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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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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4）
由于我在南京大屠杀发生50周年（1987年）之际，为侵略战争中的日军的不人道行径作了证言，所以其后便受到右翼的威胁和攻击，作为这种迫害的衍生物，受到起诉。但是事实应该澄清，应该引起人们的反省。即使因反省感到痛楚也不可畏缩，不可掩盖历史真相。
颂扬《君之代》，号召为天皇而死的死亡之歌，现在依然活在虚伪的日本爱国者‘虚构派’的心中。赞歌中充满着草菅人命的思想。”
东史郎进一步表示了要改正过错必须反省过去，歪曲历史是耻辱的，要与否认历史的人作坚决斗争，为正义而战，并要求中国人民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裁定。他说：⑤
“不反省过去，对现在的加害也视而不见，至今受军国主义毒害的职业军人集团——偕行社一伙和虚构派叫嚷说：‘东史郎玷污了皇军的名誉’，对我提起诉讼。侵略中国，干出不人道行径，时至今日连反省都不做的人，有什么名誉可言？
这场审判的幕后人物之一森英生（原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中队长）对我提出反驳说：‘战争是使用武力的政治的延续。袖手旁观会关系到自己的生存，是不得已而使用武力’。（京都新闻人权宣言###上的发言）他是一个主张国际问题不是通过外交谈判而是以武力解决的军国主义一分子。他还抗议说：‘归根到底，东史郎的目的是否定战争和打破皇国史观。为此，他试图抹杀日本军的真实情况。’所谓日本军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大叫着‘建立王道乐土’、‘东洋和平’口号进军国外，梦想当东亚盟主、统治亚洲。这就是日本军队的真实情况。他还公然声称：‘只要是抗日民众，即使没有上司的命令也应以敌人论处，与之战斗（杀死），这是理所当然的。’（见《中日新闻》1993年5月23日）手无寸铁的民众是不会和有武器的日本士兵打仗的，是毫无抵抗的中国人惨遭杀害了。
正是至今有这种思想的审判幕后人物——原中队长森英生唆使战时的部下桥本光治，把他推上原告席，让其起诉我。
我将与军国主义者的不正当起诉作坚决的斗争。
歪曲历史、不知何为耻辱、缺乏国际感知的政治家们无知愚昧的发言，以及‘那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捏造的’等无耻谰言还在继续流传。如果法院和审判官迎合大放厥词、不思悔改的政治家作出不公正判决的话，我将诉诸世界舆论，要求世界审判。
为改正过错必须反省过去。为此，我要为审判而作斗争。
老兵犹存，壮心不已，为正义而战！”
东史郎先生要为“正义而战”的言行，使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他不是在家养孙作乐、安享晚年，而是不屈服压力和打击，坚持伸张正义。其实，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共同事业中，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战友与勇士。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也在会上指出： ⑥
“世界所注目的是一个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原日本兵，自我反省、忏悔杀害了中国人，从‘日本鬼子’变成了‘人’的86岁老人，如何不被日本社会接受，受到怎样的遭遇。这是个涉及到当今日本、日本的司法以及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问题，《东史郎日记》案审判的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因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典型、最残暴的一个事件。否定了南京大屠杀，就是彻底否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暴行。”
多么深刻的言辞与透彻的剖析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史郎日记》案的实质所在。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捐赠会上的情形：当会议主持人周福龙主任宣布，由东史郎先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东史郎日记》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首先将五本《东史郎日记》拿了起来，捧在手中，弯着腰，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面前；其次，又将三枚勋章捧起来，再次虔诚地递交与我；最后，他与我共同展开那面又黄又旧又破的日本军旗，旗长125公分，宽89公分，旗面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大字，还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亲们为勉励他打胜仗而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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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5）
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频频按动手中的照相机，镁光灯闪烁，记下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随同捐赠的，还有一批纸质证书。这些证书有：日本赏勋局总裁下条康磨，于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给陆军步兵上等兵东史郎的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证书、勋八等白色桐叶章证书及壹仟叁佰元证明书，以及上述两枚勋章的纸质证书，一份编号为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号，另一份编号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号，上面均盖有“赏勋局总裁印”红色印章。从编号数字上看，当时得到这种勋章的侵华日军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勋八等白色桐叶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颁发给东史郎的编号为第二五八四九号银杯证书，上面印有田中角荣的亲笔签名和 “内阁总理大臣印”鲜红的印章。
那张东史郎的银杯证书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颁发的，那年正值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竟然来了两手，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一方面又给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发证书以示抚慰。从一张纸中，映出了日本当局的实际心态。
捐赠日记时的东史郎，应该说其心情不错。除了可从他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看出来外，还可从他在一个长27公分、宽23公分的黄底金边的纸牌上，亲笔题写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日友好 东史郎”的硬板纸牌，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举动上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一定能够胜诉。
我拿到这些东西后，仔细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们的模样。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是一枚上部为绿白相间的绶带、中间坠有黄色的金至鸟鸟形状、下部为两只盾牌、两把军刀和鸟翅形状的奖牌。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上部为红白相间的绶带、下部坠有白色桐树叶形状的奖章。还有一枚###事变从军纪念章。
当我手捧日记、勋章和其他文物时，心情既激动又复杂。虽然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我望着纸质微微发黄的日记，陷入了沉思。我想：这应该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同时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会后；我再度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昭示世人——“东史郎日记”捐赠纪实》的文章，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捐赠的情况：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虽然有点旧，有点破，但人们全都以不同寻常的目光看着它。
10时许，日记的主人、原日本侵华部队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三中队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亲手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日记同时捐出的，还有东史郎的3枚勋章及他曾经用过的日本军旗，他要将它们作为那场不义战争的罪证，昭示世人。数十名记者，用镜头、相机和笔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跟随部队侵入中国，从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后又杀回河北，接着又“扫荡”了徐州、武汉、襄东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宁波、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记是1937年9月开始写的，一直记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计2000多页37万多字，详细记录了那段时间他的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次捐出的日记，一部分为战时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则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国时重新抄写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军军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
因为东史郎作战“英勇”，1940年日本陆军部颁发给他3枚勋章：“功七级金至鸟勋章”、“勋八等白色桐树叶章”、“###事变从军纪念章”。其中，金至鸟勋章为每600名侵华士兵中只有一人能获得。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6）
基于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他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由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今天，他又将这些重要物证交给中国，日本右翼势力知道后肯定会再一次攻击、危害他，但他不怕！
捐赠仪式上，满头白发的东史郎言语铿锵有力，神态坚定。他再三地向全体与会者表示着对侵华战争的忏悔之情，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体中国人说着“对不起”。
在仪式上，面对着白发苍苍的捐赠者东史郎，面对着如此珍贵的文物史料，面对着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新闻办的领导，面对着众多媒体的众多记者，我代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态，一定要保管利用好这批历史的见证物，充分发挥它的史料、实证和历史教育的价值。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让一个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亲自告诉全世界：1937年，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决定立即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要出版书籍，首先要取得版权。
我们分秒必争。仪式刚一结束，我立即将东史郎先生请进纪念馆贵宾接待室，直截了当地向东史郎提出了我们的想法。
不知东史郎是早有思想准备，还是为刚才的捐赠仪式所感动，竟满口答应放弃一切版税（费）要求，并愉快地用毛笔，在一张长 米、宽 米的宣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下了授权书，大意是：⑧
我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个期间，记录了战场上真实的日记，诚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意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在战场上使用的军旗、勋章一同赠送贵纪念馆，同意翻译出版东日记。
日本京都府丹后町 八十六岁 东史郎
一九九八年八月
这是东史郎对我们的信任。望着未干的墨迹，我心里暗暗地在想。
决不辜负东史郎的信任，成为我发自内心的一股动力。
版权有了，如何筹措出版经费呢？
我打算把它和选择出版社一并考虑。
我主动找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因为该社此前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一起，共同翻译出版《拉贝日记》，对此类书籍有着较高的政治热情，我作为该书的历史顾问，参与部分工作，彼此间有着愉快的合作经历。此外，我还得知，该社经济实力雄厚。
果然，闻讯后，该社徐崇文副社长（现为总编辑），立即率领章俊弟博士和负责版权工作的俞惠洵小姐，来馆里与我磋商合作出版事宜。
当我提出东史郎虽然将中文版权授予本馆，但馆方没有任何经济要求，只要能将书保质保量地早日问世，并赠送一些书作资料留存即可。
该社如此轻易地拿到了该书版权，他们没有想到馆方会有如此合作的姿态。尽管如此，该社里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担心书出来后，市场不好销，风险太大，建议最好找个单位包销一部分书籍。还有的认为应像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那样，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并只印5000册，以降低可能出现的亏损风险。
面对不同的声音，该社社长赵所生、副社长徐崇文没有退缩。他们凭借多年来在出版市场上磨练出的特殊判断力，毅然决定独立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而且全部精装版，不出一本简装版。
说实话，我也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捏了一把汗，因为中文版《拉贝日记》出版时，虽然有政府资助，但还是出了部分简装版。况且当时东史郎的名和事虽然已经在媒体上披露，可是东史郎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特别是还有不少中国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他。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东史郎日记》案的二审、三审败诉，以及中国国内声援东史郎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竟然一印再印，共出版了25万册。有人说，一本书可以救活一个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虽然不需要“救活”，但创造了一个奇迹，名利双收。后来，该社曾几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最多的一次就有1000册，凸现了强社的大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7）
江苏教育出版社迅速组织了以杨九诠主任、章俊弟博士为主的编辑力量，聘请了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部分教师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教授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老师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分工是明确的，但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他们在该社招待所摆开了“战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挑灯夜战，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一丝不苟地翻译着。由于《东史郎日记》是老式日语，很多词汇与现代日语有差别，他们就集体讨论，攻克一个个难关，不放过一个哪怕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也应邀加入了该社编撰《东史郎日记》的行列，以历史顾问的名义开展工作。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一有意义的事，但馆里的工作缠身，难以天天置身其中，只能“两头跑跑”，好在距离不远，也很方便。
为了对东史郎负责，对《东史郎日记》负责，对担任的历史顾问角色负责，我还是安排了当时已经退休，但留在馆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专门坐阵江苏教育出版社指导，帮助处理在翻译中有可能遇到的历史问题。
在翻译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东史郎日记》中记述的地名是否准确的问题。当年东史郎在侵华战争中，跑了很多地方，在战场上时间紧迫，来不及将地名反复核对清楚。他又不会汉语，只能按日语平假名中的汉字来书写地名。加上事隔近60年，很多地名已经改动或消失，连地图上都找不到。
面对这道不大但也不小的难题，怎么办呢？
对历史研究有经验的段月萍副研究员，跑到南京市地名办公室，借来《地名录》等资料，又找来河北、天津、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徐州、武汉等地的新老地图，反复作分析比较，为东史郎把关，对读者负责，弄清一个个地名。例如，东史郎在日记中写到在河北的子牙河参加过战斗，但在现使用的河北省地图中，已找不到子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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