。
　　接触5分钟，你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阳光、暴烈、尖锐、强力、雄辩、敏捷的王选。她永远都是谈话的中心。话题的内容也永远都是细菌战、诉讼、中国和日本。谈话的每一分钟都能够感受她的强力的性格，她会用直率的语言推搡得周围人尴尬而脸红。不记王选仇的人就会成为王选的朋友，并被她感化。王选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认同王选的事业的同时也接纳她的性情和脾气。时间久了，王选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和这样纯粹的人交往不用设防，不累。
　　王选这样的人反而能做成事，因为她无私心，无顾忌，执著而充满热情，这样的人在人格上就具有了一种魅力。
　　在王选的世界里，只有两种状态：黑的和白的，对的和错的，坏的和好的。她穿的衣服总是黑白两色，她不喜欢中间状态，中间状态令她痛苦。日本的一个学者对她说：王选，你这人很聪明，但会断的。王选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没有办法让自己含糊起来。“不搞清楚就活不下去，”她说，“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可能我们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简单吧。”王选决不会承认混沌的东西，她最喜欢的状态就是一尘不染，清洌。她说她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选在调查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人性之恶。这件事本身的恶对王选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的双眼整天看到的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东西。我对日本人说，你们怎么会干出细菌战这样的事？这太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性格了！”
　　王选至今都不能面对这些恶，至今731进行人体解剖的照片她都不能直视，这样的话题她都不能听。而她又不得不直视，不得不面对。每一次王选都会流泪，会愤怒。看恶的东西久了，那恶就会在人的眼睛里沉淀下来。王选的眼睛原本非常清亮，现在这双眼睛里有一种冷冷的东西，时常会闪现出来。
　　日本老兵松本博在南京1644部队负责看管七个长、高、宽各一米的笼子。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以防止他们自杀。
　　王选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在日本，一屋子的日本人，中间还有律师。当讲述者讲完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悲伤，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一天到晚光着身子待在里面干什么？”另一个人语气戏谑地说：“在聊天。”然后是哄堂大笑。
　　“我再也待不住了，我就起身站到屋子外面，我感到我的胸膛都要爆炸了，我想大喊，想把他们统统杀掉！”王选瞪着大眼睛诉说着自己的愤怒。
　　王选说，不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反省这场战争是不够的，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讨回自己的尊严。
　　

爱恨王选（2）
和日本人的交往，让她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和中国人有太多纠葛的民族。日本人就好像是小人国里来的人，一片叶子都会好奇，都会研究半天，每道菜都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很可爱的。
　　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律师，都很震惊：“中国那么大！”日本记者敬藤昭二第一次到中国常德采访的时候，发出感慨：“啊！日本人怎么会到这么宽的地方来打仗？肯定打不赢的！”
　　但是这个民族在中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优越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神选民族”，是世界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出于民族的狭隘；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在某些事情上的确比中国人优秀。
　　“日本人年年举行国家级广岛纪念，终战纪念，靖国神社参拜等等。战争遗迹的保存，历史研究，要比中国好得多。”王选说。于是某些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就表现出了轻视和傲慢。王选常常感到这种轻视和傲慢，但她并不愿意说出来。当国人问起日本人是不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王选总是支支吾吾的，因为她不想加剧仇恨心理。
　　有的时候，轻视和傲慢会针对王选本人。一次，两个日本律师在到中国来的一路上不停地用语言“骚扰”王选。在他们看来，王选这种女人不可思议，这种女人不合日本的“妇道”。
　　一天在餐桌上，两人又开始了老话题，王选的愤怒无可压抑。她抄起一瓶啤酒，突然之间向两个律师身后的墙上摔去。啤酒瓶爆炸开来，酒花四溅。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吓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餐桌，从此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王选的“不尊重”。
　　王选喜欢卡门，喜欢李香君，勇敢、热烈。她理解女人的美中一定要有刚烈，一定要有柔肠。刚烈和柔肠的结果，是心碎。“心很痛很痛的，世间没有药可以治，痛极了，就要死掉。”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她喜欢悲剧，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对人带来的冲撞和打击，喜欢尖锐的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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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感动世界
“王选一个人抵100万的军队，王选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一个未觉醒的意识，这个民族还没有觉醒，留下一个火种，留下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受王选感动的人对王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