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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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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除了那些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对于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吴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由世界各地五十个草根基层团体联合组成，成立于1994年，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
当王选知道了史维会时，就找到了史维会的电话号码，将电话打到了美国：“我是王选，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我们在和日本打细菌战的官司。我们掌握大量日本细菌战的证据，你们史维会开会，怎么不叫上我们？”
就这样，王选和史维会取得联系，为中国受害者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1998年10月12日至18日，史维会在多伦多召开第三届大会，王选作为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的中国原告代表参加大会，并就中国细菌战受害和细菌战诉讼作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认识王选。闻黎明说：
王选在这个会上并不是中心人物。当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在北美的呼声很高，但影响最大的是慰安妇。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韩国的几个慰安妇。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张纯如和她写的书《南京大屠杀》。
王选的个子很小，双肩背着一个大包，见了人就说细菌战，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说完了就从她的大包里拿出材料分发，也不管别人要不要。有的材料是油印的，很简陋。她用英语、日语、中文在众多的陌生人里自己介绍自己。
每见一个人她都毫不吝惜地重新说一遍，每一次讲都很激动，充满激情。她的语言能力使她无论什么人都能说上话。
来参加史维会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湾两岸政府人士，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和平人士，有战争的受害者，来自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劳工，还有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会议涉及了两岸三地，在有些问题上大家还有分歧，但对待历史的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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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2）
1998年被看成是中日关系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中日关系从友善到出现了恶化的苗头。
闻黎明说：“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诉讼。王选和中国的原告们在走一条没有底的路，细菌战诉讼开始已一年多，基本上是处于无依无靠孤军奋战的状态。但他们自己不觉得。”
1998年，史维会邀请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举行报告会，王选带着筱塚良雄等侵华老兵前往作证。
报告团从芝加哥进入美国时，王选带着的日本老兵筱塚良雄、东史郞等被美国海关以不欢迎战争罪犯为由拒绝入境。虽然一再申诉他们来美国是揭露战争犯罪的证人，但还是不能入境。
王选在这次报告会上是一名演讲者，也是一名组织者联络者，还是一名翻译。
创造奇迹
在王选的努力下，史维会带着“被遗忘的浩劫”图片展来到中国，在义乌、丽水、宁波、衢州、江山、常德之间传递展出。中国的受害地又将自己有的图片加进去。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说：这是一场持久战，从目前情况来说我们是弱者，我们就是要一边打官司一边扩大影响，让对峙的双方力量能够变化，你动员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才会害怕，才会重视。
王选说：
一开始我被允许去大学演讲时，谁也不知道细菌战，我就使劲讲啊讲，讲到大家稍微有点感觉为止。……2000年4月，我到南京，去了荣1644部队细菌战基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医院，里头还保留着几栋过去的旧建筑。我和几位一起去的同伴想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于是，像喜剧里发生的情节那样，我的同伴和我走过几个街区，绕到这座医院的后面，见没有人看门，我们就进去了，认出了当时的一些建筑，进入当年的“副楼”，一层一层寻旧，那里已经改为资料储存室，没有发现任何南京1644部队及它过去的痕迹。
南京大屠杀以美丽的仪式被纪念，还有一座纪念馆，收藏着震撼人心的大屠杀的实物。但是南京没有细菌战受害者的纪念仪式和纪念物。一天晚上，我在南京市区外的南京师范大学新校园给300多名学生演讲。学生们第一次听说荣1644部队和它在南京犯下的暴行，非常震惊。不知多少学生和我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相关的知识。
可是今天就有这么多人知道南京的细菌战了。我们创造了奇迹。
中国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纪念日。
宁波是10月27日，这是宁波被鼠疫菌攻击的日子；
江山是8月18日，日军的霍乱投放到江山的日子；
常德是11月4日，鼠疫撒播日。
王选的家乡崇山村是11月18日，这是日军烧毁村庄的日子。
1998年12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细菌战诉讼第六次开庭时，王选将中国崇山村纪念大会的情景，作为法庭陈述，带给了日本的法官和民众们。
11月18日，义乌的四十六个乡镇的人们集中在崇山村。来自美国、日本、中国浙江、湖南的受害者、受害者联络会、调查会和和平人士寻着当年日军撒播鼠疫、放火焚村的路线，走进日军进行鼠疫患者活体解剖的林山寺祭奠亡灵。随着亲历者的讲述，人们仿佛听到了当年被剖腹解剖的冤魂的悲惨哀告。沉淀了56年的血泪记忆一下子复活了。
这是五十六年来崇山村死难者的灵魂第一次得到祭奠，第一次被更多的人关注。这也是义乌四十六个乡镇1070名死难者第一次被人们集体回忆，他们生前是极普通的农民、市民，是生活得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平安自足的生命，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也不为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死五十六年来没有被提及，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生命的尊严。现在他们的名字被用大大的黑体字书写，镌刻在石碑上，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五十六年后得到重生。
“田野小道上，抬着花圈追悼者的队伍望不到头，组成这个队伍的是跨越国家、民族、年代的人们的身影。写着受害村镇名字的花圈挽联在风中飘抖颤动，这个景象是永驻我心中的记忆。”王选在法庭上的描述理性而又动情，把发生在中国一个小村子的民众对往昔受害的追忆，对死亡者的祭奠，对自己寻找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强烈愿望带到日本的法庭。王选的发言有了一种象征，王选的形象有了某种抽象而形而上的意义，这个发言已经不是发自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而是众多灵魂在言说。
一个中国农民一生当中的十分钟
王晋华，崇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七十岁了，十一年前王晋华参加诉讼的时候才六十岁。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赤着脚刚刚从地里割麦子回来。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很瘦，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透亮。生活的艰难从他的衣着和家里的摆设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妻子几年前中风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王晋华在种完地之后，要回家给妻子做饭，晚上给义乌的乡镇企业糊纸盒补贴家用，或者将蔬菜挑到镇上去卖。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没出过门的中国普通农民，穿上了鞋子——一双下田从不舍得穿的黄色解放鞋，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的时候，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讲述自己家族在细菌战中的悲惨遭遇。
。。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3）
王晋华家的遭遇在崇山村具有典型意义。
日本军队细菌战攻击义乌的时候，王晋华只有七岁。当时他的四十岁的伯伯在义乌火车站做搬运工，感染鼠疫发着烧回到了崇山村的家。伯伯是家里第一个死的，接着伯母感染而死，死时只有三十八岁。九岁的堂兄也死了。伯伯一家人在五天之内全部死光。1942年11月，王晋华的叔叔王樟高也染了病，无奈之下去塔下洲找到在那里做酿酒生意的爷爷，希望找医生医治。但崇山村流行怪病的消息早为塔下洲所知，人们拒绝叔叔进入村子。爷爷无奈只好背着叔叔到一个破庙里住，当晚叔叔就死在破庙里。鼠疫没有放过塔下洲，叔叔带去的疫病引起了塔下洲鼠疫流行，结果一个村死了103人。
王晋华因为寄养在姑姑家，逃过了一劫。而同样寄养在亲戚家里的王晋荣却死了，起因竟是为了一口吃的。当时奶奶去寄养的亲戚家里看他，亲戚拿给奶奶一点点心吃，而没有给在跟前的王晋荣，晋荣就认为亲戚对他不好，一定要缠着奶奶带他回去。结果回来后三天就受感染而死。
当时崇山村人都希望逃到附近的亲戚家里去，但逃得晚了就去不了了。邻村的人都拒绝崇山村的人进入。王晋华父亲家族兄弟三支，最后只剩下父亲这一支。
王选在崇山村插队的时候，王晋华做大队长。王晋华只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去过一次上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义乌。这一次他被选为到日本出庭的代表，要办出国护照。“费了好大的力气的。”他说。他还特地去照了一次像。这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动静。
临出去的前几天，他突然不想去了，家里种的小稻要灌水了，再不灌水就要晒干了，再加上想到要坐飞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他害怕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找到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我不去了，换个人吧。”王培根说：“换人怎么能来得及？田里的小稻是你一家的生计，但诉讼是全村人的大事，哪个轻哪个重还想不清？”
王晋华出不起路费，钱是筹来的。就这样他们从义乌转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跟在王选身后，就像一群惊惶失措的小鸡跟着母鸡。
“平生第一次到法庭啊，紧张得就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在向法庭递交完诉状后，又到日本总理府内阁亚洲司外事审议室去请愿。“当时我们要求出来接见的日本官儿向他们的首相桥本龙太郞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被允许讲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我要把我们村里的整个受害情况说出来。王选在我身边用眼神鼓励我，有王选在我就不怕了，我知道就是我讲错了，她也不会翻译出来。”
接着王选带着他们到日本一些城市去演讲，每到一处都是王选将他们崇山村的话翻译成日语。
在日本六个城市的巡回作证揭露中，王晋华感受到了日本两种力量的对抗和角力。一部分人是承认历史并愿意作出承担的。另一部分人是坚决不承认历史的。在金泽，一个出了很多731部队老兵的城市，王晋华在向日本市民揭露细菌战暴行，有一些人就开着车放着高音喇叭来捣乱，喇叭的声音压倒了演讲的声音。
在另一个城市名古屋，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向王晋华跪下了，他举着父亲的穿着日军军装的照片，向王晋华道歉。他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杀过人。两种力量的较量让王晋华明白了：中国人责任重大，这段历史必须进行清算。
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一阶段是听取原告代表对受害情况的陈述，这些战争的亲历者和遗属们都六七十岁了，没有文化，平时不但没有上过法庭，有的人连远门都没有出过。让他们在法庭上大胆地发出声音，并且用准确的语言在规定时间内表达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有大量的陈述书需要写，有大量的帮助、培养、训练要做。王选希望中国农民在日本法庭上的形象是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沉稳而有智慧的。
2001年12月26日，法庭第27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晋华又来到日本。这一次他被安排了十分钟的法庭陈述。讲稿是事先写好的，他也反复练了很多遍。
“法庭里很静，很严肃，真的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我的对面就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我要从座位上走下去，站到证人席上，做十分钟的法庭陈述。”王晋华说，“我开始讲话。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看到听众席上的人都很认真地听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崇山村死气沉沉连鸡叫声都绝了的情景，我想起小时候听到鬼子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听到鬼子来了就躲到地里的生活。我记起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敢穿白的红的衣服，怕太显眼招鬼子。想到我一个个死于鼠疫的亲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乡，谁请你们来了？真是欺人太甚！我感到了愤怒。我突然明白我是带着愤怒来日本的，今天我要把这个愤怒吐出去，我就不怕他们了。”
记者在崇山村采访，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的老人走上来，递过来一张名片：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崇山代表
王 锦 悌
住址 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邮编：322000
电话：（0571）5791×××
记者发现，崇山村有名片的农民不在少数。他们见到记者或者关心细菌战诉讼的人就会主动走上前，递上一张名片，然后端着一张充满笑意和谦卑的脸，眼睛望着你，等着你发问。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4）
王选称他们为“世界名人”，他们长着一张世界人都认识的脸。王锦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名人”，他多次到日本出庭、演讲。
在他的家乡上崇山村，他是最积极的调查分子。今年七十一岁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名重炮炮击距离测量员。现在他的炮兵才能用在细菌战的调查和细菌战纪念馆的修建上。
在上崇山村村头的山墙上，立着一块红色琉璃瓦的牌坊，上面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图。被日军焚毁的房屋，黑色字体书写的死难者名单。图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青山绿水犹记悲剧；下联是：立志图强不忘国耻。
在村庄最显眼的位置上，村子最高处房屋的青黑色为基调的飞檐下，刷着一块鲜红的标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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