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土改-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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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西的宁武县，没收大汉奸的土地万余亩，房院2500余间，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和居住。
　　另据承德、隆化、围场、滦平、平泉、丰宁等6县的不完全统计，农民在1946年5月间已从大汉奸及恶霸的手中获得了85000亩的土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清算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
　　所谓清算，就是在敌伪时期受尽压榨凌辱的农民起来向汉奸和地主阶级算帐，具体地说主要是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等三个方面。清算租息，是指地主在正租以外对农民的额外剥削、在敌伪时期所加的地租以及通过高利贷盘剥从农民手中夺去的财产等。清算霸占，是指汉奸、豪绅、地主在敌占时期依仗反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中强行掠夺去的土地财产。清算负担，是指敌伪时期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无理负担（苛捐杂税、各色摊派、劳役等，有许多是地主转嫁给农民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6）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各个老解放区都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参加这场斗争。各地从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入手，控诉他们的罪恶，清算奸伪*凌辱，清算奸霸贪污霸占，清算地主转嫁的敌伪负担，清算黑地等。由于那些汉奸恶霸地主多年的为害早已超越一乡一村的范围，所以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声势浩大，是一场村与村联合、城乡联合、各阶层联合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华中解放区在1946年初1个半月中就有40万群众参加斗争。仅江苏省淮安市就有3万群众控诉公审两名大汉奸。热河省承德市万人控诉32名作恶多端的汉奸。河北省武安县（当时属太行区）城内一批大的汉奸地主，曾借助日寇将战前收租的18斤斗改为24斤斗，加重盘剥，转嫁负担，1942年增加土地1000余亩，迫使六七千户农民流离失所。这次武安召开的诉苦大会，3000余人联合对地主清算。晋察冀区的大同县125村联合进行反奸斗争。
　　经过这样一算帐，就构成了地主对农民的一大笔负欠，除了付一些现款外，大多得靠出卖土地来清偿（或直接以土地来偿）。这样，农民就从地主手里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在大多情况下又取得了地主书写的契约）。
　　另外，有些农民还通过向地主购买、地主无偿转让等途径获得了土地。
　　与孔府说理
　　在反奸清算中，新解放区还在继续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组织佃农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佃户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如山东曲阜县大地主孔府的万余佃户世代受剥削，减租运动中佃户们想与孔府作个总的清算。但经过上级农会和政府反复说明政策，佃户要求只依法退回1945年的租粮。1946年3月25日，10000名佃户按村编队，进城说理。他们高呼：“只有减租减息，才能提高生产，交租交息才更有保证。”他们向孔府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百户（孔府任命的佃户管理者）”，“禁止奉卫丁（孔府自己设立的类似于警察的机构）打人骂人”等13条要求，并事先派人通知孔府。
　　当代表们说明来意后，孔子后代孔令煜甚表同情，派代表答复：“大家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孔府不合世界潮流的地方，必定快改”。经佃户和孔府双方谈妥，即共同去县政府立约签字。事后孔令煜一再向众人表示：“万人行动井然有序，实前所未见闻者。”曲阜的知识界也反映：“共产党和农民并不抹煞历史，既减租又无损于圣人。”
　　对形势的不同认识
　　面对着急风暴雨式的农民土地斗争，社会各阶层有各种反应。地主、恶霸进行疯狂的反抗，他们暗杀农会干部，在干群之间、群众内部挑拨离间，破坏土地斗争和果实的分配。他们不仅在农村散布变天谣言，欺骗、恫吓农民，而且跑到城镇中制造舆论，诬蔑农*动是“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听了地主的话也恐慌起来，也说农民“弄得一塌糊涂”。
　　对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党内也产生了不同认识。大部分亲自领导或经历农民土地斗争锻炼、了解农民要求的干部表示赞同农民取得土地，希望中央按照实际情况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一部分干部在抗战胜利以后盲目乐观，对内战的形势估计不足，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他们拘泥于1942年的减租政策，不敢触动地主的土地。也有部分干部只看到农*动中出现了侵犯中农，果实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轻信所谓农民“搞错了”，“搞槽了”的论调，认为应退到1942年减租政策所允许的范周之内。还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没有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害怕和憎恨农民的斗争，也故意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7）
在这种情形之，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方针，不坚决支持农民起来夺取土地革命行动，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迅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有可能造成根据地的混乱。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内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也需要党及时改变土地政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付严峻的局面。
　　“五四指示”
　　为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46年5月4日，会议在延安召开，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等中央领导，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会前先下发了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胡乔木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任弼时首先发言。他说：“华北和华中各地农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如果按照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办法，目前运动中许多地方妨碍了中农利益，对富农和中小地主斗争过火了，是‘左’了；但是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若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又右了。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中央是否批准。我建议，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康生说：“减租清算运动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没收汉奸土地，是比较少的情况，主要是清算。结果，地主把土地折价给农民，但有各种偏向。这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是否批准农民的要求，同时提出各种政策，是大家要仔细考虑的。”
　　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地进行。土地问题的方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
　　林伯渠说：“耕者有其田是我们党早已确定的目标，现在，是该实行的时候了。”
　　徐特立说：“我也赞成现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薄一波说：“这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讨论稿），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实际上群众已经做了。有了这个文件，‘左’的错误可以减少，特别是党内思想可以统一起来。”
　　邓子恢、黎玉也都表示同意向各解放区发布《*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8）
最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主要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　　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
　　（二）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三）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
　　（四）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常平分下去。旧式富农实际上要侵犯一些的，新式富农则不应侵犯。
　　（五）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
　　（六）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更能巩固地团结他们。
　　（七）暂不宣传耕者有其田，仍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将来一定要宣传。
　　（八）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与此不同，应该是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口号，工人与厂方共同订出生产计划，做到原料足，成本低，产品多，销路广，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解放区的工厂，不论是公营的，还是私营的，利润必须比国民党区域高才行，否则，解放区外面的资本家不来。只管工人眼前的、片面的利益，不顾资本家乃至公营工厂的死活，那是自杀。这个道理，希望各地同志切实说明。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因是这一天是5月4日，所以简称“五四指示”。
　　五个“不要害怕”
　　“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应做到五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不要害怕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而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五四指示”还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五四指示”规定了十八条具体原则和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土地斗争中，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应“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9）
第二，鉴于当时内战尚未全面爆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所不同，采取的群众已经创造的许多办法，对于地主的土地，除没收和分配大汉奸的土地外，农民获得土地的其他方式在形式上都是有偿的，如佃农优先购买地主在减租后自愿出卖的土地；地主为了能抽回二、三成土地自耕而自愿给农民以七、八成土地’（因为减租后保障了佃权，地主不能随便抽地）；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以偿还经过清算斗争后对农民的负欠等等。
　　第三，决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该设法退还和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第四，对待富农和地主要有所区别，“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太重”，“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否则就“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
　　第五、保护工商业。对于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工商业，“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开设的工商业除外）。“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
　　第六、区别对待地主的不同情况，反对乱打、乱杀。“除了当地群众要求处死的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在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外，一般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以减少反动派方面的借口，不使群众陷于孤立。”对于抗日军人和抗日干部的地主家属，对于在抗日时期与我们合作而不*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也就是使他们避免受斗争。
　　第七、团结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规定“对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争取和平*的统一战线。”
　　第八、对不同地区，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亦应谨慎办理，不能和中心区一样，以免造成红白对立及受到摧残。但在情况许可的地区，又当别论。”
　　“五四指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即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也就是由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政策转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政策。它坚决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全面地阐述了党的政策，把群众的要求和党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应看到，《五四指示》具有某些不彻底性：它顾及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口径，文件上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并从当时国内形势出发，照顾抗日干部、军人、烈士的地主家属；允许他们多留一些土地，保留一部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